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接受俄罗斯著名神学家弗洛罗夫斯基关于俄罗斯哲学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沉默”的说法，那么，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俄罗斯哲学短暂的历史中，有几次“觉醒”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可以把19世纪30～40年代看做俄罗斯哲学的第一次觉醒，这里大致是指恰达耶夫、早期的西方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那代人，如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霍米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基列耶夫斯基兄弟。俄罗斯哲学的第二次觉醒发生在20世纪的头20年，与其相伴的是1905年不成功的革命，以及知识分子当中最优秀的部分从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中觉醒过来。这种思想复兴是与哲学文集《路标》（1909）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罗扎诺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弗罗连斯基、舍斯托夫和所谓白银时代的其他杰出代表的著作联系在一起的。在经历了70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治后，今天的俄罗斯哲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虽然断言称俄罗斯哲学正经历着它的第三次“觉醒”为时尚早，但我们必须给予其应有的注意。
一、当今俄罗斯哲学界的一般状况
虽然不同的人对今日的俄罗斯哲学有不同的概括和评价，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和大家都承认的，那就是俄罗斯哲学确实在变化，俄罗斯哲学在向好的和积极的方向转变。苏联解体后，哲学在俄罗斯曾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哲学和哲学家的处境都十分窘迫，哲学是否还有存在的空间和意义？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安身立命？这些都成了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哲学工作者为了糊口度日，身兼四五份甚至七八份工作是常有的事。随着俄罗斯经济状况的好转和社会转型的逐步完成，人们正在重新恢复对哲学的兴趣，哲学在俄罗斯的命运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以俄罗斯哲学协会为例进行说明。哲学协会的会员最少的时候只剩下不到250人，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000人左右。据俄罗斯哲学协会第一副会长丘马科夫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哲学协会重又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到2000年初，协会已有会员近2000人。最近几年，协会成员每年以约500人的数目增加。俄罗斯哲学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组织每2～3年召开一次的全俄哲学大会，迄今为止，这样的大会已经举办了四次，每次的参加人数都逾千人。这样规模的哲学大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少有的。第五次全俄哲学大会预计于2009年在新西伯利亚召开。事实上，俄罗斯哲学大会早已跃出了俄罗斯国界，每届大会都有来自外国的学者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学者曾经参加过第二次和第四次大会。此外，其他形式的哲学会议在俄罗斯也呈现出一种逐年增长的趋势：1994年全国不超过10次哲学研讨会和圆桌会议，1995年大约20次，1997年约有50次；从2000年开始，每年大约举办类似活动100多次。此类活动的全部相关信息都会在每年初定期发表在俄罗斯哲学协会主办的《通讯》上。
当今俄罗斯哲学的活跃状况还体现在定期哲学刊物的出版上。90年代初，俄罗斯定期出版的专业哲学刊物实际上只有一个《哲学问题》；1993年，《哲学研究》杂志问世；1996年，《健全理性》杂志由俄罗斯人文协会出版。90年代后期又有一系列出版物出现，如《哲学与社会》、《范畴》、俄罗斯哲学协会奥伦堡分会杂志《Credo》、彼得堡哲学家联合会年刊《思想》等等，《俄罗斯哲学协会通讯》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目前这样的杂志在俄罗斯已经至少有十几份了。
俄罗斯哲学界的变化还体现在哲学教材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出版什么新的教材，但1996年之后，教材数量开始增长，目前已有上百种之多，其中有一些已经多次再版。教材在体例、内容、写作方式上也趋于多样化。哲学专著的出版也呈现出一种逐年上升的趋势。
俄罗斯哲学还特别注意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这种交往对俄罗斯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俄罗斯哲学家们积极地参与世界哲学大会，1998年，俄罗斯大约有60人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比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的与会者的6倍还多。2003年于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参会的俄罗斯学者更是有150人之多。
总体来看，在今天的俄罗斯，哲学的景象并不萧条，甚至有几分热闹，但是正如当代俄罗斯著名哲学家霍鲁日所言，哲学的进步和繁荣很难用出版物或会议的多寡来衡量。比如对参与人数众多的第四次全俄哲学大会，就有许多批评的声音，有人认为从这次大会看不到任何思想的进步。不过，无论如何，今天的俄罗斯哲学毕竟从苏联时期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化倾向中完全摆脱了出来，即便它现在的发展状况仍然不尽人意，但获得了自由的哲学至少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哲学的研究不再有禁区，在对什么是哲学以及对哲学的功用的理解上，当今俄罗斯哲学界的观念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哲学不再被看做强加于人的“绝对真理”，而是发展创造性思维的学校。此外，是否所有高校都需要哲学教育、教授哲学是否需要共同的大纲和教材，西方的经验对于俄罗斯哲学教学的意义、民族文化如何影响哲学教学、哲学是不是科学，等等，都一度是争论的热点问题。
