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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斯 | 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卡佛

2021-09-13 09:13 来源:世界文学 作者:孙仲旭 译 阅读

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卡佛

玛莎·吉斯 作 孙仲旭

我是在一九八〇年认识的雷蒙德,当时我参加了他在华盛顿州汤森港市执教的两周夏季写作班。事实上,为了进这个班,我写了平生第一个短篇,此前我只写过新闻报道,但是卡佛的短篇《家门口就有这么多水》让我写起了虚构作品,应该说,它改变了我,因为读这个短篇,让我茅塞顿开。

在这个短篇中,有个男的周末去纳彻斯河钓鱼。第一天晚上,他和伙伴发现水里漂着一具少女尸体。他们不是收拾好东西就去通知有关部门,而是把她绑到岸边,在周末余下的时间接着钓鱼。卡佛说:“他们声称自己累了,时间又晚,还有就是,事实上,那个女孩也去不了哪儿。”

短篇是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讲述的。她是跟朋友去钓鱼的那个人的妻子。短篇讲述得极为巧妙,准确再现了她的恐惧、好奇、反感和渴望。短篇中那些让人难以从心理上接受的事实让我深受震撼。

读过这个短篇后只过了几个星期——这段期间,潜意识里有了个想法后,我就一直有所期待——一份宣传册到了我的桌子上,宣称七月份时,卡佛将会在培训中心教写作。他可以招收十六名学生,申请时,必须提交一个短篇。

我当时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负责一个电影及录像制作者中心,维持着这么一个非营利性机构,我甚至没时间去打开日程安排手册。然而,在接下来的八个周末里,我却取消了其他活动,去写我的第一个短篇。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只穿着睡袍,没换别的衣服,没接电话。

一开始,我重读了手边的短篇小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和约翰·契佛三月份刚出的那本厚厚的红色平装短篇集。

根据这些典范,我努力想琢磨出短篇小说实际上是什么:对白、叙事、描写、过渡和场景怎样起作用。十四年后的现在,我领悟了如果把自己的阅读限于当代作品,这个过程就会容易一点。当时的情况是,我对简·鲍尔斯(美国作家、剧作家,作家保罗·鲍尔斯的妻子)和斯蒂芬·克莱恩(美国作家)同样看重。

这段时间,我搜肠刮肚,想找到自己的短篇小说,小小的短篇开笔之作,它也许能超越个人的记事,让别人读着也觉得有意思。我不知道从什么角度,从多远距离讲述?怎样正确展开情节?何时适可而止?

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在靠房子后面阳光照耀的卧室里支起一张牌桌,把精神上受伤的南方士兵、灰心的通勤者、滥交的老处女以及被领到黄天镇的新娘的鬼魂驱赶开(指斯蒂芬·克莱恩的几个短篇小说中的人物),我一口气写了十二个钟头。时不时,我踱过过道去厨房倒杯咖啡。

我的短篇,一个有妇之夫准备离开自己的女朋友。他把她领到一间西班牙风味小餐馆,希望能在那里快速宣布这件难以启齿的事,享用在一起的最后一顿晚餐。

写得成功吗?我的看法,要么能在《一九八〇年度美国最佳短篇小说》中稳居一席,要么远远不能称为短篇小说。人们看到两个心胸狭隘的人,古里古怪的,既缺乏意义,也谈不上结构和优雅。我在两种判断间游来移去,甚至将其投进街角的蓝色邮筒时也是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雷蒙德·卡佛(他身体魁梧,身高六英尺)时,他穿着格子衬衫和卡其布休闲裤,坐在一张带着围椅式写字板的椅子上,长长的腿伸到我们一圈椅子的中央。

“我们会这样做。”他提议道,话音低沉,几乎是咕哝。我们有八天时间,他提议全班同学上午写作,私下跟他讨论,下午两点钟碰头。“如果你们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他又说,然后探询地扫视了一圈。

各份原稿提前传阅过,我们就可以先读一读,准备评论意见。在班上,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声阅读自己的的短篇,有时间的话,卡佛也会让别人代读,这样就可以从另一个人口中听到自己的短篇。小组讨论某个短篇时,作者不可以发言,这样就不能为自己辩解,可以更好地聆听,记下别人所讲的。那次让我知道这是爱荷华做法,也就是说,是雷本人一九六三年上过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写作班(十年后,他也在那里教过课)上的做法。

通常,雷以一个问题来开始点评:“这算是个短篇小说吗?”甚至对结构最糟糕、不可救药的故事,他也会这样问,而且极为严肃地帮助我们弄清楚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

