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是中庸的
仲伟志搜神记：很多人会说，更喜欢你早期的作品，现在越写越复杂了。我看你现在的写作，也是舍弃了一些大众读者。
于坚：我写作是根据我内心的那种感觉，我不太在乎读者。因为读者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诗人自己必须完成的，读者是什么？就是这个作者自己的教养，他的人生经验，他的世界观决定的，你每时每刻都在为你创造读者，你自己的人生就是一种作品，“人生如戏”这句中国老话的意思就是人要创造他自己。那么你写的时候就不用专门考虑读者这个问题了。你就是你的读者。我的读者会有好几种，有些喜欢我早年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为读者写作的话，我会把那个变成一种观念，像今天很多画家，某种画成了名就再也不敢画别的了，他只是复制这种东西，这个太可怕了。一个诗人他会生长，我的人生经验、我的感悟，与过去会不同，那么在这方面我不能等着读者，他们要跟上我，或者他们抛弃我，这个都无所谓，我只能跟着我自己的感觉走。所以有很多人在说你过去写的非常流畅、自然、痛快，现在写的好像要进入有难度了，我认为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不能说是为了你而停留在那个地方。读者是一个你不断琢磨的、在黑暗里面的一个酒窖，有一个发酵的过程，是会变化的。
仲伟志搜神记：近年来，你的文体是非常多样化的。
于坚：我不在乎形式，我有时候会写古诗，因为我青年时代首先是写古诗的，平仄那些背了很多年，我觉得在一些地方用古诗的方式可以表达我和朋友们的那种感情，我就用古诗。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我觉得适合用散文就用散文，我没有那种形式上的限制。但是不同的文体后面，语感是一样的，你都能听出是于坚的口气。我受苏东坡写作的影响很大，就是随物赋形，写作的水流是不择地而涌出，我非常反对以一个观念来断定一切。
仲伟志搜神记：怎么给你和你的诗歌归类呢？第三代？口语诗？现在给你贴各种标签的都有，也有很多争论。
于坚：我告诉你一个归类。台湾评论家黄粱说我的诗保持着中庸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个评价太高了。实际上我是不可归类的，可以说是一意孤行吧。但有一点，我自视为一个现象学诗人，与那些本质主义的诗人不同。我的朋友既有写口语的，也有知识分子写作的，我有一句话，诗人里不管观点怎么不同，不管怎么针锋相对，但诗人都是好人，写诗的没有坏人，写诗不像政治、商业、科学……都可能导致恶，诗只有一个终点，止于至善。诗人之间的争论，不是阶级斗争，只是布道的方式不同罢了，抵达人心的距离也不一样，团结的“群”也不一样。小圈子、读者群、大众是不一样的。
仲伟志搜神记：有人说，你的文化思想是复古主义的，你自己也说过，你是后退的。
于坚：在这方面也有佛教的那种影响，就是不执。中庸实际上就是不执。我曾经和一个日本人聊天，他说你们那个中庸到底是什么？我说中庸不是一条线，左边五厘米、右边五厘米，不是的，那个日本人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他说你们中国人这个中也太难把握了，我说玩的就是一个把握，为什么中国文化说人情练达即文章呢。当然我也不是完全肯定这套，我认为现代社会还是要有适当的量化。有些东西应该量化，比如说你做这件事应该得到多少报酬，我认为应该说清楚，至于你怎么做这件事情，我不管你。但是中国人这方面往往从来不说，都在黑暗里面躲躲闪闪的，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症结，要么就是说得太清楚，什么事情都说到冷酷无情，完全像西方那种契约化。我认为中国今天是一个可以重建中庸尺度的时代。中国是一个封闭社会的时候，那么中庸这个尺度实际上是失效的，因为整个国势和西方对比之下，处于一个阴的位置，西方是一个阳，我们自己在这个阴里面我们不知道的。西方文化进来，我们现在知道了阳是什么，就是那种一切都要量化、要契约的那种文化是怎么来的、怎么做的，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明白这套了，我们就可以还保持着阴的这套，就是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这套，我认为它构成了一个新的阴阳，中国文化在这个阴阳里面可以重新找到一个中，你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不是什么重新回到儒学那套，重新回到阴极，不是的，我完全不赞同那种，也不是西化派那种，说到底，我的思想还是中庸那种东西。