有的研究者喜欢对俄罗斯哲学的前景做一种预测，或者展望俄罗斯哲学的未来形态，这表明苏联哲学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哲学既然一劳永逸地告别了苏联时期那种大一统的状态，它也就再也不会以某种确定的“形态”出现，企图勾勒出“俄罗斯哲学”的整体形象本身就是反“俄罗斯哲学”的行为。也许我们只能谈论俄罗斯某个哲学家或某个哲学流派的哲学，而不再有类似于苏联哲学的所谓“俄罗斯哲学”。
二、今日俄罗斯哲学的特征和趋势
今日俄罗斯哲学表现出两个十分明显的特征：一是俄罗斯传统哲学（特别是宗教哲学）的回归；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愈来愈边缘化。
可以说，近20年来，俄罗斯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景象是俄罗斯传统哲学的回归。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中叶一大批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著作被重新发现和出版，这些哲学家包括19世纪40年代早期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伊万·基列耶夫斯基，19世纪下半叶的索洛维约夫、列昂季耶夫、费奥多罗夫、特鲁别茨科伊，以及20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时代的哲学代表罗扎诺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罗连斯基、舍斯托夫、弗兰克、洛斯基、卡尔萨文、艾伦、诺夫哥罗特采夫、伊里因等。有人甚至把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再发现誉为80年代后期俄罗斯思想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
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回归对俄罗斯人民而言，首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使得俄罗斯的文化更加完整，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的重要一步。删去了俄罗斯宗教哲学这“一章”，俄国的哲学史就会显得异常苍白【1】。苏联时期人为地割断文化传统，消灭精神异己的做法是反历史的，宗教哲学传统的复归可以说是接上了俄国文化中长期以来被剪去的一段。其次，从哲学上说，它丰富了俄罗斯的哲学思维，有助于俄罗斯的学者们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在苏联时期，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不得不严格按照被僵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来思考问题，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成果，凡是与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哲学都统统被看作是反动的，一切现象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一把万能钥匙，人们只需记住几个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和几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可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回归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观和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范式，这个景观和这个范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正面的启发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哲学的刺激下，人们有可能打破长期以来习惯的和教条的思维方式，而在一种真正自由的精神下，也就是更符合哲学本性的精神下从事哲学创造。
但是应当看到，俄罗斯对宗教哲学的兴趣并不完全在学理的层面上，而是夹带着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感情绪和填补意识形态空白的强烈愿望，其中所流露出的一些苗头已引起了一些国外研究者的注意和担忧。例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俄罗斯哲学研究》前主编斯坎兰就撰文（《俄罗斯哲学及其在俄罗斯民族复兴中的作用》，《俄罗斯需要俄罗斯哲学吗？》）指出：在今天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几乎完全失去了阵地，而俄罗斯宗教哲学重又获得了它们在十月革命前的显赫地位。俄罗斯人几乎把俄罗斯哲学完全等同于俄罗斯宗教哲学，仿佛在他们的历史中不曾存在过其他倾向的哲学，他们把曾经在19世纪的俄国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对俄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唯物主义、实证主义、民粹主义等置于他们的视野之外，这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做法与苏联时期的做法一样，同样是非历史的。对今天的俄国来说，以拉吉舍夫、赫尔岑等为代表的自由思想和法哲学思想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在斯坎兰教授看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相适应的哲学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文化并不只对应于一种哲学，在同一民族的文化中，可能会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哲学流派。宗教哲学在历史上就不是什么独霸天下的至尊者，它只不过是众多哲学流派中的一种。而且退一步讲，即使宗教哲学在历史上是唯一与俄罗斯文化相适应的哲学，也并不能据此就推断它现在仍是与俄罗斯的社会和文化状况相适应的哲学。毕竟，文化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哲学也不能停留在一种状态。