如果有人开玩笑地提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随便回答。他总是认真应答,似乎明白俏皮话经常出自紧张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评论时带着讥讽(不是自贬)或者残酷(那可要命!),他会安静地盯着别处一会儿,通常抽着烟,耐心地等待我们自己想起要大度。

我们要做的是确定这个短篇的意图,着手帮助作者更好地表达意图。同时,我们对观点上的游移、被动的结构和蹩脚的倒置之类保持警惕。卡佛告诉我们要评论得具体,有建设性。

他鼓励每一个人,不管在我们眼里某个短篇多么没希望。听说,并不是每位老师都是这样的。班上有个女生前一年跟罗伯特·斯通学习过。斯通建议她彻底放弃写作!当然,她深受打击。我后来读到《巴黎评论》上对威廉·斯泰伦的一篇访谈。斯泰伦在访谈中说道:“教师应该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农民一样精心挑选,不鼓励那些没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却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而把剔苗的工作留给了上帝。

除了善意与尊重,雷还有极好的幽默感。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能证明这一点。他跟我们讲了有一次他怎样去旁听审案,一个女孩上了证人席,站在那里一再说“后来他走了”“后来我走了”(这两句的原文为“Then he goes”和“Then I go”,语法上不正确)。他很羡慕像这样自在地使用语言,特别是那种用法,出现在他的《凉亭》中。与此类似,他喜欢新词,我记得埃利斯·斯考特所用的“undercarriage”一词,让他觉得妙不可言,并问她是否可以借用这个词。

“短篇小说更接近诗歌,而不是长篇小说,”他说过,“是像诗歌一样,一行行构建起来的。”

他提出一些建议,关于怎样可以写得更容易,然而不把这些当成规则:“短篇小说作者如果不去尝试使用全知全觉的口吻,会写得很艰苦,受限的第三人称能让我们尝试去写很多方面。”他告诉初学者。

他主要是告诉我们他觉得行之有效的写作方式:“我尽量写得快,不是用速记的方法。我都是在两天内完成第一稿,可能的话,我想一天内就完成。”

“把一切都放进第一稿,”他强调道,“第一稿是你所写的最重要一稿——除了最后的定稿。”雷称这些臃肿而书写过多的第一稿为“银行存款”,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内的工作对象。他期望我们视需要,可以把一个短篇重写二三十遍。他说,他的短篇小说《邻居》一开始的篇幅是后来定稿的十倍长。他一再提醒我们,写作是个艰苦的过程,我们应当学会享受改稿过程。

总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为何总能伸进我们的段落,拎出一个蹩脚的句子,认真改写,直到这个句子在他手里变得完美,亮光闪闪。

雷蒙德· 卡佛

雷蒙德· 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美国当代短篇小说作家和诗人,小说界“简约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短篇集有《请你安静些,好吗?》(1976)、《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1981)、《大教堂》(1983)和《我打电话的地方》(1988)等。卡佛的小说风格影响了很多后来的作家,他的写作道路却并不平坦。他出身普通,读书时成绩平平。从事创作后,一度上过写作班,成名后,他又成了写作班里富有经验的老师。

卡佛跟我们说,我们从事的的确是一项很严肃的事业,他说五十年代后期在奇科州立大学,约翰·加德纳这样教导过他,他也谈到加德纳做事一丝不苟,而且有耐心,无论当作家,还是当教师,无不如此。如果想当作家,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要取得一点进步,都需要很长时间,过程也艰辛;雷跟我们说,我们要做好下大力气的准备。

大多数时候,他避免讨论发表的事,不过他的确跟我们说起过他自己的“重要日子”。一九六〇年,他收到了投稿成功的第一份通知,一天之内收到了两份!一份来自《西部人文评论》,接受了他的短篇小说《牧歌》,以发样刊代稿费;另一封信来自《目标》(现已停刊),接受了他的诗《铜环》,并寄来了一元钱。

“一元钱!”一个学生呻吟道。

“可是呢,并没有谁要求你去写作。”卡佛觉得好玩,笑眯眯地说。

一九八〇年时,卡佛发表的唯一一本小说作品是《请你安静点好吗?》,不过之前他已经出版了三本薄薄的诗集。他的作品大多刊登在文学季刊上。他让我们传阅《三季刊》和《安泰》,好让我们看看文学季刊是什么样。

除了上课,我们只是偶尔才会看到雷,他一个人走过沃登堡(培训中心的地点)宽阔的草地,不会逗留。我记得在诺曼·梅勒的哪部作品里说,男的走路时,要么拱着肩膀像头熊,要么屁股晃来晃去像只猫。(三十年来,如此荒唐地划分男性倒是让我一直都没忘掉。)卡佛走路时肩膀拱得像头熊。他一个人走进华盛顿州立公园服务区的自助餐厅,把他的桔黄色塑料餐盘端到靠墙的一张小桌子上,从来不端到我们平时吃饭的那张长桌上一起吃。他没把自己当成我们的好朋友,当然也没往那个方向努力。

