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有好多次梦见过我的残骸……
——题记
人的影子跟着人走是正常的，符合物理现象的。但我们曾经居然为了摆脱自己“不好”的影子去换个环境生活，好像这样换换地方，挪挪位置，“不好”的影子就从此扔下跟不上了……事实是这种影子正是你永远摔扔不掉的另一种人的形象。
关于一九七七年，现在大媒体都邀约出“成功型”的人物在拼命回忆，演绎着文革后他们考上大学，走入学府，成为一代精英和一代栋樑的“成功秀”。在中国，媒体就是秀场，一场场推出“秀才”。
我没有值得回忆的“成功”案例，但我的记忆永远忠实于历史真相，从来不会去作事后的补饰。
我根本不知道，早在几年前因为谭元亨的事件，我的档案里多了一份“不干净”的材料：作家谭元亨没什么事了，而我却开始了懵懂的“政治生涯”。所以一九七七年的恢复高考，我是不允许参加的。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我在湘潭锰矿出了大事故，从此落下了骨折后的残疾，多处骨折中最为严重的是胸椎压缩性骨折，省略对这场事故的故事性叙述吧，最后我也半懵半懂地接受了来自政治的和身体的折磨，潜在家里养伤写诗。
诗，当然是我的雪上加霜，谁谁谁都可以也可能指责我专门写一些不能发表的“诗”；老婆为此也费尽心思帮我订了不少当时正开始复出的文学刊物，让我学着写些可以发表的文字，而我偏偏很驴倔，根本不信那些让我呕吐的东西。而且当年我还没有扎实的学养和理论，说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道理，所有人都为我失望。也引起所有企图“发明”我的人开始设计我。只有不知任何真相的母亲会在我告别之时说：“儿子，当工人还是有福气的，学点本事一辈子不会丢丑。”
也是，但湘潭有我的“阴影”，要摆脱它的机会来了，老婆被她父亲的内迁政策照顾回到了她父亲当年进藏前的工作地长沙，她说她先走，让我设法打报告调往长沙。七十年代的最后日子我与人对调，终于进入长沙，并开始重新接触水处理工作。我想尽快学会技术，以便在工作单位站稳脚跟，另外和岳父母搞好关系，以便真正地走进这户高干家庭。
还是政治阴影和我执意要写的那些东西，刚去长沙没多久老婆和我吵了几场后决定扔掉我！
那时离婚可不怎么好听，吵闹之间连累了我同车间的两个女同事，说我和她们有“不清楚”的勾搭关系……婚离成了，四周的人也被污染了，与我有“关系”的同事也纷纷调离原岗位，去其它分厂避嫌去了；那一年是八十年代初，我欠下了天下最难偿还的人情大债！
必须说明白的是整个青春期即将完结时，被我不会操作的人弄得一塌糊涂，十分狼狈。所谓狼狈为奸，还得有一狼一狈呀，我自己又做狼也当狈，没有人愿意接近这类怪兽，名声极不好听。另外还加上“此人政治思想问题严重。”过去的影子是这样，现在！喏，看到了吧，他还搞地下刊物——《九星》诗刊。
喜欢新诗写作的人还是有那么几个的，当年一家属子弟叫陈明，他是在校学生，天资聪明，他父亲是我们一个水厂的支部书记，住在我们宿舍区，陈明同学少年而风华正茂，有空就来我摇摇欲坠的“家庭”串门，带着他抒情意味极优雅的诗和小说稿给我看，在他眼中我是个很好的师长，他把株洲的同学刘波以及诗作介绍让我认识和阅读……一来二往，加上单位有两三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哦，陈明还联络了湖南师大的一批爱诗的学生，《九星》诗社在我取了名后，真正在一次湖南师大自发的集会上成立了。刘波和陈明当然是绝对的骨干和铁杆，而且当年的文学氛围十分浓郁，长沙、株洲等地方有不少被新潮启蒙的诗歌狂热青年，我们居然用刻钢板的最陋的手段出了几期《九星》诗刊，这般穷酸的事也让我们快乐得不知所措。
最终是学生在毕业分配时出卖了我，为了“卖”得个好“价值”，学生中还有个女生编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地下活动”。一开始对她们的出卖，我们很气愤；气愤之余我百思不得其解，多么单纯的学生为什么会陷害人呢？当时一直没多去追思，我也被找上了麻烦，单位上的党委为我专事几场会议，在工人中间出现地下非法刊物是件重大案子。
当年我被没收了不少书刊和写作资料，最让我记住的是到我家来翻东西的一个愚蠢的保卫干部说：看书看了这么多，怎么会不反动？又不是技术书籍，一个工人看得懂这些书？
一个人出什么事，也是要符合环境，或者符合风水；譬如我只是偷工业器材，它就不让人惊诧，或者我的单位是文化系统的，至少我读了什么书也不会搜缴……一个人尤其不能出点离谱的事，尤其有政治阴影的人，此人档案里有“不干净”的纸，那就顺其自然当上了“反动分子”了！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我事隔不久，又在鳏居之中悄悄地诗写了……。真是鬼迷心窍！我被“诗”迷了心窍。
陈明考上北京的学校去上大学去了，此后他一直在北京读硕攻博地直到读完书分配在社会科学院。
