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尽管汉语诗性研究要大量借用语言学的知识和方法，但它不是纯粹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研究。汉语诗性不是一种语言特性，而是一种“言语”特性或“文本”特性，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研究所关注的是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及其演变过程，关注的最大语言单位是句子而非语段，因而难以处理作为一种言语特性并且与艺术有关的诗性问题。
其次，汉语诗性研究也不是所谓汉语文化学的一部分。汉语诗性研究并不直接谈论文化问题，将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对应关系当作寻找的目标，而是紧紧围绕文本研究，努力辨认汉语文本所隐藏的某些代码、规则和编织程序。
再次，文学研究也很难完全涵盖汉语诗性研究。因为文学研究所设定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而诗性决不只是汉语“文学文本”的特性。在中国文学研究当中，汉语的诗性常常成为推崇和赞赏的对象，而很少成为讨论和反思的对象。文学理论研究则更多地关注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关注普遍原理与文学现象的结合，尤其注重以中国的文学现象来证明某种文学原理，或者以某种原理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汉语在文学理论研究当中，也自然成为对理论之普适性的干扰。这一点在中国文论研究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汉语诗性研究的学科归属不明，暴露出了当前学科建制上的缺陷。长期以来，汉语文学研究几乎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专利，而很少进入文学理论的视野。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搬用西方文学史研究模式，并沿袭中国古代的诸多文学观念，以中西结合的方式建构起了一整套看似无懈可击的知识体系，而将基本的理论问题束之高阁。汉语文学的理论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乏人问津的领域，这个缺席的学科或领域，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汉语诗学。在我看来，汉语诗学的任务不应该是建构什么新的体系，而应该是查漏补缺、解蔽或曰去蔽。在汉语文学研究的主流模式没有得到深刻检讨的情况下，不仅“中国古代文学原理”之类的写作计划是可疑的，而且任何体系建设的规划都将成为空中楼阁。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诗学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研究，只有保守真实的“过渡性”立场，它才能对文学理论有所贡献。
在文学理论或曰诗学的意义上，汉语诗性这一概念意味着汉语里面存在着一种基本结构，它是各种文本的共同基础，并且始终制约着文本的意义生产机制，左右着文本的意义指向和话语走向。这种基本结构偏向于修辞，而着力对事实、情感和逻辑进行“干涉”，从而十分有利于文本向形式化的方向发展，对复杂的现实世界进行审美化的处理，而将矛盾冲突化解于完美的形式和形式化的情感之中。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汉语诗性研究超出了任何一个学科领域所能涵盖的范围，却又游弋于多个学科之间，与各个人文学科的关键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汉语诗性作为一个问题
既然这一事实早已存在，并且早已被人“发现”，那么，为什么在以往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当中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这一方面固然在于所有的人都身处其中、见惯不惊，另一方面也与文学研究的学科范式(paradigm)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中国文学研究隐含的种种预设未能得到基本清理的情况下，这一事实被忽视就是必然的。但如果我们能够跳出现存的文学研究范式，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就会在一个不同的视域中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要使得这一长期隐匿的问题成为难题，首先必须将相关的事实转化为概念，并将概念转化为有意义的命题。
“汉语”和“诗性”这两个常见的概念，通常是分别属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在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当中，诗性是一个无法处理的概念;而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当中，“汉语”则很少成为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汉语诗性更是一个冷僻的话题。1990年，鲁枢元的《超越语言》[13] 最后一章以“汉语言，诗语言”为题，第一次对“汉语的诗性资质”进行了专门的分析;1999年，旻乐的《母语与写作》在“汉语的诗性”一节花大量篇幅综述了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文言与白话及汉语之审美价值的讨论。但这些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宏观的描述，一方面受制于语言学模式，因此仍与文学问题有着较大的距离，尤其在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有机结合”方面尚嫌不足，而且未能在文本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明确的诗学命题，所以这些研究仍然带有草创的性质。此后，张卫中的《母语的魔障》① 对于汉语叙事文学的分析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李建中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文章也值得注意。另外，启功、张中行、林庚等老一辈学者关于文言及诗歌格律的论述已经具备了新的理论眼光;葛兆光的《汉字的魔方》、郜元宝的《在语言的地图上》、王有亮的《汉语美学》以及《诗探索》关于“字思维”的讨论等等，都对汉语诗性问题有敏锐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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