云南是我的修道院
仲伟志搜神记：你的创作一直与云南有着紧密关系，有很强的地域写作色彩。云南是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眼中的后花园，对于你而言，云南就是一个天堂了。
于坚：云南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得天独厚。如果我是在四川资阳的南津驿，在我父亲的那个地主庄园里长大，我就是一个老才子，可能就像我爷爷一样，他考取保定军官学校后又不去，他要浇花，要写字，他的书法写得很好，解放以后被搞到公社去当会计。云南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像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一样，保留了一些原始的东西，原始的东西不是旅游资源，它是一个文化资源，它保留了一种远古的信息，它是一种源头性的地方。平原容易被一种文化所统一，而云南大地上仍有三万个神灵，和而不同，尊重经验。有很多在云南的作家，把这个地方视为一个流放地，视为一个边远的地方、被抛弃的地方，我不这么想。云南的很多流放者——我们这些人都是流放者——他永远的梦想就是重返中原，到今天还有很多这样的人。而我这个人青年时代就喜欢老庄，读老子、庄子，后来又读到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这一套对我影响巨大，我认为它和老庄是相通的，老庄的东西就有存在主义。早期读马克思的东西，也有存在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我是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所以我是把云南看作我的此在，我没有那种生活在别处的焦虑，在大学的时候就到云南的各种部落去和那些土著交了很多朋友，慢慢地发掘很多东西。比如说，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重新发现了楚辞。云南这个地方，依然还有强大的巫性，巫师都还活着，是部落里最初的诗人和作家。云南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我青年时代，还是马克思所谓人类童年的天真状态，楚辞中的许多场景，在云南都可以看到，把楚辞放在云南大地上看很容易理解。有些楚辞翻译，在我看来完全是错误的。云南给我最重要的就是这种东西，这种写作和马尔克斯他们是一样的，在云南写作你会有一种拉丁美洲式的孤独，你能够体会到我的那种孤独。他们总以为，边境那种地方，能成就个什么？
仲伟志搜神记：这是肯定的，如果你离开昆明，离开云南，那肯定就不是现在的于坚了。
于坚：我的方向和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方向不一样，你看我也出国，我也到处跑，但我去的是印度，去的是南美，我去的是新疆、西藏，我最喜欢去这些地方。我记得几年前去西藏回来，和我一些知识分子朋友说起来，他们说现在还去西藏，早就过时了。我听了真是震撼，我觉得这完全是无知。我最近读的是朱熹，其实朱熹他们那代人完全被低估了，他们就是文艺复兴那种分量。朱熹是重返中国思想的源头，他要用一种现代语言重新说出孔子他们说过的东西，他用宋代的白话说。我这几天一直在读那个《朱子语类》，简直太精彩了。朱熹那首诗是非常重要的，为有源头活水来，他说的那个源头，和启蒙运动重返希腊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是我认为宋代这个启蒙运动是失败的，因为政治等等的原因。理学在宋代兴起，对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矫正，中国在以前是感性、神秘主义占上风的，是一个萨满更强大的社会，到了宋代理性开始兴起，可以发展出一个新的中，但是理走向了对生命的控制，而不是对生命的调整。朱熹他们只是想调整，但是后来变成了控制。一直到晚清，中国已经裹起小脚躺下来了，丧失那种身体性，整个民族没有身体了。
仲伟志搜神记：你早期的诗歌，更多是超越地域性而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启蒙意义的诗歌，为什么后来却一直在写故乡？
