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于坚
落日时分，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阳，阳光要在中国大多数都市都沦入黑暗之后，才从这个城市暗下去。因此这个城市永远有金色的黄昏，光辉的街道。
在《昆明记》一书的开头，于坚如此描绘一个从前的昆明，一个金色的昆明。
他童年居住的街道，武成路上的福寿巷，面对着落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是一直铺到太阳里去。故乡那些永不结束的金色黄昏，使少年于坚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天堂般的感受，“虽然世界并非如梦境，但昆明确实给予我过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使我在内心中永远爱着，爱着这个与生俱来的世界。”
但是，也就是四十年的时间，于坚所生活的昆明已经焕然一新，往日生活的痕迹荡然无存，举目可见皆是他不认识的建筑和街道，是石灰和水泥的新鲜气味。他在福寿巷的家，连废墟也找不到了。武成路上有布店、土杂店、五金店、拍卖行、文具店、裁缝店，中药铺、教堂、餐馆、茶馆、电影院、大人书店、小人书店、理发店、浴室、照相馆、卖烧饵块的……那些可以用来消磨人生的细节，一一消失。新的房子拔地而起，在新的地图上，那个街区的名字也找不到了。
他从未离开，却成了这座城市里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在这里，他感觉自己的生命没有刻下丝毫的痕迹，更像一个“到此一游”的内地游客。有时候，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那里居住过。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同质化的潮水席卷世界，无数古老的文化在“进步”面前失去了抵抗力，只能跟着现代化这个女神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在于坚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有边界、没有地方、没有方言、没有特产，人们只能被迫适应一个更大的故乡，适应那个现代化强加给你的、人类共同的世界故乡。
更让他感到失落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地方，摧枯拉朽的同质化运动会受到如此举世欢呼。
“老话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种祸不是战争、地震，但是它产生同样的心灵经验，被拆除，被流放，永远在空间上失去故乡世界。”他说，“人类的前景仅仅是，朝向未来的一次次流放，直到大地上再没有流放地。”
于坚，当代著名诗人，中国少数几个能够贯穿1980年代到新世纪诗坛的重要人物之一。从反叛朦胧诗的意识形态化，到反文化、反崇高，再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与借鉴，于坚一次次转变，保持着持续飞行的能力，生气勃勃，变幻多端。
一个时期以来，他在为失去的故乡写作。
他在昆明出生、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昆明仿佛是他的一部私人电影，胶片就存放在他那颗硕大头的深处。而整个云南，则变成了他的“修道院”。他不仅写诗，也写散文，写了大量关于云南、关于昆明、关于更多云南各地的文化笔记。每次书写，总是有新的细节出现，对于坚而言，那是一口记忆的深井。
“我在选择一种当代作家抛弃掉的题材。”于坚说，“这个时代的写作，主题都是生活在别处的，都是逃离故乡、逃离大地的那种。鲁迅的那种写法我认为就是故乡批判，而故乡批判今天的结果就是拆迁，拆迁变得理直气壮，某种角度说，是知识分子为今天中国的大拆迁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铺垫，没有这种铺垫拆迁进行不了。”
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化思想是复古主义的、是后退的。“不是的，我完全不赞同那种，也不是西化派那种，说到底，我的思想还是中庸那种东西。”
