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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回顾你们那一代诗人时，我注意到一个颇为悖谬的现象。对你们来说，80年代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诗歌记忆。但对那个时期的诗歌写作，北岛、杨炼等不约而同做出了拒绝的姿态。北岛对国内读者至今还念念不忘《回答》这样的诗歌感到厌烦。至于杨炼，我听翻译家叶廷芳说起过，杨炼认为他那个时期写的诗歌，根本就不能算诗歌。而在国内读者的眼里，还有在相关教材里，被认为是你们这一代诗人代表作的，还是那个时期的朦胧诗。
欧阳江河：我们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人，会感觉现在的生活与那个时候是脱节的，甚至可以用光年的距离来计算，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活了两次。诗歌的1980年代，那时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气氛，就像我前面和你说到的，和现在的消费文化截然不同，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立的。隔着这么遥远的空间回头看朦胧诗，会有很复杂的感受。你在往前走的时候，回头看自己也会觉得比较奇怪。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能理解北岛、杨炼他们的感受。
但不管你肯定朦胧诗也好，还是否定它也好，那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它掀开了新诗写作的一页，没有这个掀开，新诗发展会推迟好多年，后面是不是这样都不知道。它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意义，它也给语言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反抗新华语体方面，它的贡献不可低估。但这三十年，中国的语言发展太快了，以致于诗人们可能会觉得朦胧派时期的语言都落后了。但不管怎样，朦胧诗鼓动并唤起了很多人投入到诗歌创作中。我本人的诗歌理念其实与朦胧诗很不同，但我是因为朦胧诗的召唤而走上诗坛的。
傅小平：当然，北岛、杨炼他们的拒绝，拒绝的或许不仅仅是那一时期的诗歌表达，其中未尝不包含了意识形态抗争的意图。
欧阳江河：那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用一种意识形态语言来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语言而已。事实上，诗歌里面有意识形态的影响一点都不可怕。真正要反思的，倒是抗拒意识形态的那种刻意为之的姿态。总而言之，我想说，就让北岛、杨炼、顾城、舒婷成为往事吧！
傅小平：朦胧诗派以后，诗歌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在九十年代，你和王家新他们和于坚、韩东等诗人还有过一个争论，焦点集中在如何评价80年代第三代诗歌，以及朦胧诗后谁是诗坛主导力的指认上。现在看，这场争论并没得出真正有建设性的结论。当下的诗歌写作，其实谁也不能成为谁的主导。这反映出新诗经验的复杂性，也难怪对其评价会出现两极化的倾向。一些诗人，还有汉学家顾彬认为，新诗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季羡林有过“新诗基本上是失败”的评价，韩寒也曾在博客上表示“新诗没必要存在”。你对此有过一番激烈的回应。
欧阳江河：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就说这一老一少都没有资格谈论新诗。季羡林只是够老够有名气，他对文学本身做出了什么贡献呢？韩寒他就是个大男孩，他也没有资格谈诗。这些话被媒体一渲染，便引来激烈的反弹。实际上，对新诗该做何评价，我一点都不关心。是好是坏，它都放在那儿了。它也不可能被韩寒说的那样“去掉”，问题是他去得掉吗？一点都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想说的是，最好的诗歌是大家共同的语言财富。你怎么评价它都没关系。它是好是坏，也不是像由谁来当我们总统一样由投票选出来的。你只要对比一下老子韩非子那个时代的语言，体现了那么高的文学水准。然后再看看，我现在的语言，那些党派宣传的语言，那些讨好选民的语言，那些用于经济预算的统计学语言，那些报道语言、教科书语言、硬件或软件的程序语言、数位语言，这些语言里有文学吗？有诗歌吗？诗人所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努力，加入到对语言形态的塑造中去，延缓一下语言退化的速度。这不应该被看成是对时代的僭越吧。
