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另外一些作家的笔下，男性话语不再是抽象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城市话语和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双重压迫。乡村常常表现得女性化、优美化和弱势化，而城市则表现得男性化、残暴化和强势化。刘庆邦的《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描写了乡村女性脱离土地之后，在城市文明和男性文化双重压迫下的苦楚和变异。荆永鸣的《北京房东》和付秀莹的《无衣令》都是关于女性命运的书写，前者写了身为北京人的有房者——女房东的故事。后者则更让人心酸，《无衣令》写无房者的故事，主人公外来打工，在报社做保洁，成了报社领导的“小三”，她的房东其实就是她的情人，她向他付出着青春和情感。无衣之慨，源于无房之痛。男性文化在这里以城市的形态压榨着乡村女性的生命汁液。
在这一系列的小说中，铁凝的《七天》则更为深刻。作家从人本身的向度去探索乡村女性在现代文明语境中的异化和变异。《七天》也是关于保姆的描写，书写的不是悲情，而是对城市生活荒诞性的质疑，保姆布谷在短短7天之内发生了巨大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变化，她的身高突然蹿高，心理内在也发生着变化。布谷是一个类似卡夫卡《变形记》里的人物，她虽然只是有限的变异，还没有异化到甲壳虫的程度，但已经为我们提出了预警和警示。布谷和当年铁凝的《哦，香雪》里的香雪来自同一个精神脉系，当年的香雪进城之后成了疯长的布谷，来自乡村的少女在现代文明激素的催生下长出了不属于她自己的元素。布谷是乡村文化的一个符号，她的变异表现了现代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无形伤害。从《哦，香雪》到《七天》，作家对时代进行着跟踪和思考，也表明了作家对乡村女性命运的深切忧思。
叙事人：老与不老
年近八旬的王蒙在今年连续推出了两篇小说《悬疑的荒芜》和《山中有历日》，这两篇小说充分展示了王蒙作为文坛常青树的生命活力和艺术活力。他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基本是回顾性的叙述和沉思，近期的小说延续了他《春之声》《夜的眼》《名医梁有志传奇》等对现实的迅速反映。虽然时光已经过去30载，但王蒙的敏锐、俏皮甚至尖刻丝毫也不逊当年，同时，如今的他又多了几分苍凉和沉郁。
《悬疑的荒芜》写老王别墅被盗的故事，由别墅被盗展现了威尼斯社区人们的生存状态：文明与野蛮并存，次序和潜规则交织，冤冤相报的生活在威尼斯别墅中不停地上演。作者写出了威尼斯别墅的热闹、荒诞以及背后的空荡与伤痛，笔法丰盈而又富有张力，语言的指涉不仅丰富，而且极富活力，保持了王蒙贯有的睿智和朝气。当下纷乱的现实和动荡的时代在王蒙的驾驭下变得蓊郁而丰沛，现实的影像也在该小说中变得生机勃勃。《山中有历日》则利用旁观者和长者的目光，当然也是城里人的目光，目睹了京冀交界处大杏子峪村民近20年来的生活变迁和精神迷惘。小说着重写了乡村少女白杏的成长过程，白杏最初出现的时候，几乎是香雪的翻版：热情、天真、视金钱如粪土，同时又向往新鲜的城市生活。但是，家庭的反常，使她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叛逆，最终也落入了父辈的轮回怪圈中。
王蒙的这两篇小说除了是对现实的敏锐反映之外，还体现了他难以忘怀的青春情结。这种情结在《悬疑的荒芜》里表现为对邻居女诗人的观察和描写，尤其对她不住豪宅住帐篷这一细节的疑惑和好奇。而《山中有历日》对白杏反叛性青春的关注和直接描写，是“下延文化”性格的标准特征。有文化学者把文化分为“上溯文化”和“下延文化”两种，王蒙这种超越年龄代沟的“下延”表现了他艺术生命的旺盛和心态的年轻。
在老一代向后辈致注目礼的同时，年轻一代对上一代的关注和解读也非常有趣。魏微的《胡文青传》所描写的胡文青属于较魏微长一辈的人物，她的童年记忆和现实生活能够触及到主人公的生活，而小说的叙事也是由晚辈的视野、晚辈的口气陈述而来的。魏微和王蒙的差异在于一个是后来者身份对前辈命运的反思性的书写，胡文青在“文革”中是个风云人物，之后又沦为社会的下层、无人搭理的草根。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胡文青下海做生意，成了富翁，也成了新的时代英雄。但他慢慢地觉得生活无聊、空虚，最终遁入空门。魏微对胡文青的书写似乎是在思索这个时代。胡文青不是与她同时代的人物，但魏微在写作时却保持着她一贯的老到和平静，几乎达到了“情感零度”的写作状态。魏微的老到、老练、老成和王蒙的青春、热情、好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魏微的历史距离感和王蒙现实迫近感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和魏微的《胡文青传》一样，盛可以的《1937年的留声机》也是上溯型的写作，是年轻一代对历史和上代人的解读，所不同的是，盛可以上溯到她没有实际接触到的生活当中。小说的叙事者是第一人称“我”，这个“我”是小雅，但不是作家现在生活情态下的叙述，而是对历史的想象。在盛可以的叙述中，1937年那场血腥战争的记忆得到了还原。当然，盛可以表达的不仅是战争的记忆和创伤，更写出了战争中的爱情、人性，以及战争给人们心理带来的巨大伤害。与以往青春蓬勃的写作状态不同，盛可以这一次显得老成、平静和从容。
古人讲“人书俱老”，说的是书法随着人阅历的增长、经验的丰富而变得老到和成熟。在今天这个被誉为“最好的时代，而又是最坏的时代”的文学语境里，年轻而又渴望成熟的新一代作家刻意追求一种叙述的“老”，并借着对历史隔膜性的想象来强化成熟之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生理年龄上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作家，依然保持对生活足够的热情，对年轻一代足够的关注，可以说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歌德说，理论总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装老”和“不服老”是艺术表现的两极，超越自我才是文学的大境界。(王干)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