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结合和四川民间学者范美忠关于鲁迅和相关人生问题的讨论,分别就鲁迅与庄子、鲁迅与我 、摩罗与我、 “鲁迅研究专家”与我、范美忠与鲁迅 、民间知识分子与学院学者等方面逐一进行了输理，并着重对自己的“鲁迅观”进行了深刻的清理，我是在经过深入反思以后才决定写作此文的,此文的完成,是继长篇自传随笔《一个奴隶的手记》和《往事并不如烟》之后对自己的全面反观和审视，通过此文我开始摆脱鲁迅以及学院学者对自己的影响，逐步触摸到真实的自我。此文是２００６年９月到１０月初断断续续地完成的，显得零散。
一直以来，我对同龄人和比我年龄小的读书人表现出一种非常警惕的姿态，原因并不是他们读书不够多，而是普遍缺乏强大的主体意识，丧失自我多解剖的反思的能力，他们不是从生命需要出发来选择各种精神资源和从事精神创造，而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这种把一切都当作“学术”来做的态度把人鲜活的生命酱住了，其结果必然以丧失灵魂和主格为代价，造成那种学术与思想两张皮的局面。相比之下，我是比较推崇从个体生命体验角度出发去解读鲁迅的，虽然这种解读带有很大的个人性，同时，我也清楚个人生命体验是带有局限性。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解读缺乏学术价值，但是，我仍然认为这种解读对个体精神品格的培植，具有积极意义。范美忠的意义在于，他将个人性的言说与内在的精神与灵魂联系在了一起，通过这种解读，他将存在与自己统一了起来。所以，他的解读不在于提供了什么，而在于领悟了什么。
在那天的电话里，范美忠表示出了对庄子的不敬，甚至不屑。他甚至没等我把话说完，就对庄子逃避存在消解痛感的逍遥精神进行了批判。他大概误解了我的意思，其实在我这里，由于受鲁迅的影响，加上我对现实生存的痛感，一直对庄子保持着冷观。但我以为，以现代人构建的人文观去批庄子缺乏独异个体所应有的孤独感和虚无感，是很容易的，自然也是十分深刻的。但是要做到深刻的理解庄子也并非是一件易事。孤立地看庄子，会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但是，几千年前既然有庄子这样的人就一定有它的理由和存在价值。
鲁迅的哲学思想是为应付现实危机，出于对民族与民族之间强弱对比的关切而建立起来的，本身具有实战的作用，能独自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能和西方文化对话，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即每一个人的生命、生存权利、生命力、以及生命力张扬等问题，道家以及儒家、法家、墨家在这方面是有严重缺陷的，它所关注的却是个体人脱离社会安身立命的问题，关于这点，李泽厚先生就指出，庄子是通过“心斋”“坐忘”等等来泯物我、同死生、超利害、一寿夭，而并不是通过主动选择和现实行动来取得个体独立的。正是因为庄子哲学取消个体价值，所以他所言说的“道”成了逃避现实世界矛盾的精神囚衣，千百年来，文人可以拒绝社会责任，毫无意义地躲在这个狭小的蜗牛壳里安顿一生。这样的“相忘于江湖”，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世的言辞。李泽厚先生说，庄子哲学的整体实质是美学而非宗教，所以庄子不要去解决个体对死亡的恐惧与哀伤，也并不追求以痛苦地折磨现世身心生存来换取灵魂的解救与精神的超越。在这个实质性问题上，我能理解范美忠的激烈与决绝，以他身上浓厚的存在主义气质和理想主义气质，怎能轻易对庄子发生兴趣呢？鲁迅何苦要那么清桓地用痛苦折磨自己，以致活得那么累？特别是回到现实生存境遇中，大多数人还不得不象活物一样苟活时，奢读人的尊严是否是庸人自扰呢？鲁迅年轻时就高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精神，与国人遁世、混世、苟活的人生态度势不两立，宁可用绝望折磨自己承担起重负不停息地往前走，勇敢地面对苦难与担当焦虑，也绝不掉回头重新回到动物般的生存状态之中。王乾坤认为鲁迅的“反抗绝望”并不是刻意要人同自己过不去，并不是人的自虐自伤，而全然是为了回复或者顺应人的本然自由，获得人的神圣尊严，并且通过反抗绝望而显现自然，去澄明自身，去构成自己。重读先秦诸学，儒家的心态之中没有离析出主体的自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冲突、痛苦和恐惧，道家则把一切自我意识到的对立与冲突在心理之中抹掉，在精神王国里设置了一个纯审美的世界，干脆让人变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呆木头，不辨生死，不谴是非，坐忘一切，让精神和万物齐。道家虽然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但它一开始就把这种自我意识无矛盾、无冲突、无痛苦地浇灭在客体之中，而成为死寂。鲁迅笔下的“过客”无法通过刻意的自我欺骗来寻求人生解脱，所以只好通过行走来担当虚无和苦痛。
