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越来越小，而中国文学的疆域越来越大的一个明证就是，在我们的文学聚会里也出现了外国人的身影。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文学所要深入的，就是人的情感、思想与命运，种族并不能成为人与人的本质差别。于是，我们在那些外国人的身上同样能发现作者极力捕捉的闪光所在。明妮·魏特林(哈金《南京安魂曲》)，这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在小说里又活了一次。这部小说讲述了她和她的同事们是如何竭力与日军对抗，建立难民救济所，保护了许许多多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然而，人并不因其善行就获得赦免，也不因罪恶而获得惩罚。明妮，这位善良而勇敢的女性，却因为和丹尼森夫人的冲突而离开了学校，战争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灵魂，终于将她击垮，让她的精神趋于崩溃。对于南京城所遭遇的浩劫，作者尽可能用冷静、朴素的笔调缓缓道来，却蕴含着更为强大、更为动人的力量，让读者随之走进那一段惨痛的历史中。1937年的南京也因此成为一个历史的黑洞，吸引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询。明妮是一位殉难者，张马丁(李锐《张马丁的第八天》)也是。这个意大利人跟随莱高维诺主教来到中国，成为一名教堂执事。在村民和教民发生冲突之时，他被鹅卵石击中头部，迎神会会首张天赐因此替他偿命。然而，三天后“复活”的张马丁拒绝了主教秘藏的建议，勇敢地走出教堂，走到他的仇人之间。在这部小说里，李锐探讨的是，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困境与信仰。张马丁的第八天，意味着他走出了原先信仰的基督教世界，为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无法承担他的信仰的世界牺牲了自己。人之为人的真诚将人引领到无法化解的绝境，却由此化解了厚厚的由不同信仰筑起的高墙，这是作家对人的悲悯，更是对人性温暖的信任。芙洛(张翎《睡吧，芙洛，睡吧》)这个远嫁到加拿大巴尔维克镇的中国女子，同样因为她强大的生存意志而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作家都会选择一个主要人物作为自己长篇小说的主角，他们更愿意将自己长久居住的城市或者一方水土作为表现的中心，探寻一座城的历史，在历史的灰烬中致力于发现城与人的秘密，可能是作家的野心所在。于是，在我们的文学聚会里，也出现了风土不同、性格各异的地方。武昌城(方方《武昌城》)以其惨烈而被铭记。这部小说将1927年北伐军围城、北洋军守城的40多个日日夜夜定格成一帧照片，战争的惨痛与人性的复杂则透过这帧照片，形成了深远的历史空间。以今天不复存在的城墙为分界点，小说分为“攻城篇”与“守城篇”。在“攻城篇”里，青年学生梁克斯的革命理想与革命热情在碰触到坚硬的城墙那一刻凝结了起来，生与死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呈现在他面前，面对绝境时的艰难选择让他的思考有了更为开阔的空间。作者并不仅仅将目光停留在正义的一方，她将笔触同样伸向守城的一方，军人的职责与正义的使命始终在人的内心交战，从而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人性的种种幽微与复杂之处由此打开，历史与生命得到了同等程度的尊重。裸地(葛水平《裸地》)以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而让人追怀。这仍然是一个家族系列的故事。所谓裸地，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欲望驱使下男女关系的隐喻。盖运昌希望能留下血脉将盖家延续下去，奈何一次次努力终是徒劳。“土地裸露着，日子过去了”，一代又一代人在这土地上过活着，哭棍上“麦芽大的青绿”就是生命的象征，也是人与土地关系的再一次明证。葛水平的小说里有蓬勃的诗意，这使得她的讲述有了不一样的味道，黏稠、劲道，又韵味十足。碧色寨(范稳《碧色寨》)以其遥远的现代而让人惊奇。作家返回到1910年的云南，探访了滇越铁路上的一个小站——碧色寨。这是一段淹没在历史烟云里的故事，在高山峡谷间突然耸立起这样一个钢铁怪物，无疑让居住在此的人们泛起种种复杂的情绪。有的人迅速被新的生活方式所俘虏，所谓现代文明，正是借铁轨汹涌而来，让人们从身体到灵魂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最聪明的毕摩独鲁站到了前现代的立场，独自与巨大的铁路作战。文化融合，在这片土地上走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将这样一类人称为过客，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有着丰富的褶皱，更骄傲、更敏感，也更自尊，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方式与时代、与自己和平共处，他们一边暗暗抵抗着，一边半推半就地过完了自己的人生。可是，我们始终能看到，他们的墓志铭上，深深刻着“不属于”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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