我当然对他感到好奇,总算拼起了关于他的一份传略:

早在一九三四年,雷的父亲从阿肯色州来到濒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区,想找份稳定的工作。他在大河谷水坝当了一阵子建筑工人,把全家搬到了俄勒冈州的克莱茨卡尼(雷在那里出生),然后又搬到华盛顿州的雅基马镇。他去了博伊西·卡斯凯德公司的锯木厂工作,负责磨锯。卡佛在雅基马长大,那是个围绕着锯木厂和苹果园而建的小镇。

我了解那里的风情,那边的人喝纯酒,随波逐流地过日子。我在俄勒冈州独立镇长大,那里也有间锯木厂,另外还有豆田和草莓地。我上学的那所高中,锯木厂工人的孩子们英语得C——要么更差。他们打球行,写东西不行。卡佛也说过,他高中毕业时,成绩几乎在班上垫底。

我记得他提到了自己戒酒的那天:一九七七年六月二日。

另外还有那场为时甚久的婚姻,其遗迹,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有显示。

如果说烈酒是汽油,他的两个孩子则是火柴,有好多年,他的生活都有焚烧一空的危险。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安·柏克在自己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生了两个孩子,他后来在随笔《火》一文中,说两个孩子对他的写作影响最大。“是种沉重而有害的影响。”他用了那样的词。

烈酒和孩子。没有时间。没有钱。这些都是雷所要面对的逆境,在他的作品中,这些都有详尽的记录。

卡佛有好多年经济拮据。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男的失了业,急急忙忙就把汽车卖掉。他知道前门廊上传来的收账人的可怕脚步声,走过松动的地板吱嘎作响。他在锯木厂干过,也采摘过郁金香,当过加油工,在医院擦过地板。上班后,他会回到因为贫穷而乱七八糟的家里。有时候,他出门坐在小汽车里,想在那里写他的短篇。

培训中心的晚上,教授写作的老师们会在军用小教堂里朗读自己的作品。轮到雷朗读的那天晚上,我坐在第一排。从《请你安静点好吗?》集子里,他挑选了《肥》,关于一位女侍者被一名肥胖顾客所迷恋。接下来他读了《凉亭》,来自他的第二本集子,克诺夫书局刚刚买下。这篇是说一对夫妇为了解决他们婚姻中的问题,拿了瓶威士忌躲在汽车旅馆房间里。也是在这一篇里,叙述者说“后来我走了”“后来霍莉走了”,很搞笑。雷得停下来好几次,等着笑声停下来。我在前排,像别人一样笑得不可开交。后来我记得——就是杜安说“我回过头看,我们所做的重要决定,都是在我们喝酒时做出的”那一句——我的喉咙突然一紧,当着大家的面不自觉地抽泣起来。跟卡佛别的短篇一样,《凉亭》平静的表面下,有着要命的水下逆流。

培训中心做了件值得赞赏的事情。在写作培训计划中,白天是写作班,晚上是朗诵会,其他就不安排什么啦。你就需要这些。我看到过一份伯克利大学写作班的宣传册,里面说会组织看电影、举办鸡尾酒会,还会约见代理人以及心理分析专家!

我的确记得曾为培训中心的学生举办过一次初到招待会。雷没有参加,我想是因为抬出来的是一桶葡萄酒。这次招待会的本意,是让写不同类型作品的几群人融合一下,但是可想而知,写侦探小说的凑到了一起,写儿童小说、写长篇小说、写短篇小说的都各自凑到一起。我们这群人呷着塑料杯子里盛的葡萄酒,坦承自己因为有机会跟卡佛学习而感到兴奋。一个女的说她是靠从一位姨妈那里继承的一千美元来参加培训的。另外一位从图森那边搭便车过来,小汽车上其他几个人是皮玛族印第安人。他们慢悠悠地开车,让他急得够呛;另外一个小伙子说他是在六月二十日,即他生日那天收到的录取通知。我们试着想猜猜有多少人报了名却未被录取。

这时一个在办公室帮过忙的女的开口说,这个班招生根本没有什么筛选程序。

我们这群人都不出声了。

“报名的只有十六个人。”

我记得,干酪看上去像是裂了口,胡萝卜开始扭动,另外管他的,反正雷是不会出现了,我们就开始三三两两走回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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