前两天遇上他的一位好友，也是当年就从陈明嘴里唸叨过我的文学密友，他是北大的博导叫李杨。他说，陈明现在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呢。我说你既知道他那也认识刘波了。他说我们三个人在湖南是同学，当年他们常提及你的，陈明还说过你对他的人生产生过重要影响，说你是高人。
啊！这些曾经毕业于《九星》诗社的人物，现在居然在中国文化的当口有了一种新的主张，了不得了，且不评说“新儒家”学说有什么东西，但足见湖南学人如何了得。
诗，让人走进文化思考。当然，那要看什么样的认知，今天的网络诗歌我不太看好的。令说。
补充一句九十年代我的语录：“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一种美德！”
我表彰自己是由于没有认真去记恨记仇，我好像顾不上去记这些狗屁事件，伤疤满身，疼痛已逝；总是在“犯错”。我想我如果真有政治上的反动纲领，那我是个“人物”呢？我还不够圆满的政治头脑——以我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形成，只是一个被诗唤醒灵性的人。仅此而已……
但屡次打击，让我提前开始了对诸如前述的思考，我开始有了“独立”性和分辨能力。但诗句天天在写，也免不了被社会上活动频繁的文学青年邀约。一九八四年的时候在一批人的热血沸煮中成立了“东方文学协会”。（口气好大哦，当然当时不会意识到什么，只是已经认定了“东方”的意义。）
即使我不愿意领头，我也是这批人的精神人物；大家常常聚会搞文学讨论活动。完了，又出事了……民刊一出来，安全局的人就开始追寻我，我开始胡乱出走。那些年，我的许多外地的朋友，譬如上海诗人孟浪，什么北京写诗的周国强等人他们一出了什么事肯定牵涉到我；我和他们实际联系并不多，但只要有过交往或联络，那就非得清查一回，况且前面我“交待”了我的“影子”，这个影子我就从来没有摔掉过，直到今天！
八十年代是意识渐变的过程，偌大的中国船只积重难返，有时候中央的精神已经普照而地方仍然死守陈陋的行政恶习；如果法律确认人的犯罪有前科案底，肯定是以事实说话的。但是一个人一旦有了政治阴影也成为一种永不消褪的案底，这可是中国的文革政治一大发明！也许我切身体验了这个伟大发明，深知这种阴影的恐怖效果。整个八十年代我就没有安安静静地有过长时段的读书创作的生活，别人的文革早已结束，我的“文化大革命”仿佛成了我的梦魔……它会在我忘乎所以的时候发生事件。这样说好像蛮了不起了，那我是个“人物”了？但又并非“人物”。
知青时代，我被划入“知识青年”……有知识的一代人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这可不是忽悠，而是一个伟大号召。八十年代后期，因为我没有文凭，找个“再教育”的地方也没门。我究竟是什么身份不由我知道。安全局接二连三追查我的行踪，那么我应该有些什么纲领下的活动，可惜我什么任务也没有，我一不来自台湾，二不来自“冰山上”，我真不知道安全局要找我什么茬子？写诗真的可以推翻一个如此稳固的政权吗？或者说我真的有如此能量在孤单单的旅程中可以召唤些什么？当年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也要有个组织嘛，我如此独立而孤立，比当年的地下工作者还能耐？我真的被这些困惑而困惑了！
都说我的诗没法看懂，那有人怎么就可以看出诗里面的“反动”呢？究竟是懂了还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明白，但时间长了，很好玩；我开始东漂西荡地活着……有时候会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局势最严控的北京街头。
我什么人也不接触，写我的诗，玩我的风景，走我的路；声东击西地乱走瞎写。你说看不懂，我好像没打算写给这愚蠢的一代人去读，而且我知道那些人常说，唐诗宋词好，但他们也并没看懂。说中国经典唯《诗经》，未必有人真懂。中国人在受教育的历程中已然看不懂真正的属于自己精神面貌的文字了……
其实，中国政治决策层根本不知道这世上有个写诗的海上，而是不少人借政治之屠刀在挥舞。中国文化人和玩文化的人都是心术难正的人，在湖南的文坛上有几个正经人物懂文化呢？所以我曾大放厥词：当今社会没文化的文化人，或写诗，或搞艺术……他们根本不通中国文化。
在京城“知识”都可溶解稀释成诗，看来中国文化确实无须传承。继承书房里经典书籍的摆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装B”形式，不必在意一个红透的作家有什么文化底蕴。
所以，大陆曾多次可引来台湾的文盲也到内地大肆贩卖他们的读物。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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