是啊，面对苦难的人生，是不能闭上眼睛“一是非”，“齐苦乐”，将其冲淡、化解的，只能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流俗的“道德自然”，刻意的“逍遥”恰恰是违背了人的本然和自由本性，受制于他由他律。鲁迅的内心世界里除了愤激、虚无、寒冷、孤独以外，何尝没有一个温和、恬静、温情、静穆、宽容、慈悲的价值世界呢？他与同时代文人的分道恰恰证明了独异的价值。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我亲眼看到了先生生前所收藏的许多的山水画，其中一幅山水画上题写着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这说明了什么呢？正是这个小细节，构成了一个不为外人发现的鲁迅。鲁迅在《起死》里借复生的死尸来调侃庄子的狼狈和尴尬，使庄子宣扬的虚无主义的无是非论一下显出原形。鲁迅当然是智慧的，他看透了人生的真相，如果颠倒一下，让鲁迅置身到庄子的时代里该会如何呢？庄子生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他亲眼目睹了群雄争霸而发动的无数次战争，他所在的国家也饱受战争的创伤，再加上国君暴虐无道，人民苦不堪言，他认识到了社会的残酷和险恶，所以他把入仕看成自愿当祭品，失去人格，宁在穷家陋巷中纺缕维持生计，靠借贷过日子，也不愿受卿利禄的引诱。就这一点讲，庄子要比鲁迅极端一些，鲁迅曾在北洋军阀政府里当过多年的小官，如果真要直面残酷的人生，就应该卷铺走开，但是，鲁迅没有，在最痛苦的时候他选择抄古碑来逃世，不过他后来终于觉醒起来反抗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对庄子有着一种“同情的理解”，虽然我对他的观点坚决批判，不是我们不去反抗外在的奴役，而是社会的险恶和残酷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能承受的限度。有时我真想问，鲁迅假若活下来，他真能坚持反抗到底吗？人的肉体真能抵抗过牢狱的铁窗吗？未必。聪明的鲁迅，到底还是选择住进了日本人的租界里。鲁迅只是“精神界之战士”，关注的是精神现象，人的精神问题，人要反抗的也主要是精神奴役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丝毫不掩饰对林昭的敬意。关于庄子，要说几句。社会的险恶和动荡使他无法直面存在，面对一个人格扭曲社会颠倒的非正常的社会，庄子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十分深刻。个体陷入生存危机，个体自我陷入分裂，在庄子的视野里，人人各用巧智，争相追逐，人都成为非人，异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与社会上流行的设定的进取、有为、入世的君子人格相比，庄子塑造了一种遁世、出世、逍遥、无为、超越的理想人格。相比儒家重视君子人格的道德自律，道家重视自然本性。庄子所塑造的一系列的“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德人”、“大人”、“天人”、“全人”，都是实际社会中难以存在的，也只有超离世俗社会，这些人物才能存在。这就取消了个体的存在价值，因为，人不仅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只有自然状态的人，与动物何异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庄子哲学的“逍遥游”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正是它铸造了中国人的自由灵魂。庄子的社会批判精神，自我批判精神，强烈的自我意识，超越精神，为现代人构建新型人格提供了启示。我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鲁迅是庄子的前提。在现实社会中，要保持鲁迅那种执着于存在的痛苦的求索精神，在内心深处也需要庄子那种超越世俗自由的生命境界的精神滋养。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这里的调节不是“消解”，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积极意义，在选择中有了强大的凝结。这就是我不完全排斥庄子的原因。只有一个鲁迅，那将是很荒凉的。
有人说鲁迅是火，庄子就是水！水火不能相溶，我却同时爱上这两个人物。鲁迅是被庄子给气死的，因为鲁迅是忧患而激愤的，而庄子却总是嘻里哈摔的。
我觉得一个现代人，既应有鲁迅执着现实存在的勇气，内心也应有庄子那种逍遥的精神。否则，人会在永远无休止的做事中累死的。
和儒家正好相反，庄子的思想是强调个性、强调自然的。有人总错误地认为，庄子全然是逍遥的。其实庄子并不逍遥，相反他很苦闷；他想化作鲲鹏扶摇而去，永远飘摇在时空之上。然而，却无法摆脱现实的桎梏。这并不是对尘世的超脱，而是对现实的反抗。 我一直觉得，庄子的思想太超前了，自然不被人们理解。庄子的知音，只能在魏晋和东汉去找了。
鲁迅与庄子，一者入世，一者出世。两人都对生命的虚妄感有深刻体验，但是面对现实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迥异的世界观，迥异的人生风格，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比鲁迅坚持在浊世上摸爬滚打，庄子拒绝充当尘世的祭品。鲁迅的挣扎是是一种现代人的挣扎与抗争，庄子的挣扎是想脱离这这纷扰的人世的挣扎。
庄子的人生哲学，主要表现在“逍遥游”这个观念里。庄子认为人应该追求人生的高层次和大境界，尽可能创造出绝对自我主动的自由。庄子察觉到人的根本问题，在于不自由。人所以不自由，是因为人有所依赖。例如人依赖物质而生活、依赖感情而生活、依赖知识、信仰而活……必须等这些依赖获得满足后，才能得到逍遥。庄子认为，人的存在和大自然的运作息息相关，万物的变化，只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而已。所以，人应该由自然来观察一切，把生命放入无限的时间、空间去体验。唯有体认自然的常道，超越一切束缚，才能获得真正的逍遥。
