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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陈应松作家与作品互为照应

2012-09-28 13:34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李云雷 阅读

  ◆访谈

  ■《马嘶岭血案》使我真正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所在,作家是与他的作品一起进步和升华的

  李云雷:你的《马嘶岭血案》在2004年引起了广泛影响,也可以说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但与其另一代表性作品、曹征路的《那儿》相比,你这篇小说的影响似乎仅限于文学界内,我觉得这与两篇作品在现实关怀、艺术表达以及思想追求上的差异有关。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使我荣幸地成为了“底层叙事”的作家。可是写这个小说时,我并没有听说过“底层文学”、“底层叙事”之类的说法,关于“底层”的讨论我也不太关注。我是糊里糊涂地上了这条“贼船”。

  这个小说发表前叫《浴日》,里面有一句“苍山浴日”——是那些死者在夕阳下的悲壮景象。后来编辑老师说这名太雅,我就想干脆改个俗名算了,很直接。我的《狂犬事件》也是如此,原名《疯狗群》。事实证明,这两个小说改名都很成功,真是阴差阳错!

  你看到小说原名就知道了,我偏重于艺术表达,我要让别人认为它们是地道的小说,我总是希望我的小说要能站住,多年后别人读还魅力四射。当年,有十五种年选本都选了《马嘶岭血案》,选刊也大都转载了,各种奖也得了,证明在艺术上站住了。我的《马嘶岭血案》跟曹征路的《那儿》的确有差异,我除了表达某种现实忧虑外,还写了一种人的孤独,无法诉说和交流而产生的心理暗流,人在万念俱灰中的铤而走险。孤独一直是我小说探索的问题,《豹子最后的舞蹈》、《云彩擦过悬崖》也是如此。

  李云雷:我认为《马嘶岭血案》的意义在于丰富了“底层文学”的表现力,提高了“底层文学”的艺术水准,这是很重要的,它让人们意识到“底层文学”不只是描写底层,而且在“艺术”上有远大的抱负。这篇小说将你的个人风格和社会关怀融合得恰到好处,不管读者是否认同底层文学的理念,首先都会承认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我想这是它在文学圈内影响更大的原因。

  陈应松:关于“底层文学”的先锋性是你首先提出来的,你一定感受到了它的先锋姿态——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马嘶岭血案》是我的激愤之作,我当时只是想到要把它细细道来,让人感到真实可信——由一个没有任何犯罪前科和杀人动机的人,去杀死七个人,这需要在叙述时有极大的自制力,必须小心谨慎。

  写这个小说之前,我去了海拔三千米的神农架韭菜垭,西风残照,一片安静。我想到了40年前血腥的一幕。40多年前,两个挑夫在这里杀了7个来神农架踏勘的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我在神农架挂职时听到这个旧案,决定写成小说。我在荒凉的山顶上想山下的和山外的世界,只想大喝一声:人们,要警惕!这篇小说使我真正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所在,这是最大的收获。作家是与他的作品一起进步和升华的,他们互为照耀,互为温暖,互为激励和感动。

  ■怜悯,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总会有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平衡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责任

  李云雷:现在不少论者都对“底层文学”的艺术性表示质疑,但你的作品似乎是个例外。我觉得有两个误区,一是批评者认为“底层文学”本身就不可能有好的作品;二是“底层文学”的倡导者更多强调题材或立场,而对作品的艺术性持宽容的态度。如何将现实关怀与美学结合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陈应松:去年底,我在“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上为“底层文学”进行了一点辩护。当时有一些批评家对“底层文学”甚至当代文学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好像不这样就不能证明他们的不凡见解。我老以为,批评家也要写点儿小说,否则批评是很难说服作家的。就像那次阎连科发言所说,每次参加这样的会,作家就是一小撮,就处在了被批判的位置。

  我只想说:一,近年来最好的小说几乎全是写底层的;二,题材和立场必须是以小说的、艺术的形式出现的。确有一些比较差的小说,但总体上看“底层文学”是有相当艺术价值的。以刘震云、池莉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如此琐碎和啰嗦,也留下了一批好作品,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底层文学”失望呢?

  根据你和其他人的研究高见,加上我的想法,我在南京的会议上也对“底层叙事”作了点概括:1、它可能是对真实写作的一种偏执实践,小说必须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哪怕是角落里的生活;2、它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现方法;3、它是对当下某种恶劣精神活动的抵抗、补充和矫正。我们面临着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我认为,怜悯,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总会有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某一部分平衡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责任,并且努力弥合和修复我们社会的裂痕,唤醒我们的良知和同情心,难道这有什么错吗?

  ■好多作家的作品里都有一块“根据地”,因为滥了也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能把它写到什么程度

  李云雷:“神农架”可以说是你创作上的根据地,它既是与社会对应的自然,也是与城市对应的乡村或底层,还可以说是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楚地”文化特色,或与现代相对应的一系列“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写作上的“根据地”?去神农架前后,你的写作方式有什么变化?

  陈应松:首先,神农架是我的一个“喷发口”,这证明我有可爆发的东西,胸中有一些岩浆。如果说我的写作有什么变化的话,过去写虚了,现在写实了;而过去写实了,现在又写虚了。怎么讲?现在的写实,是基于神农架山川人物一切的真实,我写的任何细节,吃什么,用什么,什么植物,都是可以考证的真实。另一种“实”就是对现实的关注不来虚的,直面人生,让一个人、一种生存现状站在你面前,真实得让你颤抖。而写“虚”了,是指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象征物,这里面的万物都可作为我的象征,没有象征不能成其为小说,没有象征的细节和语言我是不会用的,故事没有象征意味我是不会写的。

  “根据地”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一块能彰显你才华和思想的地方,互为照耀。好多作家作品里都有这么一块地方,其实已经滥了,甲市、乙镇、A村、B河、某山、某坡等等,因而也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能把它写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你的造化,你的能力,你自己做人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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