于坚：我还写了印度，还有湄公河，湄公河六国我都写了。我跟你说，我在选择一种当代作家抛弃掉的题材。这个时代的写作，从鲁迅开始，主题都是生活在别处的，都是逃离故乡、逃离大地的那种，在许多作家笔下，风景都成了落后的象征。鲁迅的那种写法我认为就是故乡批判，而故乡批判今天的结果就是拆迁，拆迁变得理直气壮，某种角度说，是知识分子为今天中国的大拆迁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铺垫，没有这种铺垫拆迁进行不了。不要以为这个拆迁遭到人民的反对，人民没有反对，而是在人民的支持下。这种批判故乡的写作，知识分子把一种观念注入中国，新的就是好的，旧的都是坏的，是要抛弃的，这已经变成我们的常识。所以我经常说我的写作是后退的，我在重返被抛弃的东西。我是要回到中国最有活力的那种思想的源头，重新来观照我们从哪里来，是谁，要到何处去。所以，你看我现在写的书，比如《昆明记》，中国现在有哪个作家写过这个东西？有的人也写，他只是一种旅游资源式的介绍一下。我认为我的这些书是写的很深的，包括最近写的《建水记》，云南一个古城，那是我比较骄傲的一本书。我很深入具体地分析了中国四合院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对这些东西的合法性做出一个回答，你的写作有什么意思？西方诗人可以玩纯诗，修辞游戏，因为有教堂管着精神领域。中国人的精神领域是像盐巴一样洒在日常人生中。不是说因为我写题材是传统，我的写法就是传统的，我实际上是在里面探索一种更为现代性的写作，我的每次写作，都是对写作本身的一次再认识。所以我开玩笑说，我是真正的先锋派，我认为你们那个先锋太落后、太陈腐。其实西方20世纪那些伟大的作家，都是地方性的作家，只不过因为他们拥有世界性的名声，你就忘记了他们的地方性。普鲁斯特他永远是一个巴黎作家，乔伊斯永远是一个爱尔兰都柏林的作家，没有一个作家在写作里面会把自己的故乡拆迁掉，故乡是个人生命的黄金时代，是记忆活水，故乡令一个作家记得一切。写作就是一种记忆，一种对经验的唤醒。在写作中重建故乡。普鲁斯特写一个人如何做梦、怎么起床，这种私人化的普遍经验会感染到不同语言中的读者。在强大的地方性写作里面，润物细无声地潜入了普遍性的价值。
昆明不是世界的驿站，而是终点
仲伟志搜神记：云南是一块充满神性的高原，但是你居住的昆明，却是一座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缓慢的城市。
于坚：昆明这个城市的建立，是得益于文明的发达。因为当昆明在明朝洪武年间建立的时候，中国文明、内地的生活质量、建筑技术等等已经达到了一个古代最高的水平。那些流放者，因为中国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许多人某种程度上都同时是诗人、匠人、厨师、大夫，就像部落里的巫师一样，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通人，文明最成熟时期的手艺被带到了高原上，就在这个开发的伊甸园，几百年时间，一座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最标准的城市建立起来，就等于今天我们把西方最成熟的现代技术搬过来一样，是一个道理。
我生活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强大，还很标准，不仅保持着那种硬件，还保持着软件。你说它缓慢，中国文化本身就是缓慢，因为它已经创造了各种细节，来让你度过你的时间，你只要在这种文化中，你的生命就每时每秒充满着意义，它不像西方文化是把意义交给上帝。中国文化的意义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所产生的意义，所以中国人最怕没有细节的生活。四合院就是一个充满细节的地方。你早上起来听听鸟叫，然后你漱口，闻见鸟语花香，把厨房里昨天腌的咸鱼抬到院子里晒晒等等各种细节，使你从早到晚不亦乐乎。它不是说吃一个三明治然后去上班，再吃一个三明治吃去教堂。中国的生活本身充满着世俗的宗教感，你在你的家里，神灵跟你住在一起，代表神灵的祖先跟你住在一起，大地和诸神通过文的象征，花鸟虫鱼，画栋雕梁、文房四宝、烹调、手艺、邻居……和你住在一起，我建水就写的这个主题，每一个四合院都是一个家庙。
仲伟志搜神记：很惭愧，我两次去过建水，知道那是一座古城，但还是像一个普通旅游者那样，以为建水只有好吃的豆腐。
