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玩久了，就靠名声玩了……一九八六年前后我的组诗陆陆续续地在海外某些华语报纸上发表。我印象最深，也是最让我吃不完那还兜着的是《世界日报》上的组诗《岛，东方人的命运》。我收到报样时，中国安全局甚至我们所在地方单位党组织也有了备份；真好玩。
传言说：海上为什么总提出“东方人”这一概念？（当年还有我们东方文学协会自办的民间报纸叫《东方人》）海上指的东方人究竟包括了哪些民族和地域？海上的诗作为什么总在海外发表？国内他从来不发。海上是否得到了海外的什么方面的资助和支持……还是那团头顶上的政治阴影在特定周期作祟！
一九八六年的《诗歌报》及《深圳青年报》组织了一场“现代诗大展”，一时间新诗的浪潮掀起了历史性的有能量可计的仅次于“革命”的风暴；我去了深圳，和徐敬亚见面后，感觉到中国诗歌的崛起是时候了！先锋诗歌第一次以各种口味和烹制方式全面出炉了！各种形式繁多的主义流派也纷纷拿出“宣言”出场……我撰写的“东方整体思维空间”的文字经过彻夜狂删（为了版面要求）后也登上了“大展”这趟远程大船。
当然，接下来一部分人先被监控起来了……徐敬亚犯过什么罪我并不知道，但他自从写了“崛起”一文后，也是被视为“异类”的主要人物。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习惯被人怀疑，被人嘲笑，被人琢磨，被人责备……甚而被人惩治。我？我永远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
疼什么呢？无非是过一生碌碌无为的人。八十年代末的日子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日子，学潮本与我毫不相干，我在诗友圈中竭力反对学潮的幼稚性和落后性；中国的国门好不容易打开，中国的首要问题不在这种有阴谋的“民主”计算式中；老百姓经历过文革之后脑子已经不能判断事象了！尤其在中国，带着功名欲望学生领袖们在民主阵营的领袖们的蛊惑下能搞出什么让历史神气一振的事吗？我决不相信，我不代表现在的政权反对学潮，我代表良知。可惜，这种日子让我受到两头监视；让我四面受敌。管它的，我早已打算不作为；这个俗气得连价值观都可以就范的“现代”，又有什么值得我辈去做一个“成功秀”呢？因为这些年我看到的都是“苦难秀”和“成功秀”。中国媒体的价值体现也仅仅停留在寻找在文革中受苦难的而又在改革中先行成功的故事……中国人太渴望有个舞台“拽”一把！
很奇怪我仍然写诗，仍在漂泊中；九十年代初又见证了“圆明园画家村”的事象，在一九九五年前后又被安全局盯上了……。太精彩太好玩了！有关圆明园的笔记我整理过一篇文章，不知经过哪位朋友一传，从美国到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最后网络上，到处可读到。这篇《没有鸟王和兽王的森林》已经成为回顾前卫艺术史的一个见证式的重头文字，其实写得未必很好，只是很真实，很不在乎任何一方。
要让事象呈现真相，在中国确实是件难事，就是冒着被攻击的危险吧。
经历过被抄被搜查的我，许多笔记和原稿已经不见了，也因为我能写，居然也留下了幸存的诗稿和散断的残稿。今年有徐麟教授帮我输入电脑的一部份诗作已经在不少朋友的帮忙中，校对完毕，准备出版。这部份手稿可能还要整理出两至三卷。它们已经属于我的“早期创作”。也正是中国先锋诗歌的奠创时期、个人的狂热阶段的原创文本，它是可以属于历史的——不管海上重不重要，在吾辈一代人中，我的诗写生涯是个案，没有人写得我这般潜心，我几乎从不搞任何活动，也从不参加任何会议和批评；我隐匿了！
……。