他认为自己仍是真正的先锋派。“我实际上是在里面探索一种更为现代性的写作，我的每次写作，都是对写作本身的一次再认识。所以我开玩笑说，我是真正的先锋派，我认为你们那个先锋太落后、太陈腐。”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不在乎文体，他用密不透风的叙述，挖掘着当代历史与文化的废墟。他说，他是在废墟上写作的作家，“一个废墟作家。”
在同一个主题下，他还拍摄纪录片，《碧色车站》入围20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银狼奖单元。他的摄影作品，与他的诗歌一样，将注意力投向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投向世界的细节而非概念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根，然后从故乡经验这个根上，向下长出了自己的大树，长出了繁茂的枝条。
于坚的祖籍其实在四川。他的父亲是四川人，在沱江边的一所深宅中长大，后来毕业于民国时代最后的南京大学，跟着刘邓大军来到云南，就此爱上昆明，终老于此。于坚说，自古以来，昆明就不是世界的驿站，而是终点。“人们移民到此，无不惊讶地发现，高原上藏着一个天堂。这一点我也是慢慢地觉悟到，通过回忆童年时代的昆明，慢慢地意识到它本来就是一个天堂。”
这个天堂其实已经消失了。这个粗壮身材的地方主义者对自己的故乡有着深深的无力感。他只能用语言来超越这种广大的虚无。
有一年，我和我的山东老乡、文学评论家张清华去采访另一个老乡莫言。张清华就说，莫言的头怎么越来越大了。他认为大头莫言是“通灵”的。因为这一天赋异禀，他与故乡才能骨肉相连，他才会有那么多奇情异想，他的作品中才会充满着大地的诗意，“你看他的相貌，初看极端质朴，和土地上所生长的事物没有任何区别，仔细看时，却是奇异而神秘的。”
我和张清华都认为，于坚也属于这一类型。于坚的原始能量一直特别强大，是否也与他的身体的特异性有关系？
不过在聊天中，我没有问于坚这个问题。
于坚：云南，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我们为什么如此焦虑？
仲伟志搜神记：我发现各地现在有许多诗歌活动，诗人比我想象的要活跃，很多诗人的写作也很扎实，质量非常高，新媒体也为诗歌的推广做出了很大贡献。看你们的朗诵会时，我甚至有一些恍惚，觉得诗歌又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你会为诗歌的这种活跃感到高兴吗？
于坚：中国诗歌，自从汉字诞生以来，一直都是黄金时代，因为汉语诗歌不像英语样是非诗的语言、工具性的语言。英语可以写诗，可以创造出诗意，但它本身不是诗性的，一个字母不是一首诗。而汉语不同，汉字是存在性的，每个汉字都是最初意义上的诗，为什么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因为通过文字，诗出场了。不学诗，无以言，意思就是不学诗，你就不存在，因为人之存在于语言中。将诗尊重到这种真理般的高度，只有汉语。只要你在汉语中，你就是一个天然的诗人。仁者人也，就是诗者人也。汉字是被作为诗来创造的。每一个汉字，它自己都是一首诗，能够产生一首诗的效应。诗的效应，就是对不确定的持存。效应不是平台，而是一口向下的井，或者一座向上的金字塔。只要汉字还在，汉语还在，诗就不会灭绝。只不过，诗的黄金成色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同的。如今不可能再恢复到唐朝那种局面，那时的中国就是一个诗国，人人以写诗为荣，而且写诗还可以获取功名，与那时相比，现在可以说是一个非诗的时代。现在诗歌很热门，有很多活动，有很多公号，很多自以为是的奖，这是诗人的焦虑所致。诗人也喜欢这个时代最媚俗的这一套：宣传。每个时代的文化会有它不同的呈现形式，现在主流的呈现形式就是宣传，这种宣传式的文化潜意识里影响了很多人的写作。现在很多诗人，得不到承认，他就耐不住寂寞，自我宣传，写作成了一种潜意识的自我喜剧化、自我宣传。诗是一种古老的萨满教，它是一种人与神的沟通，是召唤神灵的，是一种倾听和记录，诗只能通过自己的语言勾引那些黑暗中的灵魂。诗是一种勾引，不是宣传，这个与西方的宗教不一样，布道就是宣传。“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不是宣传，这是对存在的倾听，诗人如何记录存在，是诗人的此在。孔子说，诗可以群，“群”就是勾引，语言的魅力、能量，可以召唤、沟通、团结，不断地重建祭祀之场。修辞立其诚，生命被充实，意义得到澄明。如今诗人们因焦虑而宣传，放弃存在，只追求意义，意义被虚悬起来，语言成为工具，与存在隔绝，这个不好。