于坚：回到你说的昆明。在这么一个地方，我一方面有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另一方面，昆明这个城市又比较多元，又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现代城市，因为19世纪法国人把滇越铁路从越南修到昆明，所以那个城市一半是传统的，一半是西式的，在这个城市里，喝咖啡是很自然的事。我对这个地方是感到很神奇的。可能还有青年时代在工厂十年的生活，我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通过劳动理解的，我明白什么叫做操作，什么叫做契约，什么叫工作时间，我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社会浪漫主义的诗人，只有农业社会的经验而没有现代生活的经验，我所在的工厂是很大的，苏式的。我在那里读马克思、读资本论，什么《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时的工人学习要学这些东西。第三方面，它又是一个被土著包围着的城市，周围是各种各样的民族，那些人穿着跳舞的服装，在街上走来走去，他说话你也听不懂。迷信万物有灵，一神教在云南没有市场。文庙旁边是土著的土主庙，里面供着南诏国的大地之神。所以你从小就明白这个世界上不只有汉族，有一种天然的自由主义氛围。昆明这个地方实在是很神奇，宽容是这个城市的天然法则。
仲伟志搜神记：昆明现在也是日新月异，城市被改造的也是很严重吧。
于坚：昆明这个地方虽然被改造、被拆迁，拆的也很惨痛，但是这个地方，历代的统治者执政的力量、质量都很低，普遍没有那个中原政治家的魄力，哗的一下全部拆掉，很多地方也会受到民众的制约，昆明人会以消极来抵抗积极。所以，虽然拆了，盖了一些很丑陋的、稀奇古怪的现代建筑，但是这个城市的空间格局，小城市的空间格局，特别是在老城里面，还没有被打乱，它以前是个“龟”嘛，龟城的那种格局没有改变，所以到今天依然充满着一种人性，你在里面住着还是很舒服。还是要感谢那个地方的老一代的执政者，一直比较保守，总是订出一些条条框框，比如高楼不能超过五层这种要求。当后来这那狂吏、文盲执政时，许多东西已经拆不掉了。他们最大的政绩是拆掉了滇池，现在痛哭流涕地要退回去，我认为已经无法亡羊补牢，羊都死了嘛。
仲伟志搜神记：这么说，昆明应该是比较幸运的，是不多的幸存者。
于坚：我认为这得益于昆明这个地方传统力量太强大了。所谓强大，就是这个城市积极分子没有上海、北京那么多。我们20世纪的标准，都是鼓励你当积极分子，学校鼓励、社会鼓励，说人生就是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你要拿金牌、拿奖牌，不像台湾、香港，普遍是消极制，是随遇而安的，就像中国古代那种。为什么到台北感觉不一样？满街都是消极之人。昆明就是消极的城市，在这里，消极我是当作积极概念来说的。无论是波德莱尔还是普鲁斯，他们都是消极之人，积极分子太可怕，就那种阿波罗式的。我们这10年的新文化非常偏激地一直是在鼓励这种。北京、上海、深圳等沿海地区，积极分子已经到处都是了。但昆明这个地方很神秘，它是消极之人占多数的城市，所以有雄心的官员去了就被气死了、气疯了。你看那些人上班首先想的是怎么喝茶。昆明人做事情，做到能够使自己有温饱有尊严就可以了，剩下的钱应该给没有钱的人去赚，昆明就是这种传统。比如以前开铺子的，开到中午就关门了，下午要让别人那家去挣钱，就是这种传统，如果全球化学习中国文明这种传统，这种知足常乐，许多事情就不会那么穷凶极恶。它不是资本主义那种赚越越多越有存在感那种。中国的存在感是诗性的存在感，昆明这样的传统还在，人生好吃好在，花好月圆最重要，美是适可而止的结果，不是积极进取的结果，人生而不是占有的越多越好，昆明人认为那是霸道。所以拆迁改造就会遇到软性的消极抵抗，最后不了了之。当年那个仇和，要把昆明人的阳台都拆掉，那些小阳台早就被居民盘成了一个个亚热带植物的小花园。他失败了，大家消极对抗，这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抵抗，消极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来自老庄的伟大思想。忘机，齐物。消极是生生的，积极不是。
仲伟志搜神记：但还是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昆明本来是一座舌尖上的城市，现在吃也摧毁得差不多了。
于坚：味道被摧毁差不多了，和我小时候差太远了。因为无恒产所以无恒心，现在没有人有耐心去好好地、持久地烹调。刚刚有点人气，要拆了，惶惶不可终日。当然，在某些细节里、某个缝隙里，味道还存着，你到某个乡村、某个古老的家庭，还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么？
仲伟志搜神记：关于昆明的历史遗存，你好像非常推崇筇竹寺？