在庄子看来，人若以本体换来外在的需求 ，但他丧失的却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人格和尊严，恬淡和自由。但是 ，人一旦完全退回自然般的状态 ，不去正视现实中个体的需求 ，又谈什么自由和尊严呢？庄子对人的关注,对生命观念的见解，都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如何消除“为物所役”的精神负累，对生命价值的探索是迄今为止人类关注的永恒主题。庄子哲学的核心是人生哲学，在复归原始无望的情况下，庄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体认最终落实到精神的自由与逍遥上。
人活着，这是第一个无可怀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基本事实，以这样一个事实为起点，人，尤其是被抛在滔滔乱世中、作为个体的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庄子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人生的苦难究竟是因为本性被压抑而不得抒发，还是因为本性被名利欲望所遮蔽而丧失呢？庄子认为，兼而有之。自由首先取决于澄明的本心和良好的生活意识。这样的人即使在乱世也能独善其身。否则，随言本心的被遮蔽，痛苦也就无可避免了。庄子认为，不要固执任何生活理念。在它看来，任何生活理念，因其执着生存的某一方向，不得不扭曲生命。因此，真正的生命是包容一切可能性的；它只能在“无竟”中才能显现。人只有在“无竟”中观看一切可能性时，他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只有在一切可能性都开放的境界中，生命才是完全的，真实的，自由的。真正的生命是轻松的，真正的生活是轻松的，没有恐惧，没有疼痛。只有在轻松中放下自我，你才能回到那种被称为“人”的生命状态。在庄子那里,生命是放任自流,一致没有生命的迹象。庄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荒唐、怪诞、放荡不羁，都是源于对世俗丑恶的洞察，源于庄子对人类、对生命的热爱。
鲁迅更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经历了一个过程。《狂人日记》的结尾部分，“我”的自责尤其明确，他把自己干脆归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唤光明，又发现自己身上染着黑暗，到二十年代中叶，他笔下就涌出了这样的情绪：“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消失”，“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完全是一种“夹在中间”的困惑了。从那“精神界的战士”的定位到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鲁迅的脚跟越来越紧贴着大地，从精神呐喊到晚年关注人的物质生活，他的中间物思想越来越具体了，目标也越来越明确了。鲁迅从来都是执着于现实，他没有走上帝，是很自然的。李欧梵所揭示的鲁迅的矛盾与悖论，已越来越为后来汪晖、钱理群等人的鲁迅研究所印证，这一切都是由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所决定的。王乾坤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一切都是中间物”则集中表达了鲁迅对生命的觉解，对生命本真的领悟，是与庄子“方生方死”等义的命题，也可读作“向死而在”（海德格尔）。所以说“中间物”论构成了鲁迅的生命哲学，是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轴心 。
在《起死》中，庄周的学说一接触到现实就无能为力，他命司命将髑髅复活，髑髅复活过来后只挂念衣物而不是生命死亡，这是唯心与唯物的一次交锋，也是玄学与现实的一次交锋。
庄子——……你先不要专想衣服罢，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能说有衣服对呢？……
汉子——（发怒）放你妈的屁！不还我东西，我先揍你死！
从主体的考虑，鲁迅曾喜欢过《庄子》，但其消极避世显然不适用于现实，不但不适用，而且有害。《起死》的现实意义在于“物质”而非“意识”，把“意识”当作一切，庄子在鲁迅笔下就丑态百出了。从主体上看，鲁迅一直注重生存与思想的和谐，思想者不是不食烟火的，轻视这些生存条件使庄子具有讽刺性，而老子则有了悲剧色彩。 同样，如果按照鲁迅的这种批判思路，我也可以调侃一下鲁迅，你鲁迅不是关注现实出路痛感国民的麻木从而“改革国民性”吗？那好吧，如果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不让你继续批判而把你送进监狱呢？恐怕鲁迅也只有一条路 ，象林昭一样做个烈士 。但是,鲁迅没有而是躲进租界里去了,这是内力不足的原因.老酷说的好 ，在许多方面，林昭都是无法跟鲁迅相提并论的，但是她做到了鲁迅所没能做到的：站在宏观的人类和微观的个体这两个高度上，以一个个体的良知和勇气坦然担当一切可能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厄运，有此两点，林昭足以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圣女。在把鲁迅精神当成精神遗产继承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给予林昭更多关注，因为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上看，林昭对于中华民族的启示意义，远远超越了鲁迅。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突然热衷于探讨知识分子问题，闪烁其辞地谈论知识分子对于当下、对于未来如何担当的问题，精神境界比鲁迅和林昭差远了 ，更多的连自己都担当不起来。
