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国外的诗人：杨炼、王家新、北岛

　　旅居国外的诗人：杨炼、王家新、北岛

　　柯雷（荷兰）

　　漂泊及其文学表现贯穿古今，无所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范例古有楚国漂泊诗人屈原，他被楚王逐出郢都，流放于乡野。在当代中国，也有一些以漂泊为主题或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诗歌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文学作品中，这个词有多种表达方式，如流散、离散，漂流、漂泊，海外、异乡等。①

　　1989年，杨炼正在澳洲和新西兰访问，离开中国已近一年。本部分的主要讨论对象北岛当时身在德国，他本来是要远赴美国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在欧洲西北部停留数月。诗人多多的故事和杨炼、北岛的经历有得一比，他6月上旬阴差阳错搭上了在北京离港的一个航班。多多的离开是应邀参加在荷兰鹿特丹举办的国际诗歌节，以及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的研讨会，他的行程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定下了。之后，这三个诗人都改变原计划，驻留海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有许多中国大陆诗人移居海外，比如张真、严力、张枣、江河、贝岭和顾城(此排序大致按时间先后)。在这里将杨炼、北岛和多多相并论，是因为他们三人的故事有相同之处，三人均曾广泛游历，旅居多国，之后又分别定居英国、美国及荷兰，现在均已成为有外国国籍的公民。多多于2004年回国定居。

　　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多诗人长期旅居或定居国外。本文讨论的诗人王家新，在1992-1993年间旅居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新旧世纪之交，相继离开中国的诗人还有京不特、雪迪、胡冬、宋琳、翟永明、欧阳江河、黄翔、孟浪和肖开愚等(此排序大致按时间先后)。有许多旅居诗人以驻校作家或教师的身份，靠文化界和学术界的社会关系生活。

　　20世纪90年代，《今天》杂志在国外复刊，编辑遍布欧陆各地，从大陆出来的诗人的作品出现在杂志上。新《今天》面世后，最初的撰稿人多为旅居海外的中国大陆作家，但作者范围很快扩大。像旧《今天》一样，新《今天》刊登小说、戏剧、批评、诗歌等文体，一起为《今天》工作的，多数是诗人，比如北岛担任主编，从这方面看，《今天》继续保持着与诗歌的亲密关系。严力在纽约创办的《一行》(始于1987)，以及贝岭的《倾向》(1993-2000)，是另外两份有中国根系的外刊。贝岭和孟浪致力于通过《倾向》与国内非主流写作保持联系。

　　在大众和学术话语中，离开自己的国土，是否仅仅意味着身体发生位移，或是一个人即使在家也和在别处一样会突生“无家可归”之感，再或者是主动摆脱旧地和集体身份之后而产生的距离感?如果只是身体的位移，那么这种位移必然是出于经济需要或处境原因吗?所有的漂泊都是被迫接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吗?是否总是迫于无奈，还是罗伯特·爱德华兹所说的“强制和意愿的叠加”?漂泊与幸福水火不容吗?用萨义德的话来说，漂泊经历是否总是不堪回首，抑或它能变成一种舒适安逸，甚至是受到青睐的生存方式?漂泊是否具有创造潜能，甚至可能是任何形式的原创性?我们把漂泊问题引入文学，引发了另外的问题，如大卫·贝万所言，其中一些问题是类似于女性文学之类的周边话语类别。比如：漂泊作家会自动创作漂泊文学吗(女性会自动创作女性文学吗)?身在母国的作家有可能书写漂泊文学作品吗(男性有可能书写女性文学作品吗)?如何将读者纳入关于漂泊文学的定义之中?漂泊文学有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

　　保罗·塔里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谁来定义“漂泊”这个词。这种观点既适用于“漂泊”这种行为，也适用于“漂泊文学”这个概念，特别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漂泊”在范围和影响上都更加宽泛。有鉴于此，我们与其对“漂泊”这一概念加以限制或概括，不如好好考虑其定义选项及它潜在的包容性。同样，将某些文本或作者看作本质上的漂泊文学或漂泊文人，倒不如侧重考察作为个体的读者在“漂泊”意涵被阅读出来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②

　　在下面的第一部分中，我采用约翰·格莱德所出的理论框架，来审视杨炼、王家新、北岛这三位诗人的海外经历。在第二部分中，探讨的是这三位诗人诗歌中的相关主题。漂泊和流散一词在含义上有着明显重叠，但在这里，我不想将华语流散文学、构成民族身份或文化身份的“中国性”作为研究对象。我赞同威廉·萨弗兰、汤姆·齐斯曼、玛丽·吉勒斯皮的观点：流散比漂泊具有更加浓郁的社会构成内涵。流散更多与血统方面的人脉网络有关，他们处身于海外的不同地域，不论得意还是落魄，强大还是弱小；而漂泊一词更多强调的是“不在祖国”，孤身飘零。③

