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于每天生活在汉语之中、习惯于用汉语来思考和表达的人们来说，“汉语是一种诗性的语言”这一命题虽然并非“不证自明”，却至少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甚至可以说，几乎无需论证，这一命题就有望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因为它或许正好满足了我们的某种期待。但是，迄今为止，这一命题的实际意味却很少为人所知。当前通行的文学理论体系大都建立在审美与功利的对立之上，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对立是一个公认的预设。即使以常识来检验常识，二者之间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一种近乎天生具有文学性的语言，如何能够不断地保持它的制成品的文学性?诗性的语言是否一定适合写诗?审美创造或曰诗性表达并非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更不是唯一的功能，那么，一种诗性的语言如何能够涉足政治、科学、形而上学和信仰的领域?诸如此类的问题，足以对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模式构成严峻的挑战。 因此，这与其说是一个有待论证的命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有待解释的命题。然而，论证需要依靠事实陈述和逻辑推理，解释也同样需要依靠事实陈述和逻辑推理。不同之处在于，解释更加依赖于对概念的甄别和对文本的细读，在避免逻辑矛盾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对象自身的丰富性。即使是从概念梳理的角度来看，解释也似乎要比论证更为复杂。
前面所说的事实，向文学史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如果文学史将几乎所有的汉语文献都视为自身的研究对象，那么它是如何有效地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低的?研究对象过于宽泛，是否会导致文学评价标准之可信度的降低，甚至使文学评价体系受制于非文学的评价体系?杂文学观念不仅在中国古代一直笼罩着汉语写作和汉语思想，而且在现代的文学史写作中表现得依然很明显。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都不能不提到《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和《孟子》、《庄子》等早期的汉语典籍，并给以相当的篇幅，而这些典籍同时却分别为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等学科所看重。实际上，文学史的写作不仅难以从汉语文献中区分出一种经过清晰界定的文学，而且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史的评价标准一方面袭用了古代的种种文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传记式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借用了西方的传统批评方法，尤其是社会历史批评，而对形式本身的研究尚十分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研究的对象过于纷繁芜杂，难以精确地取舍、概括和评判。同时，中国古代的杂文学观念，以及要么过粗要么过细的文体分类，与西方19世纪以至更早就有的纯文学观念，是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知识谱系。但自有中国文学史学科以来，两种谱系就被嫁接在了一起——将汉语文献按照西方诗学的模式加以取舍剪裁，是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在嫁接的过程中，两种谱系之间的差异就成了必须遗忘或消除的东西。
汉语文献所广泛具有的诗性或文学性，不仅会影响到对于具体文本的文学评价，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人文学科对于具体文本的“思想史”或“学术史”之评价，甚至可能波及到中国文化或汉语文化的特性问题。比如“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这个问题就与汉语的特性及汉语思维形式的特性有关。有学者称“诗性特征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14]，甚至已有了名为“中国诗性文化”的专著出版。而汉语文化学等学科或方法的兴起，意味着语言学界开始关注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紧密联系，意味着语言学方法开始渗透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为相关的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这种关注如果忽略了某些基本的事实，并且在方法上缺少必要的反思，就很容易流于泛泛而谈，或者为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所牵引，从而产生大量似是而非的命题。
在当前的知识格局中，汉语诗性是一个典型的边缘问题。随着学术分工越来越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各个学术领域或分支学科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明显。专业化的知识生产虽然带来了大量的知识，消除了大量的疑问，但也遮蔽了一些重要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难以完整地纳入某一学科的视野之内，很容易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学科体系的盲点，汉语诗性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由于汉语文本的性质在现代学术的视野中尚不明朗，要使汉语诗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一方面必须进行概念的甄别和命题的建构，另一方面必须借助于对汉语写作范例的分析来对概念和命题进行阐释，以便准确、真切地揭示出该问题的内在理路。
以上事实和现象是汉语诗性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汉语诗性研究始终关注的对象。为了清晰地解释以上事实和现象，汉语诗性研究必须依赖理论建构和“文本调查”[15] 来完成。它所要承担的首先是基本概念的清理，其次是基本命题的建构。总之，作为一个边缘性的课题，汉语诗性研究既是一次将现代学术方法运用于汉语文献的理论历险，也是一次穿越形形色色的汉语文本的“田野调查”。如何在一个开阔的视域中对汉语的诗性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不仅是汉语诗学所要研究的课题，也是所有以汉语文献为依托的人文学科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注释：
① 张卫中：《母语的魔障——从中西语言的差异看中西文学的差异》，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1]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 章太炎.国学概论[M].成都：巴蜀书社，1987:95.
[3]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106.
[4] 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242.
[5] 钱穆.中国文学讲演录[M].成都：巴蜀书社，1987:13—14.
[6]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
[7]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M]//闻一多全集(一).北京：三联书店，1982.
[8] 谢林.中国——神话哲学[M]//夏瑞春.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154.
[9]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M]//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27—44.
[10] 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123.
[11]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M]. 北京：三联书店，2003.
[12]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3] 鲁枢元.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4] 莫砺锋.论中华文化的诗性特征[J].中国韵文学刊，1999(1):11.
[15] 赵宪章.形式美学之文本调查[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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