再比如今天，众多的游民、众多打工者、艾滋病患者、维权最终却得不到维护者、失学者、血汗工厂、童工……现在中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社会，而一些些文化人大谈闲情，即便象我这样热爱鲁迅的年轻人 ，面对苦难和不平的现实，也感到一种深刻的无奈和无力。林贤治悲观地认为：鲁迅的精神，这是一个人的传统，几乎不可能继承。是的，他不但是一个思想者，而且是一个实践者。不少学者高谈阔论可以，一旦实践起来就不行了。范美忠在《野草》里解读的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鲁迅，我在文字里读到的多是黑暗、孤独、虚无、残酷、丑陋、恶心、黑暗、焦灼、肉搏、虚妄、吞噬、惨烈、脆弱、沉重、虚伪和荒诞……我的灵魂在这一些词语中穿梭 ，获得的更多是范氏鲁迅的心音，我更关注老范提供了哪些属于自己的真实体验，不过让我尴尬的是，我们真的没走多远 ，顶多靠近了鲁迅而已 。范美忠用里尔克的曾经过："哪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来作了最后的回答。是的，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的：“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在一个充斥着嘈杂平庸无个性的时代里，范美忠这种自由的、孤独的、理想主义的、边缘的状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范美忠的沉稳和从容相比，我丝毫不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的脆弱和支离破碎，多年生活的磨砺，诸如：政治压制、生存艰难、求学艰辛、同室操戈、兄弟失和、情感挫折、寄人篱下，等等。造就了我今天所具有的精神性格，也沉淀成了我今天的生活状态：存在的荒凉感和深深的困顿。有人总拿鲁迅来相比，好象人生的苦难只有那一种，鲁迅的前面还有“荆刺”可以求索，还有似路非路的路供他继续跋涉，我的前面还有什么呢？世上所有的路都已经铺好，并不需要人来探索，只等着你去选择。再说，我怎么可能是鲁迅呢？鲁迅笔下的过客虽然情揣着深刻的茫然和虚弱，但是，还是有着决绝前行动力的，这动力不仅来自于他强烈的“中间物”的内省意识，还来自一直在坚固的物质作为后盾。同样，范美忠只所以能象过客一样“通过行走反抗虚无”，也来自于物质层面的解决，否则，他能沉下气去一厢情愿去搞什么启蒙教育吗？再联系我呢，除了一直深处于精神危机之中，也还处于物质危机之中。几年来，一直从事着低效的谋生，我从事的工作无法给我提供意义的安慰，这种消磨是旷日持久的，我甚至做好了与这种生活的对抗。2005年，我卷入了皖北融资风波中，为此损失了多年的积蓄，对此，没有抱怨，而是开始从思想上彻底反思先前的人生观，作为一个崇尚独立思考的人，为什么轻易地就掉入这个陷阱呢？经过这种反思，我彻底清楚了，一切都不过是迷幻，我驻扎在迷幻里。2006年，为了弥补这种损失，我为一私企写作挣钱，开始有了自己的一点积蓄。从1996年工作到现在，整整十年过去了，我开始成熟关有了进步。我承认，我从不是尼采笔下的“超人”，也不是鲁迅笔下的“精神界战士”，我并不奢求成为什么渊博之士，我的日记不过凸显了自己的脆弱以及自我的挣扎。那么，如何描述自己呢？的确，认识自己是一件困难的事。从我的性格、气质以及多年的生活经历来看，我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有着鲜明的立场，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败并且从这种失败中杀出一条路，从而成为独立的自己。我在日记《一个奴隶的手记》之中，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所观察到的鲁迅，从来就不是什么铁骨铮铮的硬汉，他是一个敢面对自己失败命运敢于肩扛自己命运阐门的人。对于一个“失败者”来说，唯有从这失败的精神创伤之中自觉地警醒起来。
这一些年里，在紧张的忙碌之余，对人生越来越困惑了，内心长时间地疼痛着：为青春的消逝而疼痛，也为梦想的破灭而疼痛。写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对抗人生无边的苦难，曾经以为写作可以找回自我,疼痛的感受似乎能够减弱些，但是，看看以前写的日记，我才感觉根本不可能。虽然，经过过多的磨难，却坚韧着走下去，内心却比以前更疼痛了。许多的时光，都浸透在这一些荒凉的冷硬的生命体验里。面对这样的人生，我只能绝望地对峙着。以前写日记，是寻求精神支援和情感的抚慰，但是，近一年的时间里，才感觉人生许多的痛苦是要自己面对的，担当起自己的痛苦才真是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再说，我不想对着那么多陌生的人裸露出自己的灵魂，脆弱而敏感，恐惧而悲伤。人生太虚假了，它无法承受真实。
我原本不是一个太坚强的人，并不十分想掩饰自己的脆弱，是命运把我逼上坚强。我在日记里讲述的是自我的追求、浪漫、失落、沮丧、绝望、反抗、淡泊、从容，乃至于坚韧，讲压抑中的无奈与挣扎，它传达的是由人物的命运转述给我们的一种阻塞的情绪。“每一个去2046的人都为了找回失去的记忆，因为在那里一切都不会改变。”借电影《2046》里周慕云的一段台词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感受吧，记忆只是痛苦的人生根源，任其在其中挣扎和沉溺，最后沦为时光的囚徒。我试图突围又无奈回归，执著寻找过去又不断遗失当下，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在清晰和迷乱交织的时空碎片中，只能保持绝望的孤独，并将一直在回忆的囚禁中孤独地漂泊下去，毫无被赦的希望。人始终处于自我或他人设置的或物质或精神的重重包围中，被囚禁被封锁已经成为生存的常态，这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我打开自己的日记，只看见了一个陌生的自己，支离破碎的身影，潮湿的记忆，艰难找寻，无望的突围和反抗，在经历了有一番人生的痛苦磨砺之后，然后我输给了时间。对于人生，我还能说什么呢，冷峻，克制，又弥漫着无法自控的伤感和悲悯，对自身的压抑和沉重已经渐渐淡漠了。我重新思考余下的生活。
