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王城如海》2016年10月定稿，其实5月份三稿出来就大局已定。写作时间不算长。十二万字，小长篇，体量也不算大。跟前后花了六年的四十五万字的《耶路撒冷》和花了四年的三十万字的《北上》比，时间和篇幅都可以忽略不计，但写作中我所经受的煎熬，是前两者捆在一块儿也无法比拟的。我数度以为它永远也写不完了。
在小说的后记里我详细地记述了整个写作过程。现在网上常见一个热词叫“暗黑时期”，写这部小说的那段时间就是我的暗黑时期。祖父在老家病重，一次次送往医院，我远在千里之外，每天只能通过电话随时了解情况。小时候我一直跟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祖父是个旧文人，对我的影响极大，感情也极深。有一阵子病情不太好，十天内我回了三次老家。在北京或者出差外地，每天我都迫不及待要打电话，又担心电话里传来不好的消息，整个人纠结得不行。祖父后来还是放弃了。他不愿待在医院，说梦见我奶奶站在风里叫他，头发都被大风吹乱了。有一天在医院醒来，他懵懵懂懂地问，这是什么房子，屋顶都是白的。他要回家。回到家的第六天去世。
那天我在社科院外文所参加阿摩司·奥兹的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新书发布会，行李箱在隔壁房间，准备会后去机场，到成都出差。会议中间，看了一眼静音的手机，六个未接电话，都是老家的号。我知道出事了。但我不能立时打回去，接下来是我发言，如果跟家里通过电话，那言肯定发不了，我怕控制不了自己。奥兹坐在斜对面会议桌一角，头发花白，面带微笑。发言开头我说，看见奥兹先生像文学老祖父一样安坐在这里，我备感笃定、安慰和感动。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的开场奇怪，用了“老祖父”这个词。可我知道，我必须用上这个词。全世界的老人长到最后都很像，全世界老人的安稳与微笑也都很像。发完言，我私下跟钟志清老师他们请了假，我得先离会。
出了门就打电话，果然。
祖父一直清醒，最后说：“我可能要不行了。”半小时后停止呼吸，享年九十七岁。那天6月24日，故乡大雨滂沱。
写作《王城如海》的后半程，每天坐下来写第一个字之前，我都要花好一阵子才能专注到眼前的小说上。而这个召唤专注力的仪式时间越来越长。我仿佛在跟死神打一场拉锯战，争夺一个祖父。
雾霾。那五个月可能是北京历史上的雾霾之最。环境治理主要靠风，每天自媒体上都在传播一个虚构的好消息：大风已到张家口。可它们最后都停在了张家口。蓝天白云如史前一样遥远，那五个月里我就没看见过星星。孩子们脆弱的呼吸道开始不利索，医院儿科每天都人满为患。我带孩子去过多次，打点滴的娃娃们连个座都找不到，好容易挤出块空地站着，家长在一边给举着输液瓶。那五个月里北京有一批年轻的父母辞职，为了把孩子带到白天能看见云朵夜晚能看见繁星的地方去。迁居厦门的朋友跟我说，娃要落下个毛病，我挣下再多有什么意义？我挣得不多，没勇气辞职，也迁不出去，所以必须接受孩子的问责。四岁的儿子其实啥也不明白，无边无际的雾蒙蒙、霾苍苍的世界大概已经让他忘了窗明几净的生活了。他像小说中的孩子雨果，除了呼吸，每天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咳嗽，呕心沥血一般地咳。可以想象，在一个父亲听来，那一声声该多么惊天动地、惊心动魄。每一声都让我产生作为父亲的无力感和愧疚感。
小说构思之初，我真没打算如此大规模地触及雾霾，但是雾霾锁城的日常生活让笔不听使唤，直奔雾霾而去。双层玻璃也挡不住浓重的霾，它们理所当然地飘进了小说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韩敬群兄建议的题目如此恰切，王城之大，不仅人流如海，雾霾也让北京四顾茫茫，如潮如海。雾霾持续了四个多月，儿子也咳嗽了四个多月。
何谓人到中年？中年根本不是个生理年龄概念，而是个心理问题。这五个月，我真正体味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心态。
六
写作中常有意外之喜。《王城如海》完稿后，之前写不下去的《青云谷童话》突然苏醒了。也许是《王城如海》中那只来自印度的小猴子激活了童话里的古里和古怪，也可能是《王城如海》中对雾霾的思考重启了青云谷的问题意识，放下《王城如海》，我顺利地进入了《青云谷童话》。
