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历过这样乏味的年代,见面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吃了吗?”那是一种由饥饿感衍生出来的集体无意识。现今更尴尬的情形是,贫穷不仅仅意味着物质的窘匮,还意味着一种尊严在社会学视野里的缺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犯罪率的上升,同外来打工者的涌入,正常地画上某种等号式的联系。贫穷的接近,被纳入一些人字典中,与愚昧、下贱、嫉妒、窥视、盗取等诸类不体面词语有关的亲戚范畴。对贫穷的谨慎和提防,正来自于对差别感的认同和维护。但毕竟我们曾有过共同的耻辱记忆,城外田地里的野菜和国营商店里的廉价食品,乃至统一标准的制服,占据了我们生命的一长段岁月,那些天然的同情和悲悯情感依然长存于我们灵魂深处。可经历时光洗礼后的偏见,总是扭曲着一部分人的眼光。我们不能称之为蔑视,只能承认距离在心灵与心灵之间已经造成的显而易见的隔阂。贫穷不再是一种可触知的境遇,而是一块鲜明、刺目的印记。
也许,回避、忽略、遗忘是内心最好的抵御之盾。这是生活满足者的鸦片。刘震云在写小说《温故1942》时,被巨大的悲凉感牢牢摄住。整个世界都可以对邱吉尔的一次普通感冒给予空前的关注,但没有一个人理会在同时发生的河南三百万民众倒毙于饥荒的惨剧。贫穷和封闭,使得三百万人的生命变得微不足道,连历史也容不下一小块墓地,轻率地被从人类记忆中剔除掉。这几乎每天都发生在地球各个角落的悲剧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也有另一种人,他们对贫穷是主动认可并投入的。我有一个在成都各个大学附近靠卖盗版磁带为生的朋友。他的生活轨迹有一定戏剧性。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成都郊县一所学校。上班报道第二天,他就被当地的荒凉和闭塞吓得跑回省城,开始了贩卖打口和盗版的生活。起初,日子过得很滋润。据说他的打口是成都卖得最好的,还发展了全国邮购业务。不清楚是未曾实现的梦想始终在心底发出诱惑的笛音,还是物质生活的繁复让人空虚,他一直过得很压抑和灰暗。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苇草。正是思想使得这棵苇草感受到了自己的重量。终于在97年的一个下午,他骑车从猛追湾附近经过,突然被灵魂深处升起的一道光亮唤醒,于是他果断抛弃眼下的生活,大量时间用于继续旧日理想的哲学思考。居无定所的漂泊开始陪伴他。他说他是自愿如此的。拥有货币让他烦躁不安,而一无所有时他才感到真正的勇气。所有微薄的收入,很快换成成堆的旧书。贫穷,使他变成一个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十分纯粹的人。我和朋友们都叫他“行走的苏格拉底”,因为他的理想是能够在死去之前写一本关于苏格拉底的、让自己满意的书。
选择这种有勇气生活方式的人很多。且不说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度过的两年陶渊明式幽居生活。我记得一位并不出名的法国作家梭维斯特,在《屋顶间的哲学家》一书里,以近乎白描的手法,记录了身边发生的许多穷人的故事。他们贫穷,但他们并不感到命运捉弄的悲苦。相反,对生活的热爱、对品德的恪守和对尊严的敬畏,让他们的生命充满平等、朴素的诗意。我们还会记得梵高著名的《吃土豆的人》,那些笼罩在傍晚昏暗光线下粗陋、安详的表情,那些隐藏在笨重家具和简单晚餐间无言的克制,曾真切地感动过我们。
关于贫穷,我们没有必要给定一个概念性、类别化的武断结论。对一些人而言,是命运的遭遇;对另一些人而言,是理想化的生命状态。人们选择现实的态度回避贫穷,同时选择审美的态度亲近贫穷,足见我们的内心有多么矛盾。选择贫穷并等于选择人生的灾难。简单地活下去实在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挑开物质丰足与贫匮的假象,我们还需要不时检讨和反思生命是否过得有质量,是否人道主义的平等和大爱还充盈着尚未枯萎的心灵,以及我们对已经消逝日子永不背叛的记忆。
至少我们得承认,生命可以单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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