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以2007年至2010年的长篇小说为评选对象，所评出的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刘醒龙的《天行者》，毕飞宇的《推拿》五部获奖作品，称得上在四年来的长篇小说中拔优选萃，6000多部的被选作品中“千里挑一”，基本反映了传统领域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突破与新进取。
这一届“茅奖”的评奖结果所以不让人感到意外，或者说较为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与评委的年轻化、评奖的公开性等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尤其是这一届评委的遴选与构成，主要是一批年富力强的作家、评论家与编辑家等，他们本身就处于当代文学的前沿地带，了解并熟悉长篇小说的创作现状，能够做到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相互比较，优中选优；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这些中青年评委的身上，较少传统的意识形态的色彩，更强调的是文学自身的规律与小说本身的尺度，这就使得他们在选择作品时，较少文学以外的因素考量，相比之下，审读与评选都要更为纯粹。
就获奖的五部作品来看，它们既是五位作家呕心沥血的扛鼎之作，代表了他们各自的创作水准，它们也各以不同层面的突破与出新，在同类题材的写作中更为惹人眼目。它们的最终获奖，应属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张炜的《你在高原》系列，由10部长篇联袂构成。我读过其中的《家族》、《橡树路》、《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4部。总体的感觉是：小说由宁伽的个人行状与人际关联串结起一个个故事，内蕴包含了历史的回思，现实的审视，乡土的踏勘，都市的研判，以及不同时期的普通人的命运，文化人的思索。多人物的声像，多故事的意味，共同汇聚成了一部社会变迁史、人的心灵史的艺术长卷。每一部都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总起来又嘲尽人情，摹穷世态。我曾在《你在高原》的研讨会上，用“三气合一”的说法来总评张炜的《你在高原》，这就是“底气十足，元气淋漓，正气浩然”。这样的“三气合一”、浑然齐备的长篇小说，实为当代长篇小说领域难得的巨制，不能不让人由衷地钦敬与纫佩。我甚至以为，即便是其中的《家族》一作，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中讲述的家族传奇故事，也是人性之深刻与人生之厚重兼而备之，单拿出来参与“茅奖”评选，也不输于其他获奖作品。张炜的《你在高原》的获奖，可以说，既奖掖的是这一长河性的系列作品，也奖励的是作家可贵的文学精神。我个人认为，这应该也是对厚重异常也影响甚大的《古船》，与此前的“茅奖”擦肩而过的一个必要补偿。
刘震云写过多部长篇，但《一句顶一万句》无疑是刘震云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部力作。刘震云的这部作品，既有别于之前他的那些或“先锋”得近乎“天书”的作品，或与影视改编密切勾连的作品。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养女，毅然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辗转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作品经由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流”，既写出了不同人的特有个性与情性，又写出了乡土河南与乡土中国特有的孤独：想找个说话的人难，想找个过心的更难。不断寻找，不断失去。杨百顺就如此这般，种种机缘使他的人生不断岔开来，顺着与他愿望相反的方向一路走了下去，而一件件看似无关的小事，却一步步左右着他的命运。这部作品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丰沛与丰盈。从阅读感觉上看，由起初的友人与友人的隔阂，父亲与儿子的嫌隙，似乎是写人与人之间难以“过心”的症结；后来又由杨百顺等人的无常又无定的漂泊，感觉似乎又在写人难以把握自我命运的乖蹇；细细琢磨，个中又有对乡土性的反思，国民性的审视，乃至人的孤独性的剖示。可以说，作品在由乡土之国的探究中，既在考察当下乡民的国民性，又在观照平民的精神状态。就语言与故事的相得益彰来看，这部作品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乡土文学的写作经验。
莫言的小说《蛙》，未必是莫言最好的长篇，但却是莫言长篇中与“茅奖”评选标准最为贴近的。作品异乎寻常地回到了现实性的叙事，并经由“姑姑”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讲述了一个乡村女医生的性格变异，由此进而揭示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几十年来的功过与是非。妇科医生“姑姑”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鼓励生育的时候被奉为天神，走到哪儿都带去生命和欢笑；60年代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后，她到处宣讲结扎带环；到“一对夫妻一个孩”政策提出之后，她立刻从送子娘娘变身为严厉追查超生超育的“瘟神”。“就落实计划生育政策而言，她是无可争议的英雄，但她的功劳与英名，又每每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与尊严为代价。”姑姑“把她的雷厉风行的个性充分发挥了，许多人却由此蒙上了屈辱，失去了尊严。她一个人的工作进取，构成了许多人的人生失据。个性化与人性化，在这里构成了尖锐的对立。晚年的“姑姑”随着年龄的增长，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计划生育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促使她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回忆与反思，有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有时候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纠结之中。“姑姑”的这些反思，其实也是替我们过往的社会在反思，“姑姑”这种的心理矛盾，当然也折射着时代与历史的矛盾。这个作品是一个由人物性格结构作品并“以小见大”的写作范例。
刘醒龙这次获奖的《天行者》，在容量与份量上明显不及他上次未能获取“茅奖”的《圣天门口》(三卷本)，但却也是在内蕴上最为靠近“茅奖”的评选取向。这部作品在对他早年的中篇小说《凤凰琴》的故事的续写中，虽也是在直面凛冽的现实，但却选择了一块变化不大的现实，那就是山区民办教师的生存现状，以及他们为“转正”付出的种种代价。但正是由界岭小学的这三次“转正”，又让人们从中看到了他们的伟大和善良。第一次转正，虽然大家都在渴望，但却一致决定将指标让给已经生不如死的明爱芬，为的是她能走得安详，后来明爱芬在填表时幸福去世，他们又将这个指标给了外来的更年轻更有才华的民办教师张英才；第二次转正的指标本来是给余校长的，但蓝飞趁校长不在私自填了转正表，这使知情者们无比愤怒，但余校长用自己的胸襟与善良成全了这个年轻人。最后一次是全部转正，但每个人都需购买工龄，余校长和孙四海都拿不出钱来，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盼了一辈子的转正化为泡影。一年年地渴盼着转正，却一次次与转正失之交臂，他们每一次的放弃，都彰显了他们的美好与良善。刘醒龙说他写这部作品，是要“向民办教师致敬，为民办教师树碑”。他确实做到了，做得严气正性；我们也看到了，看得敬佩不已。 毕飞宇的《推拿》，是他在难度极大的写作中实现艺术突破的重要成果。作者由一个推拿店、几个按摩师入手，渐渐展开盲人按摩师独特而真实的日常生活，这个作品的出新之处，不只在于作者写了在文学与小说中很少得到反映的盲人的生活，还在于作者本着对盲人的极大尊重与理解，站在盲人的角度去感受、理解世界，并以自己诚挚的内心、智慧的叙事，去真切地体味和还原这一部分人群丰富而细腻的心理世界，写出了这一特殊群体的快乐与忧伤、爱情与欲望、野心与颓唐等心绪与情绪。在毕飞宇的笔下，盲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心理世界和生活态度等，是那样的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他们并没有因为失明而失去对于生活的向往与热情，在他们看不见的世界里，他们无不探摸着自己的梦想与希望悄然前行。作品诚如作者所构想的那样，真正做到了“从最异态画面入手，写出常态来”。也可以说，毕飞宇也以他独特的手法与指法，对广大的非盲人读者进行了一次感觉异样又精彩异常的艺术“推拿”。
几点反思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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