时不我待了，儿子下了指示，“必须”在幼儿园毕业之前拿到成书，他要送给老师和小朋友作毕业礼物。写出来，再出版，我扒拉一下周期，紧赶慢赶的事儿。不上班的时候我继续上十八楼。还好，赶上了。儿子毕业前，抱着一堆书到幼儿园，你有我有全都有。过两天放学回来，他开心地跟我说：“我们李老师说了，这本书写得好！”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赞誉。我也这么认为——既然儿子高兴。
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儿童文学”。一晃三年过去，很多朋友和读者问我，还会不会继续写。我也不知道。曹文轩老师说，我是到“儿童文学”里放了一把火就跑了。会不会有第二把、第三把火呢？顺其自然吧。这里的“儿童文学”四个字加了引号，源于我对儿童文学的看法。我不认为儿童文学就只能给孩子看，好的儿童文学应该少长咸宜。我也不认为一写儿童文学就得捏着嗓子奶声奶气地说话，然后把腰弯到孩子的高度。在《青云谷童话》里，我写了雾霾，写了环境污染，还涉及了现代化和城市化。有识之士对此曾有所质疑：
孩子们都能看得懂吗？
为什么要让他们一下子全看懂？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先懂一部分，另一部分必须踮起脚来够一够才能懂，还有一部分作为悬念和好奇留待下一次阅读时再懂？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五岁时看懂五岁可以看懂的部分，八岁时看懂八岁可以看懂的部分，十二岁和十六岁分别看懂十二岁和十六岁可以看懂的部分？常看常新、不断会有新发现，不正是一部好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吗？至于《青云谷童话》中触及的现实和问题意识，那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儿童文学有责任和义务给孩子们铺设一条从“楚门的世界”一样的温室花房过渡到广阔现实世界的道路。所以，我在此书的后记中说：
“理想中的童话是什么样，我就怎样往苍茫的目标逼近。撞碎楚门头顶美丽却虚假的天空，也打破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界限，放阳光和阴霾同时进来，让它们照亮一张张真实的脸。”
七
《北上》还在继续。《北上》一直在继续，尽管正文一个字没有。写作《王城如海》和《青云谷童话》的过程中，《北上》一直在后台运行。构思、积累、阅读、田野调查，跟工作、写作和生活同步进行。一个作家，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写作，包括在睡梦中。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也在参与你的创作。
记不清《北上》的旅程哪天起航的，懒得查日记了。只记得最后的定稿中，晚清那段故事的开头是在重庆一家单位的卫生间里想出来的。201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在南岸区的那家单位调研，中途去洗手间，在充满各种光鲜明亮的现代化陶瓷的公共空间里，我突然觉得一百多年前的故事应该这样开讲：
“很难说他们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谢平遥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人时，他们已经见过两次。第三次，小波罗坐在城门前的吊篮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用意大利语对他喊：‘哥们儿，行个好，五文钱的事。’……”
写作的过程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写。多时有一天写过四千字的，这样的光辉业绩屈指可数；也有少的时候一天只留下三十个字；大部分的上班日一无所出。下班坐地铁回家，单在密不透风的地铁上挤一个半钟头就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我不着急。有耗时六年的《耶路撒冷》在前头，我知道这小说写得再慢也总有结束的那一天。慢和漫长再不能让我绝望。
2018年7月23日，稿毕。放了一周，又改。改完又放，再改。然后我跟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责编陈玉成说，兄弟，明天我儿子生日，彻底放下，不改了。交了稿。交稿那天晚上，一个人在水边散步，感到了长久的忧伤。