于坚：是的。我认为昆明筇竹寺的五百罗汉是中国近代雕塑史上的伟大杰作。比较一下吴哥窟、云冈石窟、四川乐山大佛、龙门石窟就可以看出，同是佛教雕塑作品，昆明筇竹寺的五百罗汉是多么的具有人间气息，多么写实，雕得栩栩如生，可以听见大罗汉们在呼吸，几乎就是纪录片。而且他们就是古代昆明人的形象，就像吴哥窟是高棉国王的形象一样。我进过上百个寺院，从澜沧江源头到湄公河口，我见过无数的罗汉、佛像，我认为从艺术价值来说，昆明筇竹寺的五百罗汉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伟大的雕塑作品之一，其价值完全不亚于吴哥窟，这是泥巴塑的啊！吴哥窟世界闻名，是因为20世纪世界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在审美上崇拜崇高、宏伟、彼岸，使筇竹寺这种人间烟火气的作品有点自愧不如。但风水轮流转，世界有一天会停下来，会发现筇竹寺的伟大的。但我们不能等着人家来承认，我们先要自己在文化上建立信心，自己要看得起自己，自己要尊重自己。
仲伟志搜神记：还有什么其他文化地标值得推荐吗？记得你写过一篇《昆明麦田书店》，这家书店现在还在吗？
于坚：有，还在，那是我朋友开的。很不错，那个老板就一个典型的昆明人，他那个铺面只有十平米。因为现在出名了，有很多人就想利用他这个牌子，给他大铺面，免费给你去开，他不干。他的想法就是，我就想在这里卖我的书，能够养活我就行，我要听唱片、和朋友聊天、写诗，他就是这种人。昆明有很多这种人。他那个书店还有打折。他里面最多有几百本书，我去买书说你不用打折了，因为你选这些书本身就是智慧的贡献，精神劳动，不行，他要打折。
昆明还是有一些古老的事物慢慢传下来了，还有一些。但地标这个概念不适用于昆明，因为昆明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城市，这个城市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城市，传统中国的城市可能除了皇家的宫殿以外，没有什么地标，即便是四合院也是避免要成为地标，你成为地标那是要倒霉的。所以你要说地标，就是大地的标，就是大地本身有的东西，滇池才配得上说地标，夏天在8点半才下山的落日也是一个地标，昆明的云也是一个地标，呈贡县山岗上的宝珠梨也是一个地标。滇池西岸的西山那也是伟大的地标，它是古地中海运动留下的一个断层，非常壮观，地标就是大地本身。
仲伟志搜神记：此前我一直把昆明作为我在云南旅游的中转站，很多人都是这样。多数人对云南的理解，往往只是丽江、大理，还有腾冲的温泉之类。
于坚：昆明本来温泉也很多的，比腾冲还多，特别是在安宁那一代，离昆明二十多公里的地方。昆明地区是喀斯特地貌，所以下面的地热很强大。而且昆明的温泉水没有那么烫。昆明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为什么法国人要把铁路修到昆明来？就是想把昆明变成法国的后花园，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的气候什么的都很像法国。为什么我不去大理？其实大理比昆明差远了。那里的地理形势很极端，不像昆明，虽然是在高原，但是它还有海阔天空的感觉，能让你感觉到天地之浩气，滇池实际上有海的感觉，虽然它是一个湖，但是足够让你感觉到海的那种力量。大理是南诏崛起的一个政治产物，它也有山有水，但是那个地方主要是从军事目的考虑的，它不像昆明，纯粹是因为这个地方好，那些从楚国来的人走过穷山恶水来到这里，忽然发现一个天堂，不走了，云南历史从这个地方开始。关于昆明最早的传说，什么金马在沼泽地上跑，碧鸡飞翔在天空，这不是在说天堂吗？汉书里说到的早期昆明就是金马碧鸡。最典型莫过于元世祖，他感叹，如果不是戎马生涯的话，愿意被封于此地。昆明不是世界的驿站，而是终点。人们移民到此，无不惊讶地发现，高原上藏着一个天堂。这一点我也是慢慢地觉悟到，通过回忆童年时代的昆明，慢慢地意识到它本来就是一个天堂。
关于其他
仲伟志搜神记：除了云南，你最喜欢哪儿？四川吗？你的祖籍在四川。
于坚：你说在中国是吗？从胃的这个角度，我比较喜欢江南，那是登峰造极的民以食为天，美食无数。从神性的角度我比较喜欢西藏。我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北京，他们请我去北京，基本上不去，在北京的诗歌研讨会什么的，基本上都是观念，滔滔不绝都是概念，本质主义盛行，令人筋疲力尽，这个和生命有什么关系？
仲伟志搜神记：你最喜欢谁的诗？