以前，受摩罗影响很深，心灵不停地陷入惶惑之中。现在经过认真通读鲁迅，才终于摆脱了摩罗的影响。在摩罗笔下，鲁迅是一个茫然和虚弱的缺乏信仰的困顿者，然而，在我看来，鲁迅笔下的过客充满了决绝和执着，绝对的坚韧和固执地行走。实际上鲁迅对于终极有着自己独特的办法，面地内心的紧张，有着自己的解决办法。与一切传统文人不同,鲁迅直面痛苦而坚决不寻找痛苦以外的东西对痛苦进行消解和回避。《野草》中《影的别》、《希望》、《墓碣文》三篇突出展现了鲁迅当时激烈痛苦的思想矛盾斗争,而就在这冲突中闪现了鲁迅绝望中进出的希望之花,展现了一个精神界战士坚毅刚强的风采.当然,鲁迅"绝望的抗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即其内蕴深厚的思想、顽强的个性、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滋养、形上的人生意义的超越寻求等因素合力的作用。摩罗认为，鲁迅一直没有解决好精神深层的问题，我疑惑地是，鲁迅有必要解决好精神的问题才决绝前行吗？他关注的是行动。到底是鲁迅一直没有解决好精神深层的问题，还是摩罗一直没有解决好精神层次的问题呢？答案明显摆着，是摩罗一直没有。摩罗关于鲁迅的真知灼见往往和过分主观的掺入交织在一起。一种先入为主的意识支配着他写作的激情。孙玉石先生指出，一个学者的社会思考者的角色与学术研究者的角色总那样的混淆在一起。一些论著是借鲁迅的文本说自己个人内心的话。本来是容易明白的问题却被研究者说得深奥而难懂了。所以，我反对抛开鲁迅的生命或人生体验和现实生活感受，离开现实和文本作形而上的空想，或者按照先入之见对《野草》文本和鲁迅本体进行改塑。具体说到鲁迅，他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离不开他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经历。这样说，并不表明我不明白一个深刻而又简单的道理：绝对“冷静”和“客观”的研究，没有作者的内在的对人自身关怀的情感介入，就无法为学者提供研究的动力。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兼顾人类永恒价值和“当下”价值的时候，尽可能客观实际地忠实于研究对象，这样才不至于产生误读。这样一来，从而就把研究者摩罗的内在精神问题与鲁迅的内在精神问题区别了开来。摩罗的精神问题是什么？一句话来概括吧，就是个体的灵魂无法得到安顿，从而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摩罗在《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一文借毕巧林之口发出了自己的扣问：“我活着是为什么呢？我生来是为什么目的呢？”早期的摩罗信奉人道主义，崇尚自由意志，不料自从卡夫卡人是虫子的消息的传来，他才从“上帝之死了”、“知识分子死了”、“人死了”之后的现实中消醒起来，这时的摩罗还没有从内心作好心理准备，他还并不想从人本的立场上撤退，于是，便在谛听天国神秘声音的仰望中寻求信仰。摩罗的寻求表明了米兰?昆德拉的那一句话，生命之中最不能承受的是“轻”。面对空无，对于一个不愿意放弃责任的人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背负。生命因信仰而有意义，没有了信仰，生命就会显得多余。怎样理解摩罗这种痛苦呢？正象“多余人”毕巧林的痛苦一样，他的痛苦来自完全超越物质生活需求的形而上的纯粹精神的追求。“多余人”既不满于现实，又无力去发改变现实，与周围环境的隔膜，对于社会责任的游离，使之成了地地道道的“精神贵族”。毕巧林作为虚无主义者对生活没有任何信仰，感觉不到任何强制和约束，鲁迅虽然也在黑暗的虚无感中为寻找生活的意义而进行着激烈的内心斗争，但却总是感受到一种拯救国家，唤醒人民的义务的约束。摩罗身上有着过浓的“多余人”的气质，使他过于执着于个体的精神出路的探求，陷入一种深刻的局限之中。一句话，一个人是否有坚实的生活姿态，决定了他的精神取向。我一直再自我反思和批判。灵魂的安妥要依靠信仰，问题的关键是摩罗真正进入信仰状态了？还是把信仰当成了一种工具？摩罗找来庄子用“宇宙大生命”来确证自己与最高存在的关系，慢慢寻找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生物脐带和精神通道，反映了自己在精神层面的虚弱。精神层面的问题是否就是躲进书斋里而营造出来的“终极关怀”所能解决的？恐怕仅靠读书是不能解决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到现实生活中亲自践行，象墨子一样不尚空谈，认真、吃苦、耐劳、踏实。范美忠用“通过行走来反抗虚无”来解读鲁迅的《过客》，白确，通过行走（行动，践行）来反抗虚无（精神问题），应该说把握住了鲁迅的行走哲学。过客通过行走，紧贴着大地，从而领悟人与最高存在的关系，因此，大地就成了他的意义所在。人要紧贴着大地行走，要飞起来，不要飞得过高。