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构词法的角度来看，“汉语诗性”其实是一个松散的词语，它与“汉语的诗性”这一短语在含义上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概念拆开，分别进行界定，然后再从整体上进行界定。
在古代典籍中，“汉语”一词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一般仅见于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交往的记载，这说明其意义首先在于与其他语种相区分。在现代汉语中，“汉语”是一个频率极高的词语，但基本上是一个正式的书面用语，而非日常的口头用语，这既与语言学学科的发展有关，也与中国的国际交往增加和全球化进程有关。实际上，国人最初对于汉语之地位、身份的关注，诱因在于洋务运动之后人们“从语言文字方面发现西学侵入中学已极深”[11]144，而“到清季最后几年，语言文字的至关紧要渐成为朝野许多人的共识”[11]166。 清末关于中西语言优劣的争论和“五四”的文白之争，表明这种“语言意识”达到了高潮。随着现代汉语逐渐成形并取代文言，西学不再威胁到国家、民族和文化等方面的自我认同而成为中国知识的一部分，这种关注逐渐为专业化的语言研究所取代。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段里，国家、民族身份突出，语言则淡出了，“中国”和“汉语”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汉语文学”和“汉语写作”之类的概念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其中包括一些作家的言论。2005年10月，在互联网上使用“百度”( baidu.com)搜索引擎查找“汉语写作”，竟可得到759,000篇文章，搜索“汉语文学”，可得80,800篇，虽然都比不上“中国文学”的1,140,000篇，但已经称得上蔚为大观了。
尽管“汉语”是一个常用词，但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还是作为一个限定性的或者修饰性的词语，“汉语”一词的用法都是十分多样、灵活的。在某些语境中，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语种名称，而是具有了文化、文学、言语等层面的含义。如何界定“汉语”这个概念，对于汉语诗性研究来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本文中，“汉语”一词的用法介于汉语文化学与传统的汉语语言学之间，既不局限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种名称，也不扩大到与汉语有关的整个中国文化领域，而是侧重于指称“汉语文本”、“汉语言语”或者汉语写作的状况。更准确地说，它指的就是“古代汉语文本”。
与“汉语”一词的高频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性”一直是较为冷僻的词语。将诗性与汉语联系起来，也主要是1990年以后出现的现象。“诗性”是汉语诗性研究中最为关键也最难界定的一个概念。在通行的各种用法当中，这个概念的外延有无限扩展的倾向，而且，可能是由于这个概念在词源上与“诗歌”和“诗意”有着密切的关联，它容易让人产生“优美”、“审美”、“纯粹”之类的联想，因而很容易在学术著作中成为一个褒义词，成为汉语和汉语文学之优越性的代名词，并且顺理成章地充当了某些重要论证的预设。因此，诗性概念的含义和用法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梳理，汉语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观念就会继续包含一些难以解决的悖论，其基本的理论前提就无法令人信服。总体说来，到目前为止，“诗性”依然是一个附加的修饰语，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严谨的概念，汉语诗性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实际上，这一课题所包含的两个主要概念，“汉语”和“诗性”这两个大词，都必须借助于一系列的概念——或者说一个概念群——来加以阐释。只有借助于对相关概念的限定和梳理，才有可能清晰地理解和解释“汉语”、“诗性”和“汉语诗性”。“汉语”一词所涉及到的概念，至少有“汉字”、“单音节”、“屈折形式”、“字本位”、“汉语文本”、“对偶”等概念。而“诗性”所涉及到的概念或词语谱系则更为复杂，至少有作为文学体裁的“诗歌”概念、维柯的“诗性智慧”、列维—布留尔的“互渗律”、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以及“自我指涉”、“歧义”、“游戏”、“修辞”、“修辞优先”等概念。如果不结合这些概念来谈汉语的诗性，就很难在精确性、清晰性上有所突破，也很难从感悟和印象上升到理论的层次。
这两个关键概念之所以模糊不清，与文学学科的知识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当前的学科体系中，汉语言文学是与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并列于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但由于汉语言文学研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从学科建制中的机构、学者、出版物、研究经费、学术会议的数量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多数文学学者而言，中国语言文学几乎可以等同于汉语言文学。所以，“汉语言文学”这一名词一般只出现于高等学校的招生专业目录之中，而在学术著作和学术会议中却极为罕见。同样，“汉文学”和“汉语文学”在现代汉语中也是极为生僻的词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学”成为汉语文学的标准称谓，其实是“文学史的权力”运行的结果：“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始于1904年，其基本工作是“按照欧美的文学概念，先从中国以往的学问中，挑选出合适恰当的部分，再用新式体裁加以描述”[12]13，“在这种意欲靠了摹仿西方文学史，而建立起中国文学史的叙述结构的努力背后，深藏着的总是同样的与世共存、与人同进的强烈诉求”[12]5。因此，中国文学的汉语身份从一开始就被淡化了，并且在一个世纪的文学史写作中逐渐被人遗忘，“中国文学”和“汉语文学”的微妙差异基本上被抹平了。 另一方面，自中国近代出现科学和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以来，对汉语文献的处理(甚至包括史料考证、文献整理)基本上都带有比附性质，即：将中国古代的汉语文献转译为某种与西方思想体系相对应的知识。建立在西学移植基础上的20世纪中国学术在以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观念处理中国古代文献的过程中，注重古代思想的直接“转化”，往往倾向于将汉语看作透明的思维工具，试图将观念从汉语中直接分离、提取出来，以西学的逻辑语言重新加以表述——目前流行的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阐释模式就是突出的代表。这样，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辛曲折，当各门人文学科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之后，汉语却变成了一种“剩余物”。除了狭义的汉语研究，它不仅难以成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常常会阻碍各个领域的“学术现代化”进程。
作为学科发展的剩余之物，汉语诗性应该属于哪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为了从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概念和问题中解脱出来，在进入正面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划定一个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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