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歌中的漂泊
撰写本文的初衷是想要研究北岛的作品。因此，虽然只是探讨他的一小部分诗作，但与对杨炼、王家新作品的分析相比，对北岛诗歌的解读更加详尽。杨、王二人的作品也值得讨论，不仅仅因为其创作质量上乘，还因为他们两人和北岛在某一方面有所重合——三位都是旅居海外的诗人。下文引用的诗作多半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位诗人在诗中处理漂泊经验时有何不同呢?漂泊会给个人生活造成伤害，这种伤害，可以粗略描述为一种四处弥漫的失落感，最广泛意义上的失去“家园”、失去自我，甚至失去生活本身。(24)虽然如此，亲身经历过漂泊的作者和评论者也能发现，漂泊经历能给文学创作供强大的创造潜能。
比如，塔里的书的中心论点是，古往今来，漂泊人士为东道国的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而持久的贡献。萨义德在《反思漂泊》一文中不遗余力地驳斥了美化漂泊的做法，转而强调漂泊的损害，但他也还是认可漂泊潜在的创造力。《反思漂泊》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漂泊生活经验，而非其文学表现，他的理论构想涉及数百万个并不是知名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普通漂泊人士，但这还不足以平息伊恩·布鲁玛对“后殖民理论使漂泊概念贬值”这一状况的批评。与这里讨论的话题相关的是，萨义德和布鲁玛都注意到了漂泊在现代文化产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约瑟夫·布罗茨基对漂泊海外的恐惧感未加掩饰，但也指出漂泊能够激发文学创作。悖论在于，漂泊者远离母语之源，他的母语体验反而得到了强化。贝万附和萨义德的说法，指出漂泊对个体的伤害与它给个体带来的创造活力能够两者共存。与此相似的是，根据欧阳桢的说法，dépaysement(法文，含被根除或迷惘之意)既是灾难也是机遇。
苏珊·苏雷曼主编的《漂泊与创造力：路标、旅者、局外人、回望》一书和迈克尔·汉纳主编的《漂泊中的创造力》一书对关于漂泊和创造力的讨论大有裨助。前者出自《今日诗学》1996年特刊，在文中，作者明确地提出了漂泊能否激发创作活力这一问题。《漂泊与创造力》一书中收录的文章对此给出了响亮而肯定的回答，指出经历着背井离乡的人在文艺创作上有着独一无二的距离优势。撰稿人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得出的结论是：“疏离是一只救生箱”，漂泊“不仅仅是灾难，也是一种文化享受”。《漂泊中的创造力》一书揭示了二战和冷战之后“漂泊”这一概念的拓展：如今，除高调的漂泊知识分子以外，“漂泊”的范围也包括数量空前的无名难民和无家可归者。书中也讨论了漂泊经验激发的创造力不仅体现在文学语言上，也体现在其他媒介形式中。(25)
在中国，文学创作和评论家也将漂泊看作一种积极的文学生产力。确实，他们对个体的苦难扼腕悲叹，对从中国或其他地方出走的漂泊作家——爱德华·布朗将苏俄文学视为一例——遭遇的具体问题发表评论。漂泊作家除了远离母语，还面临很多其他问题：作为对手的正统鼓吹者突然缺席；西方文学的商品化、商业化和媒体化，破坏着他们初获的表达自由；作为作家的社会价值也消泯于无形。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高雅文化日益受到市场化和社会边缘化的交互影响，但这个问题已经与中国漂泊诗人的命运休戚相关。(26)虽然如此，面对如此逆境，杨炼、北岛等人，却发现漂泊经验提升了他们操控创造性语言的能力，让他们跌跌撞撞地闯入了新的创作领域。程光炜、顾彬、杨小滨、李欧梵、一平、张枣、李典等学者均曾表示，海外经验在整体上丰富了中国文学和汉语文学。(27)
在下文将要详细分析的诗篇中，诗中的言说者和主人公是否会被等同于现实中的作者本人，这不是笔者关心的主要问题。但是，笔者在尽量避免让诗人生平左右对其诗歌文本之解读的同时，如果也刻意遮蔽偶尔出现的作家经历和文本的叠合，就会是勉为其难的形式主义，所以下文使用男性人称代词。
(一)杨炼
对于杨炼的诗歌，向来不缺乏评论。除了杨炼诗歌译本中译者们睿智的导言和后记文字外，杨小滨、林幸谦、任中杰、钟喜莲、唐晓渡和陈志锐等都研究过杨炼的作品，也都详细阐述过漂泊及其相关概念。(28)
1990年，杨炼出版了两本双语诗集，译者是陈顺妍，其中一本名为《漂泊的死者》，书中收入了杨炼1988年出国之前的部分诗作及后来的诗作。