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出现整体性回归的同时，其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哲学家感兴趣，不同的哲学家受到不同的对待。每个思想家被用做一种特殊的思想、宗教或政治运动的代言人。帕维尔·弗罗连斯基和谢尔盖·布尔加科夫被东正教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势力的追随者引为同道，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和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则主要吸引着宗教自由主义者和泛基督教主义者。伊万·伊里因成为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君主制主义者的主要权威，而乔治·费多托夫则被那些想要把他们对基督教的忠诚与对西方个体自由的价值的开放态度结合起来的人们所利用。瓦西里·罗扎诺夫最受欢迎，这部分是因为他的有意识的折衷思想倾向招致了最广泛的信奉者；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真诚的、日记式的风格论证了日常的个人生活、尤其是性和家庭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都更具有优先性。列夫·舍斯托夫虽然像罗扎诺夫一样是个杰出的文体家，并且还是个更为极端的不可知论者和存在主义者，但却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这也许是因为他过分强烈的批判风格和缺乏积极的规划所致。最受尊崇、甚至被顶礼膜拜的思想家是俄罗斯“宇宙论”和“共同事业哲学”的创立者尼古拉·费奥多罗夫。费奥多罗夫被他的狂热的追随者看做自基督以来最伟大的精神启示。另一个自封的诗人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则受到了冷遇，甚至被轻微地敌视，这也许是因为他对新的宗教即第三约的宣告，把他置于与官方东正教教会直接对立的境地。尼古拉·洛斯基和西蒙·弗兰克受到了尊敬，但不很热烈，因为他们的著作，尤其是那些认识论著作是以技术性的哲学语言被阐述的，并且局限在意识形态和末世论的范围内。
总的来说，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遗产，一开始是一窝蜂般地欢呼，之后出现了派别分化，接着便迎来了接受的第三个阶段。它再一次被当做一个统一的现象来对待，只不过现在的阐释更具批判的、有时甚至是完全否定的色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过去常常把俄罗斯宗教思想（“唯心主义”）批判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或者封建主义的世界观，认为它是与科学和社会进步不相容的。相反，新的批判者，包括叶夫根尼·巴拉巴诺夫、谢尔盖·霍鲁日和鲍里斯·帕拉莫诺夫则谴责俄罗斯唯心主义通过宣扬启示录的征兆而为俄罗斯的社会灾难准备了基础，因而成了共产主义革命无意识的同谋。在这种观点看来，俄罗斯社会之所以如此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弥赛亚启示以及最后的血战和随之而来的黄金时代的奥秘，恰恰是因为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别尔嘉耶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已经把这个民族的灵魂调到了末世论期望的位置，这个末世论期望将要被他们的同时代人和同胞、被作为后历史的先驱的俄罗斯实现或者至少促成。
当然，巴拉巴诺夫、霍鲁日、帕拉莫诺夫和其他人所提供的新的批判并不是要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做作辩护，而是要阐明俄罗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证明是更为危险和更具破坏性的学说，正是因为它与唯心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宣扬的末世论的“俄罗斯思想”结合起来的缘故。
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热闹景象（不管是对它的推崇还是对它的批判）相比，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则日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失去了往昔至高无上的官方哲学地位，而且主要成为一个批判和反思的对象。
还是在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哲学问题》第10期以一个触目惊心的题目——“马克思主义死了吗？”——发表了一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苏联的命运进行了彻底反思，当然，鉴于当时苏联还在，苏共仍未垮台，这个讨论在表面看起来还带有一定的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味道，但是“马克思主义死了吗”这个标题本身已经昭示出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苏联岌岌可危了。这组文章是苏联电影家协会“自由论坛”俱乐部组织召开的一次讨论会的部分发言。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斯焦平在发言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就像在基督教里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圈子、思潮。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有列宁在把它运用于俄国现实和俄国革命运动条件下时对它的解释和阐发，有为极权实践进行论证的斯大林式的理论形态，等等。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活着？”，则要对该理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任何很早以前产生的理论，它的各个部分从来都不可能全都活着，它的所有原理和预见都不可能永远不被推翻。”