仲伟志搜神记：不过，诗歌宣传活动在世俗的功用上提醒人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写诗，也是一件好事吧。
于坚：从这个角度说，也是一件好事，但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我觉得这还是因为诗人自己不自信。我还是相信语言自己的力量。如果文字有命，它就会自己走进世界，走到它的高度、广度、深度，走到想象不到的地方。其实，就新诗所达到的质量来说，诗并不边缘，它依然是汉语的核心，是最高的语言。诗歌无所谓复兴，它一直都在。只要汉语在，诗就不会消失。有些人自己不读诗，就以为所有人都不读诗了。但他要说汉语，还是在诗的统治下。其实这个时代对于诗的需求超乎我们的想象，对诗的需求是对汉语能量的需求，许多感觉、意义、情绪、境界都在期待着命名，人们厌倦了陈词滥调。陈词滥调遮蔽着这个时代，宣传就是一种陈词滥调的生产线，这个生产线太强大了。有一流的诗，就会有一流的读者。有二流的诗就有二流的读者，这是相互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多少而已。
仲伟志搜神记：你认为焦虑从何而来？
于坚：这一百年来，西方文明的世界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中国世界观相信仁者人也，道法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地是善我死的，是终点不是起点。西方世界观相信的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否定现世朝向未来的。西方文明不信任存在、大地，不信任人，大地混沌无序，非理性，人是有原罪的，所以它发展出宗教、数学、逻辑、分析等等来实现对人的控制、重塑，认为大地通过知识、技术是可以重布的。现在看来，对工业革命的崇拜，对未来的崇拜，很可能正在将人类引向死亡。死得还不够么？昆明的滇池，自庄骄开滇，千年都在，现代化开始才二十年，死了，这是迷信未来的结果。中国讲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中国文明在根本上是对人的解放、信任，相信人可以自我控制，不需要武力，甚至法律，人可以通过文独善其身。仁者人也，仁就是超越性，动物没有超越性，人与动物原来都处于混沌的黑暗当中，但人有了语言，他就获得一种天然的超越性。人永远害怕重返黑暗，那个黑暗就是物的黑暗。如果没有语言人就是物。语言过度了就变成了观念的冒险，与身体隔开了，但如果这种超越性过于低下，人就有重新坠入野兽的可能。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向黑暗下坠的时代，受西方那套世界观的影响，今天一切的发达都是物的发达，一切的繁荣都是物的繁荣，不是人的发达、人的繁荣。所以人今天惶惶不可终日，烦闷、担忧、害怕、空虚，因为人在物的这个繁荣中没有尊严，每个人都没有，有成就的人也好，没有成就的人也好，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个社会只看到物的价值，一切都用货币拥有量来衡量，看不到人的价值，社会虚无的根本就在这里。在这种大环境中，诗人当然很焦虑，他们得不到定位，他们认为自己在精神生活中做出的贡献得不到这个社会的尊重。这是整个时代的焦虑。许多社会也在现代化，但是古典的礼仪没有乱，在印度，无论怎么穷，婆罗门还是婆罗门。货币的存量不会产生礼，人们不服，人们服的是无产生的能量，文是无的最高象征，今天，这种能量得不到尊重。诗本是重器，语言创造的礼器，不学诗，无以言，现在被普遍轻视。在中国文明中，诗人，就是文人的地位曾经最高，像印度婆罗门那样，所以今天诗人最躁动，最焦虑，地位最低，士农工商，完全倒过来了。中国文明不尊重诗，就是不尊重自己。这种上世纪开始的不自重不是一天两天了，知识分子很少深思中国文明何以如此之重之久。这种因礼的缺席产生的普遍焦虑说明，那个隐秘的传统还在。现在都说礼失求诸野，无礼，所以每个人、每个阶层、群体都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从前鲁迅说，救救孩子，现在我要说，救救父亲。他得不到尊重，意味着后辈也得不到尊重。
仲伟志搜神记：就是说，焦虑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西方文明带来的？
