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小说《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红楼梦奖、福冈亚洲文化奖等国内外文学奖。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韩等各种文字出版。
从198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开始，作家莫言在文学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创作历程。1986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之后他接连创作出了《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颇受国内外文坛关注的作品，莫言成为一位享有极高国际声望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公开表示：“要是让我来选诺贝尔文学奖，我就选莫言。”前不久，莫言的《蛙》获得了中国文坛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后，记者对莫言作了专访。
“不能因为获了奖就沾沾自喜”
记者：2006年我采访您的时候，您曾经谈到，“茅盾文学奖评了这么多年，评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确实也有一些令人不很满意的作品，这是任何一个奖都无法避免的”。这次您终于凭长篇小说《蛙》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令很多喜爱您作品的读者深感欣慰，请谈谈您获奖后的感受。
莫言：刚听到获奖的消息后很高兴，毕竟茅盾文学奖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奖，四年一次，从那么多作品里面能够评上，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也对他们说过，最好能十分钟把这个事忘掉，十分钟忘不掉那就十个小时，最长不能拖十天，如果超过十天以上还觉得是个事，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获奖只代表了过去，只代表了一部分人对你的肯定，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读者。而且，还有很多同样优秀的作品没有获奖，不能因为获了奖就沾沾自喜，把获奖作为对自己的终身肯定。它就是代表对你过去一段时间的创作的肯定，应该尽快把它放下，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往前走。获奖不会使我的作品写得更好或者写得更差，它只是一个社会当中的文学事件，并不具有太多的文学史的意义，真正进入文学史的，是作品本身稳定的质量和价值。实际上，不光是获奖，就算是写作本身，一个作家也不能总是把眼睛盯在过去的作品上，而应该更多地想着下一部作品。作家博尔赫斯说过，写出来的作品，一旦发表了，就应尽量把它忘记。
记者：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关于您本人，更多的争论不是像《丰乳肥臀》和《檀香刑》那样来自于作品本身，而是聚焦在莫言是否应该得茅盾文学奖上面。在广大读者中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质疑：“是茅盾文学奖需要莫言，还是莫言需要茅盾文学奖？”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莫言：它只是一个看法，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这句话对还是不对。过去我曾经有一些作品，如《四十一炮》、《檀香刑》等都参加过茅盾文学奖评选，据说有那么一次，也就是《檀香刑》很有可能得奖，但最后还是没有评上。我想，《檀香刑》不得奖，是作品本身的争议性、挑战性所决定的，是它自身的争议性决定了它最终的结局。现在，之所以有读者认为我应该得奖，可能跟读者从整体上衡量我三十年来写过的十几部长篇小说有关，他们可能认为我过去的一些作品达到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水准，这是读者对我的一种厚爱，一种鼓励。还有人说我现在才得奖有点儿晚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现在得了也不算晚。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反思，难道我的小说观念、我的审美标准就是唯一正确的标准吗？别人的标准就都不对吗？我能够做到的是，我的下一部作品必须要与这部得了奖的作品不一样。
记者：本届茅盾文学奖最终评选出来的作家像张炜、刘震云、刘醒龙、毕飞宇都是当代中国文坛的大腕，可以说没有谁是真正的“黑马”，因此文坛上就有了这样一种质疑：“茅盾文学奖是评作品，还是评作家？”
莫言：首先得有一部作品摆在那里，而且水平还得具有相当的水准，所以我想还是从作品出发的。当然，如果要说作家过去的创作成绩一点都不考虑，好像也不可能，评委们在评的时候恐怕还得是读了这部作品觉得还不错，对作家过去的成绩哪怕是在潜意识里也是有一个考量的。
记者：我还记得那次《檀香刑》在初评时全票通过，终评却最终落选，与初评委和终评委是两批人在评奖有很大关系。这次评奖不仅在初评和终评问题上做了统一，实行大评委制，评委们一评到底，而且还施行了评委投票实名制，以及投票在网络上公开等，您怎么看茅盾文学奖的这种改革？
莫言：我认为这次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公开，这个我想是做到了；透明，也是基本做到了，像评委实名制、大评委制、网络上随时公布信息等。公开、透明这些改革做得非常好，使茅盾文学奖受到了空前的关注，甚至超出了文学界，很多其他行当的热心读者都关注了这个事件，所以改革非常成功，对文学、对茅盾文学奖本身也非常有意义。是否公正，这个问题就不敢那么说了，因为我得了奖，我可以说很好，很公正。但是我们冷静地想一下，那么落选的、没得奖的作品，未必就比得了奖的差，让这些人来评说，他们可能就不一定认为特别公正了。因此，公正只能是相对的。这个奖每四年从几千部作品里面评选出五部来，遗珠肯定是在所难免，所以说它的公正只能是相对的。我想很多作家，包括河北作家关仁山的小说《麦河》，都完全具备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资质，但它没有获奖，这也没有办法。如果说再多一部可以评六部，或是评十部，就会少很多的遗憾。
记者：除了形式上的改革，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好像也有所变化，是这样吗？
莫言：过去总是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操控着茅盾文学奖，听说它会照顾到各种题材，照顾到各个部门，那么我想这次评奖就没有这个痕迹。因此这次茅盾文学奖不仅是一种形式的改革，还是一种内在标准的改革。 “《蛙》是我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
记者：刚才我们提到《檀香刑》参评茅盾文学奖时曾与它失之交臂，《蛙》这次终于得了奖，这两部作品您更喜欢哪一部？
莫言：我觉得这个简直就像一个双胞胎的姐妹一样，你无法说更喜欢哪一个。
记者：那么，您如何评价《蛙》这部获奖作品？
莫言：让作者评价自己的作品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认为《蛙》还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是我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我三十年创作历程中最新的一部长篇。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因为作品里塑造了“姑姑”这样一个我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典型人物形象，在我所读过的作品中，类似的典型也没有过。一部小说如果能够写出一个让我基本满意的人物，我觉得基本上就可以接受了。二是我觉得作品里的书信体结构也是比较新颖的，是我过去的作品中没有使用过的。话剧部分我自己也比较满意。第三点也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这部作品在思想上有它独到的价值，我曾经提出过运用“要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这样的辩证法，来贴近人物，把所有的人当做人来写。最近几年，我觉得我们总是在批评别人，总是在把目光向外，放大别人身上的弱点，放大别人身上的阴暗面，而很少能够认真地向内看，审视自我，解剖自我，所以后来我就提出“今后的作品要把自己当罪人写”，《蛙》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的创作理念的一个实践。
记者：在您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中，《蛙》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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