傅小平：但不能不接受的一个事实是，现在铺天盖地都是那些非诗的语言，而且也很少有人在阅读诗歌,也就谈不上受到诗歌的影响。
欧阳江河：实际上，我也不关心这个问题。我不关心我的诗歌有多少人在阅读。就我而言，我不可能为获得更多读者，而让自己的写作去迎合读者。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在排斥这些。而最复杂意义上的诗歌并不是为了交流而存在的，它是反交流、反理解的。因为思想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可以被稀释、被大众化、被流行的东西，最高意义上的诗歌保有这种思想上的特质。当然，如果说诗歌希望有更多读者。那在我看来，有多少有效读诗的人，比有多少人读诗更为重要。
傅小平：回到诗歌可读性的问题上来了。现在很多读者反映读不懂诗歌。
欧阳江河：诗歌是你一定要读懂的吗？好的诗歌，它不是一个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归纳量化的东西，它不给你一个答案，也不通向这个答案。他还包含了对可读性的挑战。或许它是可读的，但再往前走那么一点点就不可能了。有时候，它只给你一种语言的感受。这就好比音乐。比如某个音乐家的四重奏，你听不懂有什么关系，它就是打动你。再比如，鸟儿在歌唱，你能听懂它在唱什么吗？你能做的只有联想。然而，从人化的角度去理解鸟语，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它打动你，让你沉浸在莫名的感动里了。又比如，鱼在水中游，你能不懂这有什么意思吗？但它让我深深感动了。很多时候，最美的最神秘的事物，它就是一个发生，无须你去弄明白它确切表达了什么。我们不会因为听不懂鸟的歌唱，看不懂鱼的游泳，就不去听鸟语，就不去鱼游了。可我们何曾给予过诗歌以鸟和鱼一样的特权？
傅小平：换个角度看，以听的方式来感受诗歌、理解诗歌，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在听诗朗诵的过程中，你首先关注的不是诗歌本身，而是朗诵者声音诉诸于你听觉的直接印象。好的诗歌，它的节奏感、韵律感，它的撼人心魄的力度或超凡入圣的宗教性力量，会引领你进入神秘而又真实的诗歌语境。有了这样一种听的经验，你再去读诗歌，一定会有很不一样的体会。遗憾的是，与诗歌相关的那种广阔、空灵的诗性情境正在慢慢消失，读诗更多成为一种默读。即使是诗朗诵，也倾向于挑选所谓能读懂的，朗朗上口的诗歌，实际上是在变相地迎合听众。
欧阳江河：诗歌文本历来是文字文本，和作为潜文本的声音文本的联合，朗读是把潜文本展现出来的唯一途径。在我们国内，朗读的传统可能有所消解，但在国外是一直延续的。而且小说朗读显然没有诗歌朗读，那么受欢迎。我记得有一次在德国参加顾彬和王蒙的对谈，那时王蒙卸任文化部部长不久，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也就十二个人，有关诗歌的活动，参加的读者会多出很多。
说说我在国外读诗的经验，读者听不懂你在读什么，但能感觉到汉语诗歌的音乐性。所以特别受到欢迎。这次朗诵会，你也注意到，主角其实不是我，是一些听众用普通话、四川话和上海话轮流朗诵我的诗歌，这让整场朗诵会变得非常特别。所以，通过这样一种朗诵，诗歌可以走向大众，去叩开一扇扇沉寂的心门。
傅小平：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国内诗坛上，专业的诗歌评论非常少见。倒是以评论小说为主业的评论家，偶尔客串一下评论评论诗歌，也曾造就像“打工诗人”现象这样的奇异景观。实际的情况是，对小说有所研究的人，未必对诗歌很有感觉。而不少这样如法炮制出来的诗歌评论，充其量也只是评论者出于自己的需要，做了合乎自己知识经验和理论诉求的解读而已。
欧阳江河：对于诗歌评论，我并不关心。我可以说说阅读。爱德华•萨义德曾说过一种对位阅读法，我很赞同。比如，我们读康德，我相信谁也没法得出结论说，这就是康德。因为，原本就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康德，而只有我们理解意义上的康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读出怎样的康德，只取决于我们的立场、理解、感受、创造，乃至我们的教条。把所有这些都放进去，你有多深刻就能读出多深刻的康德。反之，你有多浅薄，你也只能读出多浅薄的康德。就像音乐里的琴键，它就那几个，但任何弹奏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是对位的，你弹奏出来的只能是你自己的理解，无非有或深刻、浅薄，或恰当、荒谬的区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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