鲁迅当年过于执着于“人间情怀”，致使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重负而陷入激烈的对抗思维之中，从消极的一面来说，当然不利于身心健康；但是，今天作为一个信奉知识分子精神的人，不要自以为看透了这种沉重拒绝背负自己的重担，特别是在没有和社会过上几招之后，就忙着消解，却又陷入苦于消解不掉的焦虑里，从而象“多余人”毕巧林那样陷入纯粹形而上的精神追求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脱离了与某种终极存在苦难大地的联系，改正的办法就是恢复与这种终极存在的联系重新审视自身，回到“当下”和“在场”，拒绝凌空蹈虚。鲁迅身上是很有墨子那种不讲空话、注重实践、行动、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儒家积极入世精神，也有一种不怕流血汗的大象精神。实干、入世、执着于“此在”、拼命硬干、全身求法、侠义精神、坚持战斗，在流言的伤害中挺立不屈，具有顽强的个性。回到具体社会现实之中，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对“能说不能行”的庄子和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老子，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鲁迅身上鲜明的“人间情怀”使他和同一时期的文人学者区别了开来。正是受这种“人间情怀”的深深影响，我拆解了虚空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在我看来，鲁迅是一个有着“人间情怀”的敢于承担失败的精神自由战士。由此，我不会陶醉于凌驾于世俗之上的精神生活，作纯粹的形而上的精神玄想，因为，人一旦出生了，就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实，生命不需要理由，生命就是理由，无需找到崇高的借口才能投入实际生活，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不要人为地制造对立。摩罗在一篇《低调生活，低调写作》的文章里作了深刻反思：
我在早年由于对自己缺乏深刻的省察，也曾不自觉地喜欢虚张声势，好像只要历史给我机运，我就肯定能成为一条好汉。后来被那些险恶的世事吓得噤若寒蝉，终于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我只不过是一个因为不愿意遭受作田种地之苦而执意要以文字混饭的俗人。可是由于智力庸常不足以腾达，才能贫乏不足以谋生（这一点我比老村更弱），终于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老爹老娘在破败的乡村煎熬着贫寒而又屈辱的日子，幼小的儿子跟着我在别人的家乡孤独地成长。如果我连他们的需求都无法尊重和保障，任何其他高贵的宣言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我们如此费力才能勉强为老幼两代某到一口薄饭，哪还有脸皮喋喋不休地说那么多凌空蹈许的诳言呀。
我这几年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从来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我以前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时候，就是言说一些自己不能践履的话语的时候。当我知道自己无力践履的时候，也想过是不是可以假装准备日后践履因而继续言说之，但终于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就不再说了。
以前读到托尔斯泰感到最大的痛苦就是自己难于做到言行一致，有点不理解，生命的最高境界竟然是言行一致吗？后来终于渐渐懂一点点。一个人要做到他所说的，真是太难了。正是这样，有的正派人临文而惧，字字发自肺腑因而字字千钧。减轻言行分裂的痛苦的方法有两种，积极的一种是继续虚张声势说大话，说的时候就已经狠狠地下定决心自己永远不会践履之，还有一种消极的方法，就是估计做不到的就不说。但是再清醒的人也常常难免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所以即使消极，也难于保证不说空话假话。最彻底的办法是什么也不说，但这对于读书人来说，毕竟太难。
读书人竟然不得不以文字谋生，未免处处被动。有时候不得不冒充知识分子，也是可以理解的吧。但这种冒充越少越好。这就是我越来越低调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他的反思就过了头了，其中流露出一种无奈。反思是为了生活得更加从容，在解决了精神的困惑以后，想着为了这个不平的社会做一些什么，而不是陷入精神的自我满足里冷观人世。关上房门吧，看看万家灯火，那多么美啊！突然想起鲁迅在《这也是生活》里面的一段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于微明中看着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未定的画集。想到外边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在长篇自转随笔《一个奴隶的手记》一书里，我记录了在S城将近10年以来的生活，这是我关照世界和心灵重建的出发点。我也要与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取巧、油滑、清高、酸腐、冬烘、虚伪、庸俗、自私、工于心计划开界限。任何时候，我在思考问题或者做事情，都不会撇开这段历史。徐晋如在一篇《如何为知识分子去魅》的文章中说：“我对底层却从不抱幻想。尽管底层当中有时也产生一两个天性高傲、心灵上倾向于独立自由的人，绝大多数情况，底层所产生的只能是对优秀人群抱有深深怨恨者。”