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的文学影响主要是《百年孤独》，而略萨则不限于某部作品。我不研究西班牙文学，但略萨作品翻译过来的我差不多都看过。这个作家身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他有一种非常丰富、全面的文学、文化造诣，他的造诣和素质之高，综合性之强是世界作家中少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这一点对我们作家是很有启发的，我们跟他一比都显得比较单薄或者说比较单一。
还有一个是，他在写作的不同时期，都在追求突破，力图创新，他的作品很多带有半自传性，当时我看他的作品，给我比较强烈冲击的，是它的那种“僭越意识”，那种超出常轨的力量，尤其是《胡莉娅姨妈和作家》，这个作品我当时特别喜欢，就像他自己所说，马尔克斯会给他带来一种邪恶的美感一样，这本书很多人看了以后也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而他的作品把这种不安分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僭越性”在中国作家中，大概从莫言那儿可以感觉到一些，比如他的《红高粱》的“我奶奶”，我们通常的习惯是，写到亲人的时候，一定要为亲者讳，莫言却可以写“我奶奶”怎么在高粱地里跟人野合，生下“我”父亲，看起来是用一种让你感觉是带着亵渎意识去写的，这种东西会给读者很大的刺激，但你反过来想，正因为他带着这样一种意识，才把“我奶奶”写得像个女人，把这个女人特有的人性写出来了。
略萨找到了应对现实的叙事方法，中国作家呢？
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我们虽然在谈略萨，实际上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们真正的关切，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个现实。
一个人写博客发表观点是一回事，写一部小说大概是另外一回事，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艺术的手段问题，还有一个艺术家对世界的眼光和看法问题。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人们都在发表看法，小说家们能够增添什么呢？我所看到的，我所呈现的是你们没有说出的，说不出的，或者你们所说的都在我的呈现面前显出了单薄、片面、贫乏？我们的小说家好像很少想这个问题，一谈现实，就胶着在网络争论的层面上，这种争论当然是必要的。但一种文学的看法，是否可能？从何而来？和这种公共讨论又是什么关系？像这样的问题，我们想得很少。
当我们说到略萨的时候，有一条很少讲到，略萨对小说的虚构本性，以及由虚构本性建立的文学与世界的独特关系，有着深刻领悟和矢志不渝的探索精神。当你真正了解这个本性的时候，你才知道作家具有不同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应对这个世界和呈现这个世界的力量和方式。我们这么多小说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不多，或者说在这一点上有强烈自觉的不多。
格非：拉美作家不管是略萨，还是马尔克斯，好多人其实都是学习西方起家的，包括超现实主义。对这个社会，对革命都有他们自己的理解，所以，“拉美文学爆炸”出现的时候，包括略萨在内，叙事当中的“共时性”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策略，而一直是社会现实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生活本身就是“共时性”的。比如说跨国公司进来了，火车像村庄一样在原野上游动，但神话中的魔毯还在天上飞着。包括《绿房子》也有这样的场景，就是最现代化的东西，随着资本进来的，跨国公司新奇的玩意，时髦的文化产品，跟它最古老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在这当中，马尔克斯也好，略萨也好，他们确实找到了比较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既不同于超现实主义，也不同于拉美、西班牙语传统的写作，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现实经验、宗教、神话和传说，正因为有了新的方法，而且，所有的作家都在这个方法影响之下，所以才会产生拉美那么多优秀作家同时出现的状况。 在欧洲，比如说卡夫卡这批作家出现以后，宏大叙事消失了，我们现在只能对局部进行描述，所以小说越写越碎。但是你看马尔克斯的作品，他从来就是宏大叙事，拉美作家都有宏大的眼光，他们的共时性不仅仅是时间技巧的使用，而是所有的现象同时都融入作家的视野和意识，如果不采用这样的叙事，就没有办法表现它的复杂性。中国现在确实可以有很多的借鉴，我并不认为宏大叙事真的消失了，这里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要思考。
陈众议：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真正以后能流传下去的还是宏大叙事，时尚往往会随着时尚过去。我们要反思拉美文学，后现代主义嚷嚷了一下，使博尔赫斯备受推崇，但现在读他作品的人却明显减少。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大家也许要补这一课，但你现在去调查一下，人们说得最多，读得最多的还是《百年孤独》，它是典型的宏大叙事，其次是《绿房子》这一类作品。像中国社会80后、90后的相当一部分写作，本来已经非常偏隘了，个人主义、小我、自恋已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么，民族谁去关怀？世界谁去关怀？大我谁去关怀？
中国作家要跟上时代变化，积极介入生活
李敬泽：80年代的思想或者说精神远远跑过了身体，90年代以后，身体或者说生活一路狂奔，绝尘而去，思想却还留在那儿，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应对现实的时候，大家都是本能地从库房里找资源，有一种回到我们小时候就熟悉的观念系统去的冲动。当然这个东西让我们很踏实，我们现在能否想出办法，把生活追回来，或者跟上我们的生活，是对作家的重大考验。文学真的追到生活的时候，它所提供的对现实的认识比黑白分明的争论要更广阔更丰富。
白烨：略萨对生活的介入，包括对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介入，一直持续着，而且很深入，我觉得我们的作家与他相比，在介入生活上没有做到像他那样深入，也缺少一种持久的热情。在我们的文学界、作家圈中，对中国社会生活持续地介入观察，包括不同时期的体验，恐怕50后、60后这两代人要相对完整，这其中包括了“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一直到现在。文学要看积累，写作要有阅历，这是略萨经验告诉我们的，所以应该对更有人生经验与生活积累的这两代人寄予厚望，这两代人出好作品，或者创新是有可能的，哪怕出来几个人，当下的文学就会有很大的改观，整体写作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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