十年前，我曾有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整理，理出二十多年来的断稿残片；部份完整些的论文及随笔收入了《自由手稿》；另一部份残稿组成笔记片断后编入了《影子奔向四面八方》。最让我有些底气的是一大组散文诗《等待那只还魂鸟》，它分三章二十五篇；当笔记和大部份手稿在“动乱”中遗失时，竟然有如此厚重的组诗得以幸存，我不知是感激上苍还是感激……哎呀，反正幸存着就是思德。这是一组有历史隐迹的散文诗，它蕴藏着我的许多思想及心境，它而且表达出整个人生的动向。至今还是我自己的警世恒言！
“听到了你世外的桃花之乐；我已猜出音乐背后的日期。
木刻的现实中是否仍有我生前的一瞥？
全部的洞悉此刻正窃窃私语。
那个接近阳光的日子在哪里？那个使亡灵收到纸花的日期是否还在？那个触景生情、使土地伸出密林似的手臂的日期、使谷粒喝饱水长出独苗的日期是否正是我的不幸罹难之时？”
（第十篇《洞悉》）
我本人通过读自己诗作可以回忆起一幕幕日常生活中正常而又非常的每一时段。人们看不懂吗？也许，但是人类都是通过阅读“看不懂”的事象找到终极真谛的。整个人类之所以需要诗写者，是因为诗的语言是同构于宇宙平行的气息中。通过诗的阅读这种气息缓缓进入人的精神灵性之生命！
作为诗写者，我庆幸、我感思，也因受难而纯。没有这个非常年代的一连串的陌生的坑坑洼洼，我怎能学会走向人生？
可以说《等待那只还魂鸟》组诗正是我对某种事物或正道的期盼；而且这种期盼一直不会动摇，哪怕今生并没见到任何事物“还魂”，那也只是我等不到，而决不等于人类等不到！
组诗中的每一篇章都应该是“雕龙”的心事，在第十六篇的《隐孵》中我有更大的放弃和还原——
“全世界藏起了我 藏好了我的情人和我的鸿运 我在世界看不见的地方——是看不见世界的地方。”
“从赤道至黄道 在天狼星与北斗星转世的秘籍中我的品质和性情使它们获得超生 它们遗弃的残骸隐孵着我。”
到了二十四篇的《自由大气》，我已经迈过了十几年的岁月！我豁然，而且已经归于“空无”。
第三章只有一篇文字：《日月鸟》。台湾诗评家黄梁曾问我：它的背景是否有《山海经》的天文？我说应该说是新的心灵天地所构绘的“山海经”。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是荒芜的，七十年代是走兽和鸟兽的……八十年代又怎样呢？
笼统地说，中国人只有到了二十二、三世纪才有资历和资格评述我们所走过的“岁月”。岁月被强暴了！在岁月中有漂白的一代，染红的一代和剁碎的一代……而我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动荡岁月。
世纪将会重新开始，新的律法、新的世态关系以及新的思维空间……我一直坚信不疑！果然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夜，这种想像已呈现端倪。
一九九七年，台湾诗评家黄梁正式邀约我出版诗集《死，遗弃以及空舟》。
是新世纪来了，然而我是这个时代的一盘残局，如果以委屈的口吻说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如何赶不上任何一趟功成名就的车，那有些讨厌。于是，我开始认命了。啊，多好，我还健康地活着，虽说社会待遇是这么低，二○○○年时逼我走出去漂泊在深圳街头，但是我若知道又是一场如此精彩的经历，我仍然会不知所措。
自由漂泊是多么幸运的生活及生存方式呀！
我若不是我自己，我真想狠狠地告诉你。我是多么幸运！“不成功”的幸运；草草活着的幸运；让人漠视的幸运；被体制当作异类的幸运……一连串的幸运等于了我！
有人劝告我，总不浮出水面，以后会没人知道的。据说北京的诗学专家们准备写“诗歌发展史”的材料中根本没有“海上”的名字和东西。是听说了，那又怎么着，中国真的有这种权威来定诗歌乾坤？中国人还真准备这样“杀鸡取卵”地写历史？那也好呀。我就对朋友们说过，我不算什么，五十年代人中没有我写得这么多的，写得这么“不作为”的。假如百年之后我真不是什么，那也就是他们对的，正好没份。假如我的文本是一种值得追究的东西，那他们故意不写我的那部“史”不就白写了吗？如果是有良知的学者境界没那么低，既然是低能儿低境界的人在编撰史书，还指望他们拿出什么呢？一切顺从天意、天道吧，背道而驰有天收拾。与我无关！