　　本文的撰写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为了杨炼、王家新和北岛，我希望厘清附在他们身上的“漂泊”这个众说纷纭、饱受争议的标签。在国外，漂泊常常会给诗人蒙上一圈英雄的光环，不管他们本人接受与否。在国内，情形则与此不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物质或心理原因，国内诗坛和国外的汉语诗坛几乎中断了往来。这种情形，直到长途电话及网络变得普及之后才有所改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当今中国诗界，国内诗坛和国外诗坛一直在争论“谁更真实”，在争夺布迪厄式的“合法性”的身份。张真是一个有趣的“中间者”案例，她在1983年自主出国，20世纪80年代末，她意识到，一些来到海外的中国诗人认为她的海外中国诗人身份名不副实。④

　　张真的故事是很多个个体故事之一，她的经验，使任何简单的内外二分法变得复杂。

　　其次，涉及中国诗人在海外创作的诗歌的接受问题，在这方面，传记法和史学法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里，我采用的是与此前类似的研究方法，来解读杨炼、王家新、北岛的诗歌，希望借以与主导性研究方法相抗衡。大众媒体和非专业读者常常对诗人的个人履历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但由于诗人的履历会被自动视作体制化压抑的产物，因此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化的履历。新闻媒体和外国出版商都知道，苦难比象征主义更有卖点，因此他们经常对此推波助澜、大肆渲染，忽视文学文本本身的精妙之处，让这种偏见更加明显。

　　北岛的双语诗集就是类似的这样一个例子。他的诗集《距离的形式》(Forms of Distance，1994)的译者戴维·亨顿在引言中写道：“众所周知，北岛是目前中国在某个方面最杰出的文学发言人。”诗集《开锁》(2000)的封底简介上也有类似的文字。

　　北岛的声音是一个诗人的声音，他的话语常常充满诗意，他的部分作品中确实有一些政治性因素，尽管它们在先锋诗歌置身其中的高雅文化小圈子以外没有多少人欣赏，但把这些因素当作他的身份属性之一种，就是颠倒是非。这种做法也是无视北岛过去30年间的文学履历，以及他关于自己诗人角色的言论。事情的逻辑顺序应该如下：首先，他是一位诗人；其次，他的诗人身份偶尔会让他有能力——根据中国传统诗人观念，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他的义务——以诗歌的方式表达意见。⑤

　　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中再次回到这个问题，集中讨论杨炼、王家新和北岛。当然，我也会放宽视野，关注其他一些来自中国的诗人们的经历和作品。比如，在国外生活了15年之久的多多，是公认的漂泊诗人；而像王家新这样到底是不是漂泊诗人还有待商榷的例子，也不止一个。但关于多多和他的漂泊经历，我另有论及；而王家新的案例则因存在争议而颇为有趣。⑥

　　一、旅居国外的中国诗人

　　约翰·格莱德使用的“漂泊中的文学”的定义，规避了“漂泊文学”这一概念的一些有争议的方面。格莱德主编的一个论文集收录了一些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就像杂凑而成。他所谓的“漂泊中的文学”的定义是，人在祖国的疆域之外创作的文学，以身体位移为出发点。格莱德跟约翰·斯帕勒克、罗伯特·贝尔的研究方法异曲同工，都是关注作家的身体漂泊经历如何影响其写作风格及表达方式。在斯帕勒克和贝尔编的论文集中，阿德里安娜·阿什撰文，有力地反驳了这样的偏见：与小说相比，诗歌不适于表现漂泊生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与格莱德、斯帕勒克和贝尔采用类似研究方法的，有奥利弗·克兰梅对新《今天》作者们的分析，以及王宏志对在美留学时期的闻一多的研究。⑦

　　我这里对“漂泊文学”的定义，主要是看文学文本是否将漂泊经验或“漂泊”这个概念作为关注的重点，不论作者是在何时何地创作了这个文本，也不管作者的生平经历有哪些。因此，第二部分探讨的问题是格莱德未曾重点关注的，包括漂泊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漂泊作为(现代)诗人的基本心态——因此也是现代诗歌的基本素材。但首先，让我们来探讨格莱德的关于漂泊中的文学的六个维度。