于坚：《诗经》，那是一种源头性的写作，这部辞源升华、解放了无边无际的生灵。为什么叫做经？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再抵达，它是让你用来觉悟的，你每天翻翻，觉悟到这点，明天翻翻，又觉悟到那点。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文明从一本诗集开始而不是从教诲、箴言开始，也是中国独有。
仲伟志搜神记：除了《诗经》，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诗人？
于坚：我现在会说苏东坡，但是我也非常喜欢李白。
仲伟志搜神记：李白和杜甫相比呢？
于坚：我选择李白。晚年我会更喜欢杜甫，我知道。
仲伟志搜神记：为什么？
于坚：李白意味着“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个伟大的传统，在二十世纪尤其重要，新诗复活了这个传统，为什么新诗一直被冷落，因为新诗在修辞上完成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第三代人为汉语贡献了现代语言。杜甫意味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在今天这个怎么都行、解构盛行的时代，我越来越热爱杜甫。杜甫的伟大在于，他的“再使风俗淳”是通过修辞的重器化而不是说教、意义阐释实现的。
仲伟志搜神记：外国诗人呢？
于坚：外国诗人，要说一个太难讲，因为我每个时期受过不同人的影响，你比如说早期我喜欢泰戈尔，还有普希金，然后是莱蒙托夫，还有惠特曼，惠特曼非常重要。后来呢，比如弗罗斯特、拉金、奥登、毕肖普、希尼……他们都是和诸神、神秘、生命的复杂性、地方、细节有关系的那种诗人。我见过希尼，他有一双农夫的手，海德格尔也是，像一位老工人。我不喜欢那种修辞的、抽象的、飘飘欲仙、吃饭的时候不知味的诗人。我青年时代受的就是存在主义的影响，简单的、存在主义的诗人我很喜欢，我不喜欢本质主义的诗人，在我们这里，本质主义在诗人里还是占上风，说难听了，就是观念的东西，没有身体，没有大地。后来我这些讲诗的身体性的话又被庸俗化为下半身，下半身不是身体，是观念，是对贞洁的道德质疑，是意义。不是我理解的那种诗。
仲伟志搜神记：如果让你自己找一个关于你自己诗歌的关键词，会是什么？
于坚：存在。语言即存在。
仲伟志搜神记：你出版了很多书，能否向读者推荐一本自己的书？你认为哪本书更适合普遍阅读？
于坚：这也比较难选，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对过去写作的总结。如果是比较大众点的话，我会推荐一些好玩的诗，比如《便条集》里面的一些诗。我认为诗应该是置身在桌子上的筷子、餐巾、刀、牙签、打火机、烟灰缸、咖啡杯、杯垫等等这些事物之间。你在劳动之后正在用餐，忽然这些便条令你灵光一闪获得一种轻微的觉悟，喜悦，呆住，就可以了。
仲伟志搜神记：你曾经把很多精力放在拍纪录片上，以后还会做吗？
于坚：不知道，现在我不做了，现在是搞摄影了，我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大型的摄影集，在深圳出版的。我拍纪录片最后一个是《故乡》，四个小时，2017年8月在香港独立电影节放映，拍的是一个面临拆迁的村庄的命运和历史，拍了两年。我觉得做纪录片还是要和摄像什么的合作，这中间有很多的麻烦，影响表达的独立性、纯粹性，我觉得还是拍照片，我自己可以控制一切，它能够有记录片同样的效果。我现在就是拍照片、写作，做自己能够独自决定的事。
仲伟志搜神记：写完《建水记》，还会写什么书？
于坚：我在写《论巴黎》这本书。另外，我完成了一本诗集，是写1966至1976那段历史的，是我最重要的一本诗集，一百多首诗，从1996年开始，我写了20年，但是现在可能出版不了。但是国外已经有英语、法语在翻译。
仲伟志搜神记：你为什么这么高产？有什么秘诀？
于坚：我这个人除了写作没有别的爱好，只嗜好写作。我也不是高产，现在都用电脑写，我的散文可以写得很长，以前我手写的时候，最多写五千字就觉得了不起了，已经是极限了。你想想曹雪芹，曹雪芹那是用毛笔写的，所以十年才写出一本来。你用电脑和拼音写，在这一点和西方作家是一样的，所以从世界范围来说，我不是高产，我的量比不上有些西方作家，有人一天写16个小时，太可怕。写作还是要好玩嘛，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明志。志不是意义，更不是什么志气，而是修辞立其诚。
来源：仲伟志搜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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