于坚：两个方面，西方文明的入侵是一个方面，中国文化自身也有问题，它的自我封闭的格局被打开了，合法性就必须重估。在空间上，西方出现了，古老的中国成了边缘，必须要重建一个“中”。这意味着对陈词滥调的革命，新文化运动就是通过语言革命要重建一个“中”。修辞立其诚，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明清以降，修辞已经成为意淫，空转，不再立其诚。文字游戏盛行，越来越严重的历史化严重束缚着中国身体，所以出现非历史的激流，挺身向世界而出，新文化就是非历史，它解放的是中国身体。战争其实是一种身体的解放。
仲伟志搜神记：当创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观念，只剩下修辞，就需要被解放。
于坚：我们为什么要修辞？孟子讲修辞立其诚，“诚”不是一个道德概念，“诚”是持存生命本具的天真、对物的超然，是超越性。现在很多诗人只讲修辞，忘记了修辞是要立其“诚”。现在很多诗人动不动西方这样的理论、那样的理论，这些理论很好，但只是到西方为止，他们没有向中。如果用这些理论去比较中国古代的诗论，我觉得会看得更清楚、更准确，像是在去蔽。现在西方很多诗歌理论也在说这个概念，说什么是诗，这个方面你永远说不过中国人，这件事我们说了五千年，现在是我们自己放弃了这套。但是我不是否定西方，我是说西方是一面镜子，就是照出希腊那个美少年的那潭水，他不知道自己长的什么样子，他看见那潭水，看到了他自己的样子。没有西方这面镜子，我也看不到中国诗论的精彩在哪里。孔子早就把诗提到了至高无上的高度，不写诗无以言。诗是最高的语言，只有通过诗你才能成为人，才能说话。维特根斯坦也说过，“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界限”。在西方，从 19世纪以降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这些人出来，西方才开始反思孔子这种思想，所以尼采要用艺术来取代上帝，他叫做艺术形而上，后来的现象学酷似东方思想。艺术怎么形而上？那么艺术在我们这里可以理解为就是感觉崇拜，艺术不是观念，诗拒绝释意，这在中国诗里面是常识，而不是苏珊桑塔格的时髦理论。诗生命的超越性魅力，是酒神精神。阿波罗则是精神的量化，要把一切照得一清二楚。酒神精神是迷狂的，黑暗的，不明确的，朦胧的，疯癫的，萨满式的。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是用这种东西，通过诗性巫性来使民族保持着它的那种超越性、那种感觉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是死的，死的东西就是可以量化的。己，自我也没有超越性，没有神性，它是孤独、自恋。所以庄子说，吾丧我。不过中国古代也明白，尼采的这种东西，如果你过分了，也会释放人性中的野兽，质胜文则野。所以很多现代艺术变成了野怪黑乱的狂欢，什么吸毒、海洛因、性乱等等，最后失礼。这些东西魏晋就玩过了，五服散什么的，每个人都活成了段子，自我喜剧化。所以，孔子提出中庸之道，文胜质则史，史就是观念化、书本化，就是时间的凝固化，文明就不明了，没有照亮力了。那么西方十九世纪以来，以艺术来取代上帝，我认为还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尼采以来，西方已经变的比大英帝国时代柔软很多了，我多次去过西方，发现很多中国抛弃掉的东西，他们都在学。他们烧毁圆明园是因为嫉妒，他们回去学圆明园。他们悄悄地进行过瓷器革命，他们通过东方启蒙，这种启蒙没有什么理论，只是改变生活方式，瓷器成为餐具，丝绸成为睡衣。本来在宋代，有点条件的，都把自己的家搞得像一个个小小的博物馆，中国人那个四合院不仅是筑居，也是诗意的栖居，是艺术化、宗教化的，既是道法自然的诗意栖居也是家庙。杜尚、安迪沃霍尔将小便池、可口可乐筒视为艺术，克里斯托弗搞大地艺术，波伊斯搞社会雕塑，中国更高明，大地就是艺术，道法自然，师法造化，李白早就意识到“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地是一个本具的作品，大地不是波普尔所谓的世界 1，也不是世界2，而是世界3。19世纪以后，巴黎每个人的家里都慢慢变成了艺术场所，而中国人今天的家都变成了会议室，每家有一个客厅，摆着一台电视机，博古架消失了，花鸟虫鱼消失了，每个家都像是一个开会的地方，这是非常震撼的巨变。
仲伟志搜神记：他们抛弃的很多东西，我们学的都很到位。