跟其他小说不同，《北上》留下了很多线头。在过去，一部作品写完了就写完了，出版后我几乎都不会重读，《北上》不同。运河太长，也太古老，边边角角的故事和写作过程中溢出的那些思考无处安放。这部小说甚至部分地改变了我的历史观，所以还有话要说。比如单说跟这部小说相关的历史人物，隋炀帝、马可·波罗、龚自珍、慈禧、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这个名单可以列出一串，不找个机会把他们弄清楚，总觉得这件事没干完。在一次访谈里，记者问《北上》写完了写什么？我说，《南下》。当时纯属开玩笑，但后来觉得是该有一部《南下》，把我一次次从北京出发沿着运河向南行进看见的、听见的、想见的做一个梳理，岂不就是“南下”？于是我也隐隐地开始期待这本书了。
但写作总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何时《南下》尚不可知，姑且立此存照。
八
作家的生活轨迹由他的作品绘就。平日里回想某时某事，想大了脑袋也理不出个头绪，一旦将其时其事附着上某部作品，往事纷至沓来。作品经纬着我们的生活。扭头看到手边的《北京西郊故事集》，刚出版的主题短篇小说集，还热乎乎的。又是一条线。
这十年，整体上是被《耶路撒冷》和《北上》瓜分了，两部小说的间隙，忙里偷闲出现了《王城如海》和《青云谷童话》。而弥散在这四部作品之外的空白时间里，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打捞出来的，就是这本《北京西郊故事集》了。2011年末，身陷《耶路撒冷》写作中，漫无尽头的无望感迫切需要一点虚荣心和成就感来平衡，我决定写几个短篇小说垫垫底。岁末加上2012年春节，我跟往常一样去小泥湾，开始写在头脑里转了很久的几个短篇。2010年写过两个，《屋顶上》和《轮子是圆的》，后者写于美国。前者为中日青年作家论坛而作，遗憾的是，论坛召开时，我因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去了美国；后者写于爱荷华。那个时候就想着写一个短篇小说系列。我对系列小说一直怀有莫名的激情：因为某种割舍不断的联系，那几个小说是一家人，每一个小说都是其他小说的镜像，它们可以作互文式阅读；它们的关系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而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互文阅读之后它们能够产生核聚变般的威力。
这个短篇小说系列，主要人物是固定三四个年轻人，他们租住在北京西郊，题目就叫《北京西郊故事集》。《耶路撒冷》开始后，《故事集》就放下了。现在重新拾起来。那个岁末年初过得叫一个充实，两个月内写了四个短篇。后来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如果大雪封门》就是那时候写的。
有四个短篇垫底，又回到《耶路撒冷》。心心念念长篇一结束，再续西郊故事，没承想，下一篇已然到了2015年。时间都去哪儿了？想不清楚。但对一个主要人物相对固定的小说系列，的确越写越难了。人物性格、事件发展、时间对位，限定越来越多，虚构的负担也越来越重。2015年写了两篇。最末一篇写完，已经是2017年底了。这个小说叫《兄弟》。
从2012年春节我就想写这个故事：一个人到北京来寻找另一个“自己”。不是开玩笑，也不是魔幻的“空中楼阁”。所以必须让这件匪夷所思的事充分地接地气，确保它是从现实的土壤里开出的花。断断续续想了多种方案，都说服不了自己。2017年底，北京所谓的“驱赶低端人口”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居住在北京西郊的朋友，因为没有暂住证，半夜里经常要东躲西藏。历时六年，《兄弟》终于找到它的物质外壳。我用三天写完了这个小说。
《兄弟》是第九个。当初想得美，十二个短篇，至少十个，一本集子就挺像样的。可是《兄弟》写完，实在写不动了。我决定再等等，没准勇气和灵感会像淘空的井水一样再蓄出来，蓄出一篇也好。
2018年过去，2019年也要结束了，苍井依旧空着。那就随缘。我把书稿发给责编陈玉成。耗了十年，也对得起它了。玉成问，书名还叫《北京西郊故事集》？我想了想，还叫。十年前筹划这个集子时，“故事集”还是个稀罕物，土得没人叫，十年后，叫“啥啥故事集”的漫山遍野。漫山遍野也叫；也算不忘初心。2019年末集子编辑完成，2020年初面世，结结实实的十年，一点折扣都没打。
来源：天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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