　　(一)情境

　　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炼的作品在国内都一直存有争议。最近有人说，杨炼是旧《今天》的共同创刊人，这个说法并不确切，但在1980年出刊的最后两期《今天》上确实有杨炼的作品。⑧从那以后，他也成了朦胧诗的中坚人物之一，而朦胧诗在之后几年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引发争论的中心话题。1986年，他游历中国香港和欧洲，1988年8月携妻子友友赴澳大利亚访问六个月，之后前往新西兰。1993年，他以新西兰公民身份第一次回国，从那以后便定期回国探亲访友。

　　克兰梅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杨炼更倾向于用“漂泊”来形容自己。⑨

　　比如其个人网站的中文部分用“漂泊生涯”来表述自己的文学经历。或许，他曾与自己作品的外语译者商量，在英语和其他欧洲语类的文本中继续用“exile”及它的同根词。关于这一点，杨炼当时发表在报纸和期刊上的大量文章、他个人网站的英语部分，都可以为例。1994年，这一对谈的中文版在国内发表，篇名为“漂泊使我们获得了什么?”正文中的用词也是“漂泊”和“流浪”；但在杨炼的网页上，后来又用“漂泊”一词引用其中文篇名。概而言之，杨炼经常称其漂泊生活境遇为通常的和具体意义上的“放逐”。事实情形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漂泊”标签有时会越来越掩盖一个人真正的经历。2000年，杨炼的双语诗集《死诗人的城》出版，封底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他的作品1983年遭禁，从那以后他作为新西兰公民过着漂泊生活。”这样的文字简直相当误导读者。当然，作者和译者不必为这些广告性质的简介文字负责。⑩

　　最后要提一下杨炼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表现：他在出国后创作的诗歌和半小说(semi fictional)散文中使用了“漂泊”一词，比如行文强劲的《鬼话》(鬼话，传统上的意思是“谎言”)。北岛和王家新亦是如此。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我们将探讨这方面的文学文本和作家生平之间的联系。(11)

　　北岛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他当时是《今天》的主编。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岛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几次出国，1987-1988年间以杜伦大学驻校作家的身份旅居英国。1989年，他赴美国和欧洲旅行。2001-2005年间，他几次短期回国探亲，第一次是由于父亲病危。在《给北岛》(2004)中，食指回忆了北岛的一次探访：(12)

　　分手时，你转身离我而去的一瞬
　　一阵风把你的衣角高高掀起
　　将带着单薄的你去异乡漂泊
　　放不下的牵挂令我连夜命笔

　　北岛似乎不太着意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与杨炼相比，曝光率不高。像杨炼一样，北岛也自称为漂泊诗人，但“漂泊”一词几乎毫无例外地将他的诗歌政治化了，他常常也因此感到沮丧。1989年，在接受张穗子的采访时，北岛把中国文学未来走向粗略地划分为主流文学、非主流文学、海外文学三类。1990年，他应邀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文化中心写了一篇自传体文章，标题是《一个漂泊者的回顾》。这样的例子还有其他一些。(13)

　　王家新旅居国外的情况不像杨炼和北岛那样可以清晰界定。王家新紧随以《今天》为阵地的早期朦胧诗人(包括杨炼和北岛)之后出现，算得上是年青一代诗人中的老前辈；或者，从另一个历史或评价角度去看，他是《今天》诗人群中的晚辈，因为他在武汉学习期间便与他们有了联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家新移居北京，在颇有影响力的《诗刊》杂志任编辑，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颇有名望的诗人。在《诗刊》社的工作中，也在他和唐晓渡合编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1987)之类反响挺大的诗选集里，王家新为年轻的先锋作者们发表作品提供了重要帮助。(14)1990年，王家新离开《诗刊》。像杨炼和北岛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王家新也希望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他在1992-1993年间旅居英国两年，也类似某种退隐，因为离开《诗刊》后，另谋一份新的、有意义的工作极其困难。

　　王家新并没有说旅英生活就是“漂泊”，但国内一些先锋诗人，如沈浩波、伊沙、宋晓贤、唐欣等，都曾激烈批评他谋求“漂泊诗人”身份的做法是不适当的，伊沙甚至用“伪漂泊”一词来总结王家新的这段经历。他们对王家新的憎恶之情可能来源于王家新的写作习惯——他在写作中几乎只援引外国名家，在文学上把这些人视作自己的精神同类；还有，他在1994年发表了一份以“漂泊命运”自诩的诗歌声明；1997年，他在诗集自序中还有这样的自我描述：