于坚：完全抛弃了文房四宝，抛弃了花鸟虫鱼、盆景假山、诗可群这些东西，中国人的家变成了世界上最枯燥、最乏味的家，都像办公室一样。西方现在有很多的艺术节、诗歌节，这都是从《兰亭序》里学去的，我们早就在玩诗歌节、艺术节，“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不就是中国最早的诗歌节吗？以文会友，曲水流觞，玩的多美，而且它是“修禊”，对神的敬畏，倾听。你看今天我们玩的多拙劣，都是宣传品那一套，什么广场，什么大红地毯，什么歌星，和诗有什么关系？不再是“修禊事”，而是搞宣传。诗本来是一种在人间的、世俗性的宗教。诗的布道的场合，不是在教堂里，过去是在兰亭、金谷园、山水之间，就像《红楼梦》里面的那种方式，《红楼梦》春天、秋天都要去作诗的，现在可能是在一个酒吧、咖啡馆里、庭院里、饭局上……说起来，我们把西方糟糕的东西吸收过来，而西方真正厉害的东西我们没有拿过来。当然拿不过来是由于它根本拿不过来，上帝是拿不过来的，上帝也置身在西方语言中的。在这个国家推广基督教、佛教，我们的祖先早就实验过了，唐宋时期佛教在中国影响巨大，但是最后都影响不到知识分子。西方的宗教只管来生的事情，不管现世的事情，与中国文明传统差异太大。这后面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他们不是文教，文教是文身的，文身是对身的肯定，就是对存在的信任。他们都是观念教，观念教是对存在的怀疑，对身体的控制，他们不是天人合一，不是肯定的超越性，是否定的超越性。基督教和佛教也用汉语传教，但是永远是在传播观念、传播主义。汉语本身就是宗教性的，你不用说是专门去读诗什么的，那是更高的修炼，就是只要会说汉语，天天在这个环境里生活，你就会获得救赎，你就是一个好人，因为汉语中没有一个字去教你作恶，汉语中没有极端的字。你比如说恶，恶是什么？过也，你去看字典上的解释。现在都说高大上，那个大，现在以为那是一个褒义词，不是，易经就认为，大，过也。汉语这种宗教性在于什么？不是说让你未来、来世怎么样，它是教你在世怎么做一个人，做人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尺度。中庸是一个尺度，你做这件事怎么是过、怎么是不过，汉语会教你这些。所以，在中国可以看到很多文盲，只是会说汉语，但他们可以是中国文明一流的传人。我外祖母就是这种人。我父亲是南下的干部，1967年，我住的那个干部大院里，一群干部在殴打另一个干部，那个人据说是历史反革命，都近70岁了，殴打他的都是30多岁、40多岁。十个青年打一个老年，无礼无德！我外祖母是文盲，是个小脚，她拄着拐杖，走到那群人旁边，说你们不能打他，他是一个老人。那些造反派都楞住了，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个人是老人，他们只知道历史反革命这个观念。人已经变成了观念，就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性别、年龄、有身体的人了。我的外祖母一个是非常有力量的女性，我外公死的早，她一个人在解放前开布店，靠卖土布，把六个子女都培养上了大学、中专。解放后要实行西方式的审计制度，要把账本交出来，我外祖母没有账本，因为她是靠心记的，她是靠关系的，她是相信“仁者人也”的，买了东西没有钱，秋天给几个鸡蛋或者一袋面就可以了，甚至都不要了。所以她的顾客都是她的好朋友。她是一个圣人，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那个大院子，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她每天五点半起来扫，几十年如一日。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那一瞬间，给我上了这一课。就在那一瞬间，从一个1967年的革命现场回到了孔子。她说的话就是孔子说的，仁者人也。那些人完全变成动物了，只有我外祖母还保持着超越性，仁者亲也。在中国文化看来，四海之内皆兄弟。落地即为尘，何必骨肉亲，这是陶渊明写的，大家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受西方坏的影响太多了，观念进来，人变成了地富反坏右、历史反革命，而不再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老人、小孩、儿子，亲情没有了，完全变成了概念，然后就根据概念来消灭肉体，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20世纪的历史。朱熹讲的存天理，是讲修辞立其诚，要用天理、道法自然之诚来持存人的天真，使人居敬慎独。而不被物（无限度的欲）遮蔽，但是被读歪了，中国很多伟大道理都被新文化讲歪了。所以西方文化对于我，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