他对老威为例，指出某些人指责知识分子缺乏底层同情，标谤自身悲悯，说到底根源于他们自觉其为救世主的快感，他们所向往的是先做救世主，再做人上人。而这同样为怨恨。徐先生动辄用“庸众”和“优秀人群”来把自己与人划开，好象这些底层人天生就是他的障碍，这种精神贵族式的优越感是要不得的。据我了解，在当下中国的生存语境里，“知识分子”和底层人，除了各自从事的职业有所不同，以及“知识分子”可以依靠体制获取各种国家优待，掌控某种话语权以外，并不因此就此就比底层人高出三头六臂，说穿了吧，同是既定秩序的打工者。如果说“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表现在可以傲视底层人的话，这种自大、狭隘、自恋、清高远没有那么可爱，更谈不上什么“优秀”，比“庸众”高明不到哪儿去，充其量多读几本书而已。徐晋如先生抨击底层知识分子跨越学术领导大众去“建设新世界”，称这是“理性的僭妄”。他认为最纯正的学术活动也只是对既有知识的整理和搬运。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替底层民众的苦难说两句话，凭着良知抨击社会的不公，并以此为己任，进行呼喊，是否就是领导民众去“建设新世界”？学者在整理和搬运知识的同时，是否应具有人间情怀呢？倘若学者除了对知识的搬运和整理就可以不问一切，那干脆就叫知识搬运工好了，干吗还用什么“知识分子”和“优秀人群”来装点自己呢？由此，可以看出徐晋如先生缺乏一颗平常心，不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而是人为地加以归类，硬是分出什么“庸众”和“优秀人群”，实在迂腐得可笑。曾有学者从基督文化的角度来批评鲁迅心中充分“怨恨”，针对这种抽离了基本价值判断而下的结论，我不予评论。在我的心目中，鲁迅是一个反思加反抗并且执着于“此在”深具“人间情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当代鲁迅研究专家群中，林贤冶是一个具有“人间情怀”的反抗者，然而却反思不够，其他的诸如邓晓芒、钱理群、张梦阳、林非、王乾坤、王得后、郜元宝、王富仁等学者反思过多，然而反抗却不够，其中不少学者过于强调作为学者的鲁迅，而不提鲁迅身上“人间情怀”的一面，另有一些学者汪晖、王晓明、徐麟、吴俊、魏韶华等人过于参照西方某些学说，他们过于放大了鲁迅身上的阴郁、愤激、绝望、希望、恐惧、不安、焦灼、惶恐、恶心、危机、焦虑、苦闷、死亡、孤独、虚无，1993年，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的前言中不无忧虑地写道：“……他们以各不相同的词句，表示对这部书的欣赏，而理由却大致相似：你‘剥掉’了鲁迅的‘神’的外衣，让我们看到了‘人’的‘真实’，尤其是‘人’的‘软弱’、‘渺小’和‘卑劣’……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广州的高中生用了‘卑劣’这样严重的断语之后，特地在信中解释说，他这是指人的‘本质性’的‘卑劣’，而非指鲁迅个人的品质。” 他的笔下的鲁迅由于内心世界过于的阴郁和孤独，作为前后夹击的“横站”的战士，却使得读者感到鲁迅既不亲切也不可爱。当然这也与作者当年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重大的关系，但在再版的时候王晓明还是坚持自己的这种理念而不做修改。王晓明对于鲁迅的重新认识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研究倾向。近年来文化学术界又出现了许多反对鲁迅、拒绝鲁迅和有意寻找揣测鲁迅人性阴暗和隐私之处的研究文章，这与把鲁迅奉为神灵的行为一样，是缘木求鱼地思考鲁迅，并且走到了另一个反人性的极端。究其原因他们要么是在过分神化鲁迅的心理下以自己的一点片面的发现而自得，要么则是将鲁迅置于一个非人的审判台来苛求指责。 特别是上海的学者吴俊在其《暗夜里的过客》一书中，对鲁迅的个性及心理进行研究，涉及鲁迅的负罪感、虚无心态、自虐与攻击的心理冲突、爱情心理及暮年的疾病与死亡意识等等，放大了鲁迅的“消极阴暗面”，深刻的同时也陷入了片面。由于反思过了头，鲁迅那种执着“前行”的姿态，以及强烈的现实的关怀和不懈的生活追求，反而遮掩住了，容易让人对鲁迅产生误读；至于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和韩国的一些学者，过多的都把握住了鲁迅身上反抗的一面，他们结合本国思想文化实际都作出了深刻的反思。
在我看来鲁迅的思想，是讲一个失败者怎么面对自己的失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把握鲁迅的。郜元宝先生发现了这个道理，表示在失败中学习与学习失败，在失败中学习和学习失败，他认为也许正是中国现代性隐秘的源头。在学习知识过程中不断遭遇失败，不断改变自己，由此获得一种反省和自觉，慢慢建立自己的经验。用鲁迅的话讲，就是盗西方的火，火并非目的，目的是要拿它“ 煮自己的肉”，在他人的烤炙和自己的煎熬中认清自己。“学习”的过程，“ 失败”的过程，应该被我们重新发现，应该由我们把它当作自己唯一的真实经验来占有。郜元宝先生是从学术和思想的角度来理解鲁迅，而我却从现实生活出发，再次认定了这一道理。翻开我的200年到2006年以来的日记，记载着我对于“失败”深刻反省和反思，并自觉把这种反省和反思贯穿在实际行动中。如果说我有了一点进步，那是因为我对“失败”自觉了，而不是别的什么。长期以来我穿梭别人的思想里，获得的都是别人的发现，而没有属于自己独到的发现。比如，拿我尊敬的鲁迅来说，我一直试图把握他，但是总遭到失败。林贤治笔下的鲁迅是反抗的战斗的，邓晓芒笔下的鲁迅是深刻的反思者，汪晖笔下的鲁迅是无家可归的惶惑者和明暗之间的绝望的抗战者，王晓明笔下的鲁迅是一个四处碰壁的倒霉的痛苦者，摩罗笔下的鲁迅是内心焦虑的缺乏信仰者，范美忠笔下的鲁迅是一个灵魂处于惨烈搏斗的存在主义者……那我笔下的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应该是一个有着民间情怀对于苦难民众深深同情的却又无法融入官场和学院里的痛痛快快的人生的失败者，他终生直面着自己的失败而坚持着对于这种失败的持续反思，并且依靠着对于失败的自觉从而成就了现代中国思想历史上无法饶过的独异精神个体。这才是我于仲达，一个民间思想者心目中的真实鲁迅。
