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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读沃尔科特《白鹭》

2015-07-07 08:5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家新 阅读

  白鹭与晚年与语言的“波浪线”
  ——读沃尔科特《白鹭》

  王家新

沃尔科特

沃尔科特

  读沃尔科特的《白鹭》,首先让我想起了叶芝的《柯尔庄园的野天鹅》。那不是一首一般的咏物诗,而是一首挽歌:在一种更开阔、深远的人生视野中,当那群“光辉的野天鹅”从“盈盈的流水间”飞起,诗人在目睹一种高贵的事物在他那个时代和他自己的生命中消逝。

  而在沃尔科特这里,“野天鹅”化为了另一种更稀见、更飘忽不定的涉水飞禽——白鹭(“是那只鸟,泛着幽灵似的白光”)。在人生的暮年写白鹭,在我看来,这个意象首先就选得好!像叶芝一样,他不仅写这种飞禽的优雅,高贵,神秘(“像突降的天使升起,飞行,然后又落下”),也有意以它所具有的“永恒之美”,来比照人世的短暂、变幻和无常,尤其是要以它的“现身”,来表现一个已步入晚景的诗人对生命的留恋。看来这个意象的选取,本身就起到了“兴”(“赋比兴”)的重要作用。它成为对生命的唤醒和兴发。

  正因为如此,诗人会以“白鹭”作为他这部晚年诗集的集名。该诗集收有54首(组)诗(“白鹭”只是其中一组),有着诗人特有的广阔、绵密、繁复和丰饶性,而“白鹭”为其核心意象。正因为这个书名,我们读其他诗作时也会隐隐感到白鹭的“在场”,或是听到它翅膀的拍打声。比如在《西西里组曲》中,诗人向他的三任妻子忏悔,这难道和白鹭就没有关系?白鹭的出现,带出的正是那些他曾经爱过而又失去的美丽的人和事物。

  就写作而言,让我佩服的,是诗人在其晚年还依然保持的“主题写作”能力和语言创建能力。《白鹭》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2年)数年后出版的一部诗集。说到底,诺奖只是一个外部的评价,而诗人自己却需要有一部书来“回顾自己、总结自己”,《白鹭》正是这样一部诗集。它不是即兴的、偶发的、盲目的写作,而是调动了一生的资源,集中写一个大的主题(虽然它又是复调的,多声部的),这个主题即是时间的主题、记忆的主题、晚年的主题,最终,人的拯救的主题。当“白鹭”为他出现的时候,他活过的漫长岁月,他的哀伤,他的渴望,都为此做好了准备。

  当然,《白鹭》丰富的意义,它所纷呈的美,它在艺术上的创造,都远远超越了个人传记的层面。正如那类变动不居的飞禽,诗人也在过去与现在,神话与现实,永恒的古典之美与当下的衰败之间穿行。他随物赋形,从容而又满怀好奇。很多诗人都写过晚年主题,但沃尔科特展现给我们的,其色调要更丰富,也更动人,这正如他自己宣称的:“纽约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情景喜剧里。/我生活在一部拉美小说里”(《在乡村》之二)。记得扎加耶夫斯基大概这样说过“我站在路侧。我不是要知道,我要看见”(大意),而沃尔科特把这一切表现得更为急切。他也像晚年的米沃什一样,有一种感官的贪婪。实际上,对女性之美的渴望和赞美贯穿在这部诗集的许多诗篇中,它真实而又感人地表现了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的生之留恋。

  这就是诗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他不断地上路,不断地变换场景。他置身于时间和空间的无穷中,要尽量捕捉到广阔世界的美。他要抓住那一个个瞬间,以达成他所说的对“恩赐”的领受,并以此对抗时间的消逝,人生的虚无。而这一切,也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愉悦。可以说,沃尔科特这部诗集的独特意义就在于,他写出了一个成熟而又不满足的无穷无尽的老年:

  “光
  老于酒,一朵云像一块桌布
  在树叶下铺开迎接午餐。我来意大利
  太晚了,不过也许现在比年轻时更好,
  那时从不满足,欢乐徒有其表,
  此刻我的头发与那些遥远的山顶押韵
  山顶塔楼的钟声历数我的过失……”

             (《在意大利》之四)

  多么动人!这是哀歌,又是赞歌。这是一个深受万物祝福的诗人才可以写出的诗,虽然他的双鬓已与遥远的雪山“押韵”,虽然他感到塔楼的钟声在历数他的过失。但是他已达到了诗性的“澄明”。并且他第一次见到了“闻所未闻的/亚得里亚海的薄雾”,而那似乎是一种创世般的开始、新生黎明的开始……

  《白鹭》的译者看得很准:“沃尔科特的旅行其实是从空间进入历史,从身体进入心灵”。这部诗集广阔的音域、闪光的细节和史诗般的笔触,都指向了这一点。诗人惯于书写的“帝国”主题也在《白鹭》中回响着,虽然那已是一个“消失的帝国”:“随后突然不再有帝国。/它的胜利成了空气,它的疆土变脏……”而这首《消失的帝国》的结尾一句为:“随后是沾满尘土的托钵僧和撒哈拉沙漠的寂静。”这堪称是一句伟大的诗!它构成了“老年”主题的终极性背景。

  这“消失的帝国”是文明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其实也指向诗人所一直眷念的欧洲文学和艺术的传统,那才是他的“乡愁”,他的语言的来源和领域,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位加勒比海岸之子,身上带着“荷兰、黑人和英国血统”(诗人自述)。从该诗集所包含的《西班牙组诗》、《在意大利》、《在阿姆斯特丹》、《在荷兰》、《伦敦的一个下午》等诗名来看,我们已知道诗人的“世界”所在。在欧洲,当然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作为文明摇篮意义上的欧洲,诗人不仅如归故里,他的语言和文学想象力也一下子变得光彩熠熠了。当然,这里面还有着更深层的东西。在《西西里组曲》第三节,诗人一开始就发出了这样的请求:“安慰我,维多里奥,让我平静,夸西莫多”,只有和欧洲文学中那种永恒的力量重新结合在一起,诗人才感到他个人救赎的希望。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说话”的诗人(这本来是美国诗人、艾略特在哈佛时的同学艾肯对《荒原》的评语)。以下为《西班牙组诗》第一节的开始:“马蹄在血迹斑斑的大地中的沉重缓行。/小溪在漂白的石头上的哗哗流淌。/恣意践踏栓皮栎斗篷似的阴影的黑公牛,/在高高的麦地里低语的风仿佛西西里岛/或塞万提斯前几页书里的拍岸浪花。”在这史诗般的节奏中,塞万提斯的语言充当了他进入“帝国”的“拍岸浪花”。接下来的第二节,“一列火车在一个句子里穿越烧焦的平原。/在软木小丛林里,影子和它们的本源押韵”,酷热的西班牙,快烧焦的灰绿的软木树丛,渴望的“影子”,而“本源”在哪里呢?“本源”是一个谜。本源在洛尔迦的安达卢西亚。而穿行在“西班牙的回声和拱门”中的诗人,满怀着“走私”的窃喜,他甚至展开了这样的想象:“安娜(Anna)或安娅(Anya)的’n’上在这里有波浪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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