仲伟志搜神记：如今，很多拆迁就是根据概念来消灭历史。
于坚：对，这个概念过去是一些宏大的口号，而现在变具体了，比如什么提升、打造、绿化，然后就要把有血有肉的东西消灭掉，这就是知先行后所造成的恶果。今天中国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日常生活的世界。如今世界上我认为最不好玩的国家就是中国，人出来上班、挣钱，回家看电视。而过去的中国，我们怀念一下小的时候，太好玩了。因为它的宗教是在人生里面，所以你永远都不会无聊。知识分子以西方的观念来说中国的宗教，在我看来打麻将就是一种宗教。因为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是要让你在一种对意义的满足充实中度过你的一生，这个意义不是什么政治正确，而是存在感，不让你的一生处于一种忙碌、孤独、无聊、空虚的状态。有很多人你觉得他很无聊，但他在麻将里面获得了存在感，被人生在乎着，需要着。这个打麻将在西方式思维看来，那就是非常庸俗、无聊、没有意义，不高尚。我曾经住过美国的一个小镇，房子一栋和一栋之间至少差不多隔一公里，经常会看见设备非常现代的别墅的落地窗前，一个老太太孤独地坐在沙发上，像幽灵一样地看着外面，这个现实世界、当下对她已没有意义，只有物嘛，唯一的意义就是等上帝来接她了。你看看颜真卿在《麻姑仙坛记》中所说的那位邓道士，是在充满意义的人生中被接走的。过去中国的那种四合院，是让你在安享中、怀着幸福地死在你自己这一生创造的小天堂里，你用一生的努力建造了一个花园，一个你自己的家庙，你的文房四宝、你的子孙环绕着你，你可以在这里安然离世。手工在中国是一种形而上的行为，只有手工建造的家足以安放死亡，死亡是此在之死。我们今天跟着西方，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死，今天的人特别怕死，人生而是向死而生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如此地怕死，因为我们没有死的地方，面对死亡我们茫然无措，我们成了孤魂野鬼，你只能死在摩天大楼那些规格一致的房间里，要么死在医院，医院是孤独的陈列所，病人的停尸房，死亡令每个人都最终成为病人、孤家寡人，在医院死去其实本身就是对人的否定，忙了一辈子，你只是个病人。但老中国的死亡中，人是作为一个此在着的存在者而死去，我劳动过，我贡献过，我创造过，我生活过，我死在我自己建造的天堂里。我的存在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就是我的家，我的故乡，我种的果树，我的种种细节，种种记忆，我盖的四合院，儿孙满堂、高朋满座。陶渊明为什么说田园将芜胡不归，贺知章为什么要“少小离家老大回”？他要去死，就像大象临死会去一个大象都知道的地方死，印度教的信徒都要去瓦拉纳西，有一个可以死的地方。古代的西方人不担心死亡，上帝会接纳他，启蒙的结果其实是令西方死无葬身之地。从前中国人是死在自己的家里，如果没有家了，只有商品房和办公室，就没有死地了，可以死在医院，但你不会信任它，你是被迫而死，你不会像瓦拉纳西的死者信任恒河那样信任医院。你在不信中死去，比信仰着上帝死去悲催。古典中国，人们信任大地，信任自己最终会归于大地。“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中国人是自己为自己向死而生，依靠的是诗的指引，用汉语写作是一种古老的文身，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都是圣经哪，为什么“从周”，周就是文，以文明之，文明，诗意的栖居，而不是武力搞定、拆迁。文王是文身的，文指引人止于至善，安息在大地上。不像纣，强迫人暴死。今天的知识分子，连归去来的地方都没有。商品房不能证明任何人的存在，它只证明货币的存在。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重建这个文化，说到底就是我们要重建我们可以死的地方，未来其实是如何过去，这是最重要的，所有的宗教、诗都是回答这个问题，你要如何向死而生。你要死在哪里，诗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诗是生生而不是害生的，生生之谓易，语言是一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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