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的放纵与亲情的呵护
——力歌中篇小说《鸳鸯蝴蝶》阅读感言
艾自由
现任职于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中年小说家力歌，曾在锦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挂职体验生活一年多，其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1年第5期，《作品与争鸣》2011年第5期、《小说月报》2011年增刊●中篇小说专号（3）选刊的中篇小说力作《鸳鸯蝴蝶》可看作是其前几年挂职锻炼后厚积薄发的副产品。讲述的是雄姿英发的女民警赵宇薇盯住神秘漂亮的暗娼高官调查的故事，在幽暗的历史深处、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一路寻来，她们竟是失散多年的姊妹花。故事曲折动人，精彩好看。特别是作为姐姐的暗娼高官，我们读后对她始终恨不起来，可能源于她以性爱的放纵来对亲情的呵护甚至有几分“大义凛然”的意味！
暗娼高官的家世是破碎不幸的，处世是圆滑狡诈的。由于家贫供养困难，妹妹被狠心的父亲卖掉，导致母亲气得疯疯癫癫，而父亲捡垃圾触电死亡后，为了养活病入膏肓的母亲和游手好闲的弟弟，初中未毕业由捡垃圾到开小卖部，成为家里养家糊口的顶梁柱。当母亲患淋巴癌病入膏肓急需用钱和弟弟重伤害社会上的一小混混需十万巨款赔偿少判刑时，薄情寡义认钱不认情后来成为大腕歌星的男朋友，不但不想方设法帮她度过难关，竟然纵容她卖身解难，她万般无奈下被迫在家门口操起了皮肉生意。不可否认，不管自愿不自愿，喜欢不喜欢，暗娼高官的性爱是放纵的。从黑社会的大老板孙老大给她十万巨款破其处女身开始，与她发生性关系的，大多是电话联系、直接上门一条龙服务的领导干部，以致当女民警赵宇薇微服私访查到大量证据，市区公安局长都顶不住社会各方特别是市长压力要求立即刹车，暗娼高官似乎混社会游刃有余，成了“老虎身上的虱子——谁敢惹”。而高官所逢场作戏的嫖客，一个比一个流氓、地痞、无赖，真是“躲过了老虎，又撞上了野牛——一个比一个更凶”。本来妓女从本质上基本都是骚货，嫖客从本质上基本都是色鬼，但是实际上也有区别甚至区别很大。如果说和昔日对自己有恩的初中班主任、今日的中学校长郑伟在封闭式茶馆缠绵的“报答师恩”很另类很无奈，毕竟主动迎合说明是心甘情愿的，由于时过境迁，郑伟也始终未认出这个学生来，否者老师嫖学生，要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这可能是堕落天使高官的卖淫生涯中最幸福的事儿，毕竟郑伟是她少女时代曾经暗恋过的白马王子，何况其妻因脑淤血已成植物人多年，并在日久生情后将自己新居的钥匙交给他：“你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吧，我家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而大老板孙老大虽然粗暴夺去了她的贞操，后来她觉得他很仗义豪爽，甚至和他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一段时光她觉得很快乐。而市民政局副局长王新国则以替高官保守找到警察妹妹的秘密不宣扬不认亲为名，在肆无忌惮地占有她的同时，敲诈10万说要送儿子出国留学，可谓一个吃拿卡要的老恶棍。可平时和暗娼高官纠缠温柔的，可能像王新国式的无耻之徒占了绝大多数。在这场泣血的鸳鸯蝴蝶游戏故事中，鸳鸯和蝴蝶两大经典意向也不再美好。鸳鸯是野鸳鸯，暗娼高官要谋生，要养活家人，靠出卖色相赚钱，既违法又不道德；嫖客王新国、孙老大之流，不是党政官员，就是黑社会老大，贪念美色，既违纪又始终会败露。在这里，蝴蝶也不再美丽，而是堕落天使高官从事“野鸳鸯”活动的标志性掩饰物。
暗娼高官之所以值得同情怜悯，源于对亲情矢志不移的呵护。从高官来说，真的是不堪生活的重负和屈辱，由于父亲早逝不得不辍学挑起家庭重担，由于母亲身患绝症和减轻弟弟锒铛入狱年头所需巨款不得不卖身换钱，而美好的初恋情人竟然鼓励自己当小姐找钱以解决家庭的危难，千辛万苦托人找到的妹妹竟是盯梢自己的女民警实难相认。文中是这样写这个颇有职业道德的面慈心善的妓女的：“赵宇微从提兜里拿出数码照相机，将馈线连接到计算机上，把储存的照片一一输送到了计算机上，然后浏览每一张照片。这些照片上几乎无一例外地显现出一个漂亮的女人，她的美丽不亚于美女级的电影明星，只是身体娇小瘦弱了一些；对职业小姐来说，她的年龄稍显大了。赵宇微第一次看到她时，就觉得不可思议，看不出她怎么妖艳，气质还有些文雅，不似其他小姐浪荡轻佻。尤其她那双动人心魄的眼睛，含着意味深长的忧郁，这种忧郁让赵宇微心生莫名地好奇”。“高官每个月都要去普陀山，到那里烧香祈祷，保佑自己不出祸害，保佑母亲早日康复，保佑自己找到妹妹，还有主要一条就是保佑弟弟能早些懂事，不再让自己操心”。“当活动结束付小费时，郑伟还关照地让多给高官一些，那个人拿给了高官200元钱。高官看着200元钱，想起了郑伟最后一次去她家的情景，想起了那天关怀的抚摸。她用手拦下了递过来的手，执意不要这笔钱。她的动作让几个人匪夷所思，她从递钱人的眼中看到了疑惑，这让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如今的身份和地位，她苦笑着说：‘我不要那么多，其他小姐得多少，就给我多少’。她从递过来的钱中抽出了一张，正是与其他小姐相同的数额。这更让郑伟和两个客人十分诧异，那个拿小费的人戏谑地说：‘没想到小姐也有职业道德啊’。”郑伟一直用欣赏的目光端详着高官，他一定要高官给他留下手机号码。高官感到了悲哀，因为郑伟一直没有认出这是他曾经帮助过的学生。但是，这种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的苦难叙事在震撼人心的同时，经不住推敲的是难道非得靠卖身来救赎。正如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治纲发表在《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的《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一文中所言：“道德的崩落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应该是在这种崩解的道德秩序中，善良的人们因为身心的撕裂而导致的灵魂上的剧痛。这是苦难叙事的核心所在。但是，很少有作品细腻地描绘人物的这种内心撕裂与挣扎的过程。它们大多只是在外部环境上草率地安置了诸如贫穷落后、下岗、家人生病、无生活来源等客观理由，然后让人物奔向卖身现场。这不得不让人怀疑：除了卖身，难道就没有其他任何办法来解决生存的艰难？如果一碰到生活的不幸，底层的女性们就心甘情愿地用卖身来进行自我救赎，那么，这种卖身是否还有苦难的沉重与悲凉？”。暗娼高官的人生遭遇，似乎可以用1993年台湾歌手黄安那首唱红大江南北的《新鸳鸯蝴蝶梦》来诠释：“由来只有新人笑 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 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 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 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 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颠 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琅琅上口的旋律，唱来一气呵成，可谓是道尽爱情况味和人生沧桑，仿佛就在昨天，让人感伤不已。可是对成千上万的“暗娼高官”，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外，我们还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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