在这里，需要稍稍岔开一点儿话题。显然，杨炼的这个诗集表明，漂泊生涯是他个人诗歌写作的催化剂。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北岛、王家新等诗人身上。但同时，这也是知识分子和文化圈中的一大趋势：理想破灭，高雅文化热冷却，文化领域商业化。除了之前到的诗人，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者们也在20世纪80年代纷纷到海外去。
话题回到杨炼。诗人1989-1990年间的诗作中频频出现胎儿或新生儿意象；类似特征在杨炼后来的作品中屡见不鲜。西敏曾写道，杨炼对死亡的痴迷使其诗集《无人称单数》变成了“病态的单调”(29)。也曾有一度，杨炼的诗歌中流露出盛气凌人、浮华夸张的气质。关于这一点，评论者们各执一词。杨小滨觉得杨炼的宏大文辞富有创造性，因为其追求不朽、神性的文本与写作的历史、人性局限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林幸谦指出杨炼的“热血”风格不一定有助于其作品的成功。(30)
《漂泊的死者》一诗的开篇部分包含一个题为《漂泊之书》的文本，以相对平静的沉思来处理漂泊经验：(31)
《漂泊之书》
你不在这里这笔迹
刚刚写下就被一阵狂风卷走
空白如死鸟在你脸上飞翔
送葬的月亮一只断手
把你的日子向回翻动
翻到你缺席的那一页
你一边书写一边
欣赏自己被删去
像别人的声音
碎骨头随随便便啐到角落里
水和水摩擦的空洞声音
随随便便移入呼吸
移入一只梨就不看别人
一地头都是你
在字里行间一夜衰老
你的诗隐身穿过世界
《漂泊之书》延续了杨炼对死亡和病故的、被毁的、残缺的、遇害的身体意象的执迷，如第一节中“葬月和断手”，第二节中“骨头和骨”。然而，这首诗比杨炼别的诗作都沉静内敛，诗中涉及缺失、消失、空虚、无意义、疏离、孤独、藏匿和漂泊经验，一如其题目所示。
这一切出现在一种想象的、超现实的、徒劳的写作过程中，贯穿于整个第一节，一直持续到第二节的末尾。另外，在第二节第一行，在一首关于写作的诗歌中提到“声音”，使人联想到朗诵，但这里的朗诵并不具有个体表演的独特性，反而“像别人的声音”。“你”和写作行为休戚相关，这里出现了一种至关重要、生死攸关的认同关系。“你”是因为“你”写作而存在，反之亦然，一方的缺席或消失意味着另一方此刻的无能或终结，在此时此地的漂泊中(“这里……这些笔迹”)。(32)“向回翻动”“日子”的“断手”体现了一种挽回“你”在场的过去时光的尝试，而写作行为仍然意味着“笔画”将继续留存，不会被刮除。但此时此地的漂泊，没有出路，因为“你”最终回到你缺席的那一页上。
关于后一行的其他解读有，蓦然回首，漂泊使过去丧失了功能，甚至抹杀了过去，位移打乱了人在“彼地”本来能维持的连续性感觉，但从“此地”到“彼地”的物理距离表明，那种感觉只不过是幻觉而已。所以，过去既很重要，同时也可望不可及，变成了不可靠的甚至非常可疑的东西。结果，“你”在“字里行间”变老，那诗句本可以周游世界，可现在却要躲避非母语读者甚至所有读者，抑或被藏起来。“你”和“书写”之间彼此认同的过程颠沛流离，同病相怜，拓展了漂泊和书写的关联。(33)第一节倒数第二行的“书写”呼应现代汉字“书”，意为古汉语中的“书”，这一细节强化了漂泊和书写的同一性。诗歌题目的英译是“The Book of Exile”，但这样就衍生出了另一译法，即“The Writing of Exile”(漂泊的书写)或“Writing Exile”(书写漂泊)，哪怕是仅仅出于学术的严谨。
(二)王家新
1994年，臧棣曾撰文描述20世纪80年代末如何引导和催化了王家新的诗歌创作。欧阳江河的文章《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1993)一文也是这个话题中的类似一例。除了臧棣，对王家新作品中的漂泊等相关问题有过评论的评论家还有程光炜、陈超等。由于王家新的知名度不及杨炼和北岛，尤其在国外鲜有人知，所以在探讨其诗歌中的漂泊因素之前，这里先介绍一些背景。(34)
虽然先锋诗是多元的，但也可以概括出朦胧诗和许多年轻诗人的作品之间大致的差异，“世俗”派作品尤其与他们大相径庭。在“崇高”派那里可见丰富多彩、晦涩难懂而又令人神往的意象，但富含隐喻的词语绝不会出现在“世俗”派作品中。笔者也曾指出，韩东诗歌中寥寥无几的意象，是他的怀疑和去神秘化诗学观念的一部分，作者自称厌恶诗歌的宏大本体论，提倡为反讽和日常生活的“琐屑”现实留有更大的余地。
