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风尘仆仆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与中国作家会面并座谈，中国作家在座的有张抗抗、徐小斌、刘震云、莫言、阎连科、李洱、劳马等。如果说莫言当年面对略萨作品真的感慨“既生瑜，何生亮”的话，那么今日，我们所担忧的也许倒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里并非为莫言一人而担忧，事实上，当下的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的确不敢轻易有乐观的表示，总之是：繁荣中潜伏着危机，危机中蕴涵着希望。关键在于，中国作家有没有应对当下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勇气和智慧，信心和愿望。此前一天，本报既邀请陈众议、格非、白烨、李敬泽四位专家、学者、批评家就这些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关于巴尔加斯·略萨及其中国之行
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略萨这次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的一次重要出访，中国首当其冲，可见他对中国很重视，也知道中国作家与他心仪已久，有精神上的交流，但毕竟没有见过面，没有面对面地交流过，总有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
他最早也是个左翼知识分子，应该说，对中国、对古巴，对社会主义苏联都是很友好的，跟马尔克斯他们这群人一样，都是很革命的。但是，70年代后期，略萨开始转型。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跟马尔克斯的个人恩怨，多少也会对他站在哪个阵营产生影响，就是说，原来最好的哥们儿，突然之间不合了，你还在这个阵营，我当然就要离开，分道扬镳，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7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对文学重新审视，对60年代那种介入意识，那种宏大叙事开始反思。他的触觉是很敏锐的，他一直穿梭在几个大陆之间，很早就感觉到了潮流的变化。他在年轻时代，就有追随世界潮流的习惯，这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很清楚，所以，后现代主义的崛起，使他更加关注个人问题，开始把那些替时代、替社会代言的宏大叙事，慢慢地往旁边放一放，当然他并不是完全抛弃过去，有一些作品跟过去还是有延续的，但你看他的关注点是在发生变化，70年代后期，他突然拥抱博尔赫斯，说年轻的时候偷偷读，有一种 “邪恶的快感”，父母、老师、周围的朋友都说不能读，是资产阶级作家的东西，是小布尔乔亚，是形而上学的，他于是只能偷偷地读，70年代末他写了很多文章，把博尔赫斯称作拉美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而那时候马尔克斯的呼声很高，在世界上的影响并不比博尔赫斯逊色，但他显然有意识地抬高博尔赫斯，多少有一点要疏离原来那帮哥们儿的意思，并放弃了“文学就是革命”，“文学是一团火，要燃烧这个世界”的主张。
再一个原因是，他有政治野心。80年代在秘鲁成立右翼政党，开始竞选，结果被藤森击败，失败以后对手还要剥夺他的秘鲁国籍，他急了，跑到西班牙，申请了西班牙国籍，这样一系列的内因和外因导致他一下子跟左派阵营划清界限，开始大讲个人主义，大讲自由主义，讲个性的弘扬和发展、讲人权的重要和急切等等。他对中国确实不了解，这次来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让他了解我们，消除一些他的偏见，我们给他推荐了一些作家，大概有50多位，包括其代表作，让他大致上知道有这样一些人，回去以后如果有兴趣，可以慢慢地了解，毕竟他岁数不大，才75岁，以他目前的健康状况，还能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可以为中国文学、中国舆论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次邀请他来还是很值得的。
把略萨作为思考中国文学的切入点
格非（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 80年代，我们读略萨的作品比较多，当时也有一些他要得奖的传闻，有很多人期盼略萨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觉得他的文学成就完全可以与马尔克斯媲美。后来这个人就有点被大家忘掉了，所以，大家当年觉得他没有得奖不可思议，经过这么多年，突然得了奖，想想又觉得有点隔膜。从80年代看的《城市与狗》、《绿房子》、《世界末日之战》、《胡莉娅姨妈和作家》这样一些作品，你会觉得他跟我们中国90年代以来最新的文学变化之间还是有某种隔膜的。
当然，你还会喜欢他的结构现实主义，他的想象力，他的叙事，可是忽然间听到他得奖的消息，你就会有一点吃惊，也会重新思考略萨和他的作品对中国的写作者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刚才陈众议讲到他转型以后的十多部作品，在中国陆续出版，但我一篇都没看过，我对他的了解还是80年代之前，最近我也看到他的获奖演说，这个演说，确实体现了陈众议说的他在思想上的矛盾。
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某种质疑和批判性，但同时他对殖民主义，对后来很多事情又有某种很暧昧的看法。他不像马尔克斯那么明晰。惟其如此，我觉得，他的矛盾，包括他的转型，他为什么会转型，这个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能够有一个思考的切入点。为什么我刚才说听到他得奖的消息有点隔膜？因为中国社会的现实过于复杂了，这个复杂性使得中国很多作家已经失去了表达它的能力。当然不是这些作者才华不够，也不是因为他们对生活不了解，而是因为中国猛然出现了这么多复杂的有待描述的对象之后，确实有很多新的问题亟待处理。它甚至超越了所谓东西方阵营，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出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如果要超越这个过程，或者有效地表达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我觉得首先他必须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意识，他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尤其是最近两三百年来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然后来考察，在这个历史当中，文学曾经是什么，还可以是什么？这样才可以找到新的起点。
但是，目前弥漫于中国文学界的这样一种状况，我觉得还没有让我看到特别有意思的思考。有一些人批判资本主义，但是又没有看到资本和权力以及特殊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里的复杂纠缠，有些人拥抱自由主义，可思维之简单化和僵硬，让人吃惊。还有些人，由于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痴迷，急不可待地向西方读者贩售所谓的“中国经验”——这可不是什么鲁迅的遗产，而是让鲁迅一直感到羞辱的事情。我觉得不管从哪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都存在一定的盲点。 略萨的变化使我感觉到他的矛盾，包括对马尔克斯的评价前后完全不同，这也表明他本人处在这两种思考的夹缝当中，他有痛苦的游移，这种游移对今天中国的很多作家来说也是自然的。我碰到很多朋友，早晨是社会主义者，晚上就是自由主义者，他不是故意要这样，而是说中国社会出现的东西确实容易使人游移。当然我们不应该在二元对立中进行简单的选择，而应该想办法重新寻找新的表述方法，或者表述观念。略萨就是这样一种思考的角度。因为略萨早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拉美社会现实的批判同样犀利。同时他也创造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小说创作方面的新范式，直到今天还是很有生命力的。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我觉得拉美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常之大，第一大概是马尔克斯，第二就是略萨；马尔克斯、略萨和博尔赫斯，这三个人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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