　　总是在路上。总是奔波、滞留，无助而又无望；总是来到终点发现它不过是个起点；总是在词中上路，又总是永无归宿；总是在本土与异乡之间。

　　这本诗集名为《游动悬崖》，暗指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主人公在返乡途中遭遇的多种危险之一，是西方文学传统中漂泊者的原型。该书的开头几页中，有这样一句箴言：“当你归来你将成为陌生人”，王家新借此来表达自己1994年初回国时的感受。他的早期诗歌，如1990年的《帕斯捷尔纳克》，以及旅居国外期间所创作的诗歌中，都时常出现“漂泊”二字。关于“伪漂泊”的指控，是沈浩波、伊沙等人在1998-2000年的“民间”和“知识分子”论争中针对王家新的恶意讽刺的一部分。处于“知识分子”阵营的他已经成为来自“民间”这些“闹事者”的众矢之的。(15)

　　(二)出版地

　　格莱德的第二个问题是：作者是否通过体制内或私下渠道在本国发表作品?还是与国外出版商合作?20世纪90年代初，经常刊登他作品的新《今天》是海外刊物。同时，如任中杰(Jacob Edmond)所言，杨炼仍在国内发表作品。199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杨炼的长诗《太阳与人》和宇峰的评论组成的合集，1998、200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推出了杨炼作品全集。任中杰将1998年出版的杨炼全集视作杨炼“与中国主流文学市场的再度联姻”。任中杰论述道，1994年，杨炼和友友的散文合集面世后(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国内对杨炼作品接受程度的增加已显而易见。同年，杨炼的另一本中文诗集由中国台湾现代诗社出版。数年来，杨炼诗歌的译文已经发表或被收入在多个语种的刊物、书籍中，在国外多次出版发行，有一些是双语对照版本，包含中文原作。(16)

　　北岛的出版经历与杨炼相似。2003年初，北岛的散文集、诗集由南海出版公司和百花文艺出版社相继出版。虽然这两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内容有所调整。学术界、批评界也乘机纷纷发表关于北岛诗歌的评论文字。两本书封面内侧的作者简介中，都写到作者旅居国外，并且列出了他早期出版的几本书的书名。多年来，北岛一系列让人深深铭记的中文诗作和诗集，都是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出版社出版的，在其他国家也有多种译本，其中一些是双语书籍。人们还记得，早在1978年，北岛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是非官方的，1983年，他第一次正式出版的书是双语本(由杜博妮编译，Cornell大学出版社发行)。(17)

　　1992-1993年间，王家新旅居国外，他在国内的出版活动相对较少，不过作品可以正常发表，与其他先锋诗歌相比，也不算特别“敏感”。1993年秋，上海的《南方诗志》上刊登了王家新作品专栏；1994年他回国后，《诗探索》也有类似做法。在国外，除了期刊和多作者合集等外语出版物，Wellsweep出版社还推出了内含王家新双语诗选的计算机软盘，由凯喆安译出，以及王家新汉语诗朗诵的录音。(18)

　　(三)主要目标读者

　　首先要说一下，这三位诗人从未改用外语进行诗歌或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因此，他们主要的目标读者一直是汉语读者，即中国大陆读者。同时，他们在其他华语环境中也都有作品发表。不过，北岛、杨炼和王家新这三人，从他们的文本质地到作品接受，无不表明他们隶属于中国当代先锋诗歌，不论他们的作品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到达本土读者群的手中。另外，对王家新而言，他在国外的曝光度有限，与北岛、杨炼相比，想要获得外国读者的关注，不是那么实际。

　　1990年，宇文所安在关于北岛1988年的英译诗集《八月梦游者》的书评中，思索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诗人在写作时就已经考虑到翻译的问题，为方便日后外语译本而有意采用“可替代性”词语来写作?因为《八月梦游者》，学者兼乐声称，当代汉语并不适合诗歌写作。毋庸赘言，宇文所安的书评所显露的对于原作者和译者的创造性设想，让我很难理解，尤其因为宇文所安自己是一位顶尖的翻译家。就像兼乐对于(汉语)诗歌之(不)可译性的简单化看法，只要对当代汉语诗歌有所了解，就很难把他的断言当真。反正，像兼乐说的这些大而无当的话，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类。有讽刺意味的是，早期时，北岛曾争辩说，中国古体诗因为形式约束而“难以表达比怀旧和离别更复杂的情感”，北岛的话刚好在另一维度与兼乐的论断形成了对应。(19)

　　假设确实要怀疑北岛和其他中国诗人是否在为外国读者而写诗，或者他们的语言是否有与生俱来的“非诗性”，那么参照格莱德的模式，我们就需要意识到，这些中国诗人的困境，很显然与他们的行踪履迹无关，因为《八月梦游者》基本上是北岛漂泊之前的作品。即使把他1987-1988年间旅英经历也当作漂泊生活，也还依然如此，尽管他当时尚未经历真正意义上的放逐。在《八月梦游者》中，北岛详细描述了自己起初对1985-1986年文艺“黄金年代”的狂喜之情，还有后来的失落和厌倦。(20)