你们污辱我，我受了。但不能欺侮历史。历史也敢去篡改或瞎说那真是胆大盖了世。
从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诗作手稿，我正在朋友的友情协助下输入电脑，估计可以编出三大卷本。
那是历史岁月的见证和先锋诗的真相，是我写的，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精神负担，它是人类的！别小气地考虑问题。我在中国诗界肯定是“个案”和“疑案”；肯定是要么彻底抹掉，要么全面呈现的一个精神现象。即使我一生不去参加任何会议，他们也没有资格代表人类的好奇心和恶作剧，每个人都承担着“人间正道”的圆德使命，要么就别插手这种十分繁杂棘手的问题。
今日中国的文化界、文学界太幼稚园了。
活着，写着，玩着；忘记疼痛地漂泊着。
既然这么多的幸运以加法总归了我，我得好好珍藏。是啊，我才每月六百三的退休金，但可以活了就够了，不就是活着吗？
我才不去参加按揭呢。所有爱我的恨我的烦我的逥避我的朋友们全部是上苍让我结识的“贵人”，他们不管以什么面貌、什么内容、什么心肠、什么目的与我交往；而上苍的目的是让我懂得改过迁善！
我知道了，我一直在内心深深地铭记和感激……。
过去，呵过去的三十余年里，我觉悟偏低，总有私心私念作祟；以为某某陷害我，践踏我；今天已经不这么看，不这么想此类问题了。虽说人的一生中所遭所遇总会灾福相随，但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们是以一生被唾弃的代价作了我们人生的“教材”。没有人陷害或没有这些人的落井下石，我怎么会懂得处世为人一定要公正公道？我怎么会痛定思痛地决定：既然活着就是草民，那就安安份份地活吧。没有理由为仅剩小半辈子的性命而去出卖人格、人品、人性；没有理由眼馋别人的功名和荣誉。
茫茫人海，万家灯火。我走过长沙的现代化的大道，走到上海，走到深圳、珠海、广州，走到北京，奇怪那些楼盘究竟住了些啥人呢？我怎么竟然没有一点竞争之心或者嫉妒心呢？
诗坛或许有，谁盘踞在上指点中国诗学版图和江山呢？我当然是诗学工地上的打工者，一生都在工地上。一个诗写者，写了大半辈子，现在还在写着好几个长诗，既不拽也不馁；活着，写着，玩着；顺便思考着，一点功名压力也没有，不曾拥有，何来功名呢？不以冲动的情绪表达出世和入世的理由，因为“冲动”只占人生的小比例时段，人生大部份时间是“常态”的孤独和冷静。那些靠冲动和热闹活着的人其实是可怜的，要救救他们。
直言不讳当然是我的个性，亦是我的一种“错”，相对于圆滑处世的错。任何时代的人们都喜欢听好言好语，奉承可换来许多“机遇”和“被奉承”，可惜我已然没打算去换这些好东西，却以直言和一针见血的语速换来了许许多多诋毁和障碍，已经这么多年了，也觉得是宿命，好玩！反正我已经不准备要荣华富贵了……。
事实上大部份时间我是隐踪的，孤立在外的人。我不图热闹，喜欢独处；睡觉和行走是我被人称“神出鬼没”的真相。找不到的时候，我在睡觉，很长日子没见过我的影子是我远行在外；我预算过，找我也没用，我一不开会，二不领奖，三不搞个人的什么研讨会。我又不属任何团体，只是写了三十多年诗而已。不作“似是而非”的人！
多年的政治阴影，脸色无光，还常让人怀疑。无事别惹事，来事不怕事。我永远不在乎有什么烦恼和麻烦在前方候着我。如果太顺利了，倒让我惊感意外。或许我们那个年代办任何事情都习惯了不顺利吧，凡是磕磕碰碰的，跌跌撞撞的很是“中国化”的；中国彻底不有意设关卡的时代好像还未来临，最小的邮局的收发员也会玩玩手中一小点“权利”呢。
因为我们活得很不顺利，所以我们的智力相当励练。我们习惯在写完信后的落款前写给朋友的祝词是：祝你一切顺利！
现在我祝愿收阅此拙文的学者，阅读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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