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石舒清交往10余年了，我越来越觉得他可爱可敬，他总叫我“老师”，我很惭愧。不论文品、人品，他都应该是我的老师。
我一辈子说话、做事都很随便、放肆，吃了不少苦头。每次我们见面，我都告诫他：“夹着尾巴做人！”其实他比我老道得多。他是以不变应万变。和谁相处，他不虚伪，不算计人，不占别人的便宜。他宁可上当受骗，也不计较，心里有数就行了。
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统治欲和占有欲。他矮小瘦弱、腼腆怯懦、不善言辞，一看就不是一个锋芒毕露、具有进攻性挑衅性的角色。他会给你以弱者的印象。在不熟悉的人面前，他吭吭巴巴，连个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写作，他的笔尖一接触稿纸，就闪闪发光。他自尊但不自负，他绝不会去干他不懂、不会、没干过、没把握、自作聪明的事。叫他在陌生场合讲几句话，无异于出他的洋相，令他狼狈不堪。他要脸面，但也不装腔作势、忸怩作态。有一次联欢会，大概是选举完作协主席什么的，有人喊叫起哄叫他出一个节目。我为他捏一把汗，以为他非出丑不可，会扫大家的兴。石舒清却毫不犹豫地接过话筒，大大方方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唱起了“花儿”。唱得悠悠扬扬、地地道道、韵味十足，令我刮目相看。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盘福明先生来宁夏，我叫他到西海固见识见识黄土高原，石舒清非要陪我们去他的家乡三岔河。次日晨，我们仨沿着山道爬上山顶。在推土机平整过的水平梯田上，他心血来潮，说要为我们翻两个跟斗！不容我们表态，他就翻过去翻过来，做了两个空手翻。干净利索，一点不拖泥带水。我们很惊讶。
他不轻易求人，不论多么难心的事，他都默然地承受。关系再好的亲戚朋友，他也不会主动索取什么。可是只要别人有求于他，大凡他能办的，不管认不认识、区内区外，他都尽力而为。前年青海某县一位穆斯林作者出一本书，请他写一篇序，他要来原稿看过作品后，欣然同意。作品出版后，才知道作者为青海某县一副县长，对方给他寄来5000元报酬，他毫不犹豫地原封退回，只要两把“保安刀”，对方说邮局不让寄，这事就到此为止。他每年要义务为他人看不少稿件，看完后会用毛笔认真写出看法、意见和建议，有时长篇累牍。偶尔也跟我说，某稿子他并不看好，可是某名刊物却登载了。他很莫名其妙，无奈地笑笑，淡淡地说：“搞不懂！”
他从海原三岔河走出西海固，走出宁夏，走向全国，仅仅用了10多年的时间。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和灵性，为宁夏、为回族，赢得了荣誉和敬意，引起了全国文学界的关注。如果说张贤亮先生为宁夏文学树立了一个光辉的里程碑，那么石舒清则为宁夏文学的纵深发展与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得过一次“鲁迅文学奖”、两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两次《人民文学》奖、两次《十月》文学奖等不少全国性的奖项。出版了5部小说集，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50强之一，成为21世纪“文学之星”。按说他完全具备了向党、向政府、向组织和领导伸手要官要权要名要利的讨价还价的资格和资本，但他恰巧相反。得过“鲁迅文学奖”后，自治区民政局发给他一台电脑，他谢绝了，认为自己已经有电脑了，写作也不必用两台电脑。后来自治区党委关心他、肯定他、鼓励他，给他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名额，并多方给他做工作，他说他不合适，不接受。宁夏作协改选，大家一致同意选上了他，不几天他就提出辞职。他说他办不好事，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记得《中国作家通讯》约他写一篇创作谈。他说，世界上任何职业都是越干越熟练，越干越经验丰富，越干越轻松，唯独作家是越干越难干，越干越吃力，时刻面临着一种挑战、一种困境、一种危机！在文学的道路上，石舒清总感到自己力不从心，时刻有一种紧迫感。这种自省自察和危机意识，在时下的写作者里实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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