虽然王家新的诗歌中几乎没有怀疑和讽刺，但以上关于意象的判断也完全适用于他的诗作。在他几首最好的诗歌中，显见的隐喻可谓寥寥无几，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他整体上倾向于哲学性沉思，严肃内敛而又壮志满怀，甚至庄严肃穆，与早期西川、莫非的风格接近。他也曾被划入“知识分子写作”阵营，与陈东东、欧阳江河一起，并与张曙光、孙文波、肖开愚等20世纪90年代“叙事”诗人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几乎无法将王家新归入任何一个先锋诗歌中的诗人群体或潮流。他的作品以安静、流畅的语气和沉郁的氛围而著称。《欧罗巴的秋天》(1993)是他漂泊时期的一首优秀诗歌：(35)
《欧罗巴的秋天》
秋天来到欧罗巴
在海滨度假的人们踏上归程
温暖的天空现出倦意
秋天来到欧罗巴
飘零的落叶中，总有人
在公园的长椅上悲伤地读着什么
也总有人，在伦敦或巴黎的街头上
踩着狗屎
总有人在一个薄暮
被肖邦的夜曲找到，也总有人
出门去发一封永不到达的信
总有人在新学年开始时到汉学系注册
也总有人，在骤起的西风中
押上了雪莱的诗韵
秋天来到欧罗巴
总有鸟儿起飞，飞向南国
也总有人在心里描画另一种旅程
总有人无端端地想哭
也总有人，再次来到同一家酒吧
等待奇迹
而我和秋天一起启程
和秋风一起，从英格兰渡过海峡
因为大地的空荡，也因为
那从地铁入口飘来的吉他曲
而成为巴黎的最后一名失眠者——
当旅馆斜对着墓地
祖国在我的身体里下雨……
这首诗中的漂泊与杨炼诗歌中的漂泊完全不同。虽然“代表性”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但《漂泊之书》和《欧罗巴的春天》显然分别是他们两个有“代表性”的诗作，这再度醒我们，漂泊只有经由诗人之手才能生成诗歌，而且，是以不同的书写方式。杨炼、王家新两位诗人的区别，主要在于似真性。在杨炼的诗里，漂泊带动紧张动态的想象；而在王家新的诗里，漂泊出现在局外人看似“现实”的生活场景里，确切地说，诗中主人公是一个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体验者。他们与异乡环境的关系是含糊不清的：从日常生活中的痛苦——悲伤、狗屎、永不到达的信——到音乐和文学的慰藉。虽然言说者的视角并不自动与作者个人经历联系在一起，也不能说因为原文的语言是中文，所以言说者的视角就是中国人的视角，但他是整个欧洲的异乡人，而不仅仅是伦敦或巴黎的异乡人。鸟儿南飞，让异乡人渴望旅行——渴望回家?旅馆房间这个假的家的窗外是墓地，这最后一行是在暗示客死他乡。“祖国在我的身体里下雨”一句中，漂泊因素变成了一个明确的“漂泊标志”，也让人回想起多多的名诗《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的最后一节：(36)
秋雨过后
那爬满蜗牛的屋顶
——我的祖国
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王家新在英国创作的另外几首诗中，漂泊因素同样明显，至少是诗中显然含有漂泊之意，在“异国”“哑语”以及“漂泊”等相关词语中。且看组诗《另一种风景》(1993)之第一首散文体短诗《英格兰》的开头和结尾：
空无一人的英格兰，无论你走向哪里，唯有天空相伴随……当它变得晦暝时，他正好应和了一个漂泊者灵魂的哑语……(37)
下面引用的《布拉格》(1993)中的段落更加强调漂泊经验，性质上几乎变成了关于“漂泊”的说明文。在这里，与多多的《没有》(1991)形成共鸣：
漂泊的人把祖国带在身上
没有祖国，只有一个
从大地的伤口并进出的黄昏
没有祖国
祖国已带着它的巨石升向空中
祖国仅为一瞬痛苦的闪耀
祖国在上，在更高更远的地方(38)
另一组散文短诗《游动悬崖》(1993)中包含一首与《欧罗巴的秋天》最后一句相重复的诗：
《泥土》
当你想家时，不是雾伦敦，其实是你的祖国开始在你的身体里下雨；不是雨在倾下，是你身体中的某种泥土在向下坠泻：它几乎就要使你瘫倒下来，以触及到死，和那失去的大地……
这是一生中最为无助的时刻：泥土在拉你回去。而你向谁求助?——在雨的无休止倾斜中，你愈来愈沉沦于那些使你更加晦暗、更不可挽回的东西……(39)
《泥土》又一次带着明确的“漂泊标志”：“想家”和“祖国”。同时，“你身体中的泥土在向下倾泻”和“拉你回去”两句表明了王家新发掘想象的潜力。意象的运用，使得本诗的风格完全契合王家新的多数作品，因为意象不是现实的替代品，而是与上述“现实”场景的自然结合，发生在体外的雾伦敦和倾盆大雨与体内的祖国和泥土之间。诗中的“漂泊标志”和作者的个人经历，使“泥土”召唤了另一个“漂泊标志”原型，即“乡土”。因此，《泥土》安静的力量来源于文学的精妙。换而言之，这首诗描述“漂泊”的方式不是直言表达，而是含蓄地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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