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施坦伯格看来，格林伯格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当然，笔者认为，施坦伯格将格林伯格的理论过于简化了。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绘画理论，当然不是不可能允许出现例外。因为他论证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现代主义绘画的一般趋势。这种一般趋势是与古典绘画相比较而言的，总能允许有例外出现。伦勃朗晚年那种突出绘画媒介、强调笔触与材料的表现力的做法，正是古典绘画的例外，而非古典绘画的常态。
顺便提及，格林伯格对现代主义绘画的媒介特征的强调，源于但不同于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理论的奠基者罗杰·弗莱。弗莱是第一个指出伦勃朗等老大师绘画中的笔触价值的现代批评家，他在为后印象派画家辩护时，曾将塞尚等人大胆暴露笔触的画法追溯到晚年伦勃朗：
一般而言，荷兰画家被局限在一种最后加工完成的虚伪表面上，而不敢使用更有表现力的方法。正是这一点使得伦勃朗成为出类拔萃的典范。因为正是伦勃朗，在其晚年揭示了物质材料的充分表现潜力。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惰性的，相反，材料为观念所渗透，并仿佛为观念所极化，因而画面上的每一颗粒子都变得灵动起来。[xxiii]
施坦伯格反对格林伯格二元论的第二步是，他以现代主义绘画中新类型的错觉主义，来说明现代主义倒过来并不缺乏错觉，只不过是一种新型的错觉罢了：
相反，假如观众倾向于将现代主义绘画视为风景的空间化抽象，那又如何?雕塑家唐·贾德(Don Judd)抱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画派的绘画使他强烈地注意到他们的平面性所包含的东西——“虚空”以及“错觉主义空间”。他后来说：“罗斯科的整个工作方式都建立在大量错觉之上，非常虚空。整件作品都关乎在空间中飘浮着的区域。与纽曼相比，他的作品绝对存在着一定的深度。不过，我最后觉得，所有的绘画在空间上都是错觉主义的。”[xxiv]
这样一来，施坦伯格认为，格林伯格在现代主义与老大师们之间所确立的对立根本就不能成立。(顺便提及，将罗斯科的纯粹抽象作品理解为风景的空间化抽象，或太空时代的虚空体验，从而将纯抽象绘画当作某种具有图像志内容——即主题内容——的东西来加以欣赏，并不是不可以，但似乎离纯抽象绘画的主旨相去甚远。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纯抽象画没有主题内容的说法。因为，硬要在这类纯抽象画中读出主题内容来的做法，违背了人们欣赏纯抽象画的直觉。)既然不能成立，那么格林伯格的绘画媒介论当然就不能作为现代主义的界定性定义。因此，需要另一种准则来加以界定，而这个准则就是施坦伯格所提供的另类准则：
一个更大的反对意见关系到格林伯格对前现代艺术的处理，这需要加以讨论是因为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是在与老大师们的对立中界定自己的。假如这一对立变得不稳定了，那么现代主义也许需要重新加以界定，即由另类准则来加以界定。[xxv]
施坦伯格是最早公开批评格林伯格的人，而且相当有力，但施氏的批评也不无商量的余地。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无视格林伯格批评理论独特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格林伯格的历史地位。他将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理论置于15世纪以来的全部西方艺术史中来加以观照，这种方式既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有其甚不合理的一面。正如施氏在文中批评格林伯格不该动用康德来将现代主义历史理论化时所表明的那样，施氏的方法很有可能演化成一种貌似历史主义的非历史观：按照他的逻辑，康德提出的理性的自我批判恐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理性的自我批判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正如尼采曾经认为的那样。而格林伯格的历史地位，恰恰在于提供了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有关现代主义绘画迄今为止仍然属于最为清晰的理论总结，不管这一理论对于那段艺术史的全部丰富性来说显得如何单薄，但它仍然构成最有说服力的阐明之一。
当然，如果说施坦伯格对形式主义的拒绝构成了这篇论文最具策略性质的大胆一面，那么，他还提出了许多其他富有意义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其后的30年里基本已成共识，而为人们普遍接受。施坦伯格将现代主义的线型发展历史，与诺兰(Norland)之类的年轻艺术家所要求的快速发展的感知模式联系起来。他还提出了从指涉自然的艺术向指涉文化图像的艺术的转向，例如在劳申伯格的作品里，他称这种艺术是“后现代主义的”(Post-modernist)，这是在与当代艺术相关的语境中第一次使用该术语。这些概念在艺术史研究与当代艺术批评中仍然影响很大，也许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不再动问它们的起源。与任何老生常谈的始作俑者一样，施坦伯格的版本要比后来它在其他人的写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更少教条色彩，更多细微的差异。
施坦伯格的论辩高超而有力——没有人会说他故意手下留情——但是从来不仅仅为了置对手于死地。他从来没有想过让他的多重分析法被确立为惟一的方法，被确立为终结一切多元论的多元主义。事实上，施坦伯格从来不排斥形式主义的关切，也不排斥那些只坚持形式主义关切的公正的批评家。正如他自己所言，在一个有关最近的艺术写作的语境里(正当“视觉文化研究”以及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反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之时)，他说：“如今，我发现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是一个形式主义者。”[xxvi]
[i]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Confrontations with Twentieth-Century Ar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23.
[ii] 沈语冰：“译者导论”，载罗杰·弗莱：《弗莱艺术批评文选》，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iii] 对唐纳德·库斯比特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批评观的介绍，以及本人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意义的论述，详见拙作《20世纪艺术批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12页。
[iv] Leo Steinberg, Other Criteria, p.xxi.
[v] 均见《另类准则》2007年英文版封底。
[vi] Ibid., p.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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