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而过往的岁月，特别是在S城生活和工作的十年时间里，我只是一个为谋生而奔波的“乞食者”，一个茫茫尘世的跋涉者，在这期间的文字里充满了“焦灼”、“对抗”、“惶惑”一类的词，这只能说明我血性未冷和对“人”的意义没有泯灭，应该说呢，一个真正有出息的读书人，都应该经过这一过程，过早离尘而去的“脱俗”都是虚假的，任何真正的理论都应该建立在对人生痛感的基础上。但是，在2005年之后，我在发生悄悄变化，对先前的人生作了深刻反思，重新认识生活，并作了自我批判。
我的这十年（1996-2006）较为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较为忽略人生“沉稳”的一面。这里的“飞扬”是指人张扬生命力的一面，“沉稳”是指人平静悠远的一面。具体到鲁迅，他是一个“精神界战士”，悍卫的是人在社会中具体权力和自由；大多数人都在向往尊严和自由中度过，有尊严感的人或许早已经死去了，现实只剩下一具具苟活的尸体。作为一个至今仍然还在为衣食而奔波为情欲所困挠的凡夫俗子来说，在数十年底层生活的磨砺之中早已明白了人的有限和人作为一株芦苇的脆弱，我不可能抛开现实躲进书斋未经营自己的“孤独”和“焦虑”这种孤独也许是从现实中来，不乏真切感受，但是，却与现实本质上没有直接的关联，它只是在间接地发生作用。现实永远是现实，精神永远是精神，用精神来解决现实问题，那是误区。现实永远深刻，任何寻找用精神去破解现实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就象以前老是探讨“人生下来有什么意义？”现在想想，真是让自己也觉得思维过于单调了。道家认为，生命不需要理由，生命本来就是理由。人生下来就是可悲的，问题是“如何活着？”只有顺其自然的生活着，如此而已。这种自然不是回避现实和逃避疼痛存在的自欺，而是强调一点，人在与外部世界相互磨擦和纠缠之中，如何才能守住内心的“拙朴”和“本真”，看看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吧，流浪、疲惫和缺乏皈依，充满焦灼和分裂，我以为太缺乏那种沉稳、从容、超然的生命气质，一些自以为读了许多书的人，变得石怪、世故和衰老，对于这种生命硬化单调化的现象，我自然十分警惕。如果撇除庄子不正视存在这一点，我以为，庄子是对于人本身更本质意义的回归，因为，相比鲁迅，庄子更关注生命本身。
作为一个庸碌之人，我怎敢奢望自己没有解决生存问题之前，谈什么“精神界战士”呢？我宁可把前十年那些攻击现实时弊的愤激之语看作是自己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职责，是一个人的良知而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在当下的现实语境里，连一个正常人的良知都成了一个问题，变成了一个用“学理探讨”来解决的“学术问题”，还能读什么“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所以，我认为不是知识分子死了，是人死了，是人的良知死了，是人的精神死了。仗着鲁迅及其后学留下的精神资源，戴着面具也呐喊了一陈子，到如今又宿命般地回到起点，重新思考“人”的意义。
要把人生当作学问，不要把学问当作人生。当年佛陀自幼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不知道人间还有苦难，长大二十多岁时，竟不知道人会老。他一天天长大，对弱肉强食，生生灭灭等残酷的自然现象深感困惑。他幼小而善良的心里充满了悲哀。新婚之夜，却抛下了美丽的妻子，不辞而别。他在逃婚过程中，深刻地感到生、老、病、死对人生的桎 。他明白了自己活在一种骗局之中，世人皆有老病死之苦，无人幸免，而他为了探索拯救人生的真理，决定出家悟道。佛陀如果最初生活在众人之间，终日为生、老、病死而奔波，长大后为房子、女人和权力而奋斗，何来出家的念头呢？据此，我认为凡动了出家悟道念头的人，多数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发现生命的真相。人每天都活在生命的真相，只是你自己没有颖悟。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个秩序的世界中，万物自有规律，万物真相就在自然自然而然的步履之中，为了获得内心的宁静，何必离尘而去悟道呢？“道”就在当下，就在一言一行之中。蜗牛爬得很慢，因为它有甩不掉的重壳。佛陀说，人应当摆执着，摆脱自我人总是渴望做他人，不做自己。这是人的通病。我也是。当初我研读鲁迅，是为了给自己力量，后来读了众多“鲁迅研究专家”的大著之后，差点迷失自己。人存在是，因为自己在支撑自己，我研读鲁迅，是为让鲁迅照亮自己的存在，从而唤醒自我心中的力量，而不是把自己变成鲁迅的奴隶。失去模仿，意味着真正到自身。成为自己，这才是我所需要的。
于仲达： 70年代后出生。现居安徽。媒体记者。民间思考者和精神跋涉者。从事鲁迅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长期生活在底层。著有《坚守与突围》、《后鲁迅时代的精神突围》和《中国式生存——一个奴隶的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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