　　(四)(五)东道国的生活方式和语言

　　格莱德模式的第四、五维度比较了东道国和祖国在生活方式和语言方面的差异。在生活方式上，格莱德提供的尺度范围从大致相似(德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到显著不同(匈牙利与奥地利)到完全不同(苏联与美国)，再到有天壤之别(索马里与法国)。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对于三位诗人来说，其东道国抑或几经辗转的东道国的生活方式都完全不同于中国；在语言方面，也可谓天差地别。这就使得他们继续从事汉语创作的决定在情理之中，特别是由于他们在出国前与外语的接触很有限。在早期出了一些中文作品之后，李笠主要用瑞典语写作，最近才把自己的诗歌翻译成中文。李笠的诗人身份在中国认可度不高。

　　(六)重返故国

　　格莱德称，重返故国是最动情的一个维度。他提出来的问题是，如果作者完全有可能回国的话，那么他们是接受还是拒绝呢?

　　对于王家新来说，重返故国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别无选择。综合考虑到生计、政治身份和移民程序等问题，他若想继续留在英国或其他国家生活，难而又难。再说了，王家新本来计划的就是在国外延期居留，而不是永久定居，所以，他“接受”回国与否这一选择根本不是问题。

　　上文的讨论说明，杨炼和北岛的境遇与王家新不同。自1993年起，杨炼虽持有外国护照，但已能自由回国探访。1998、2003年杨炼在国内出版的很像全集的书，似乎暗示着他回国继续文学生涯的可能性。当今已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先前许多离开中国的人也已经回国，有的是中国公民，也有的是作为外国公民，其中包括多多。然而，杨炼拒绝重返故国。因此，是否能够像汉英双语诗集《大海停止之处》封面上那样把他的生活状态叫作“被迫”，这一点有待商榷。当然这些讨论也不是要对杨炼的漂泊身份提出质疑。

　　2003年，北岛有两部精美诗集在国内出版，但是，实际情形并不非常乐观，比如，后来国内出版的“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丛书，并没有选入他的作品。

　　第六个维度如何区分作家的漂泊身份呢?按理说，一个作家“最漂泊”的处境就是，他希望重返祖国，但被拒绝。其他几个维度的判断方式也与此相似。回归原先的地理、宗教、文化、语言群体或“家”的欲望越强，实现心愿的阻力越大，两方面的关系就越紧张，象喻意义上的和实际的多维距离感就越强烈，在漂泊道路上就走得越远。这里，关键词是“距离”。在一个人的体验中，只要此时“此地”意味着远离彼时“彼地”，那么只有当“彼地”出于某种原因淡出视野或消失不见，距离之苦才能终结。如此看来，漂泊相对的痛楚与人已不所在的“彼地”相关。因此，漂泊常常与乡愁相关。依据对格莱德研究中“维度”的这一解读，可以说，一个人最遥远的漂泊旅程莫过于离开祖国，进入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且无法回归，虽然继续以母语写作，但作品却不能被原来的读者群读到。暂且不论个别作家的个体经验，抽象而言，实际上外国读者群并不是漂泊作家心目中希望面对的本土读者群(这里暂且不论个别作家的个体经验，只是抽象而言)。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种境遇的孤绝。

　　漂泊的不同形式

　　一言蔽之，杨炼和北岛旅居国外“漂泊”时间较长。因此，不难理解李典为何称北岛为“当代中国漂泊诗歌的脸”，杨炼《》一书的简介又为何写着“与北岛等人并存于世的中国当代主要漂泊诗人之一”。(21)根据李典的论述，北岛试图以此谋生，并且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汉语漂泊诗人。

　　漂泊状态的复杂性使得对漂泊个案的“真正”本质、“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判断显得棘手而微妙。(22)尽管如此，我们也能看到，王家新没有杨炼和北岛那么“漂泊”，这里有多重原因，比如他背井离乡的时间相对短暂。可话又说回来，王家新的旅英经历，中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加上王家新关于国外旅居生活的自述，都证明他在1992-1993年间算得上是漂泊中的诗人。对于王家新这个个案来说，我们尤其需要谨记塔柏里所说的漂泊的多元性和动态本质。(23)

　　我认为北岛、杨炼、王家新是适合漂泊诗人的身份的。接下来，我将探讨这三个人诗歌中的漂泊特征。这并不是为了给这三个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贴上终极的或独有的“漂泊”标签，而是希望获得一种可能的、有意义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