古谢伊诺夫则对那种所谓“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进行了批评，在他看来，企图在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对它的庸俗化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不过是自欺欺人， 因为当这样做时，实际上是把假想的（经典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当作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把现实中被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当成了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而K.M.康托尔说：“问‘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死了’，如果这指的是马克思本人的学说，那么它在我国尚未产生，因为无论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革命后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条件”。A.C.齐普科说：马克思固然“对社会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来构建自己的生活，坚持认为只有他掌握了真理，而所有其他人都陷入迷误。那么这完全是一种偶像膜拜。人难道真地可以按照某种理论、某种公式来建立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国家吗？”。B.M.梅茹耶夫认为“不能把俄罗斯的不幸归罪于马克思”，他反对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两种极端片面的态度：一种是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点偏离都看成是蓄意反对自己民族和整个进步人类的阴谋；另一种是把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说成是站在应受谴责的仇视人类的立场上。他认为“应当心平气和地、清醒冷静地和不抱成见地评价马克思主义” 。著名哲学家K.蒙疆把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区分为三种类型的思想：“一些思想在创立时就是错的；另一些思想反映的是当时的现实，但却未能预见到其变化的趋势；还有一些思想即使今天也仍然是正确的，而且看来在可见的未来将仍然是正确的。”
尽管在具体观点上不同的哲学家存在分歧，但在一个问题上，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持有同样看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经历着危机。奥伊则尔曼院士在1991年3月举行的苏联科学院年会上指出：“要想正确理解这一危机的实质，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它是那样一种文化－历史心态造成的结果，这种心态是在苏联社会存在几十年里形成的，它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凌驾于所有科学之上，从而使它丧失正常的科学地位。”【2】
近些年来，俄罗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奥伊则尔曼有关。这位当年苏联哲学界的重量级人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近年来出版了两部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2003年）、《为修正主义辩护》（2005年）。在《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中，奥伊则尔曼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做了批判性的重估并捍卫了他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生涯。尽管奥伊则尔曼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基于世界、历史、社会和人的理论的关于人的解放和人化的规划，但是他感兴趣的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身份。他承认在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被扭曲成一种教条并且被乌托邦因素所阻碍，如对废除市场经济和劳动分工的可能性的信仰，对工人创造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使命的信仰，对革命必然性的信仰。但是他认为，这些乌托邦是这个理论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实质部分，并不削弱它的科学性。奥伊则尔曼的这个大胆论断引起了许多争论，它遭致的第一个批评是没有对乌托邦和乌托邦主义的含义做出界定。在奥伊则尔曼的著作中找不到可以借以识别马克思理论中的乌托邦因素的明确的标准。它遭致的第二个批评是没有解释在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部分中什么样的内容被隐瞒了。还有的批评则是针对奥伊则尔曼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多变的立场，例如，西梅诺夫就对奥伊则尔曼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抨击，谴责他在苏联时期鼓吹马克思主义，而在苏联解体后毁谤马克思主义。奥伊则尔曼在回应中强调了三点：第一，他并未背叛马克思主义，他继续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第二，即使在苏联时期，他对官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某些命题也是持批评态度的；第三，在最近10年，他的某些哲学信条已经经历了一个真正的变化，这反映在他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一个人公开修正自己的观点是真挚和诚实的表现，而非机会主义。
在《为修正主义辩护》一书中，奥伊则尔曼则详细考察了修正主义的历史发展，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表现为教条主义，修正它不仅具有方法上的合理性，而且有现实的必要性。奥伊则尔曼还用相当的篇幅来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辩护。
2006年《哲学问题》第7期就奥伊则尔曼的《为修正主义辩护》一书组织了专门的讨论。《哲学问题》主编В.А.列克托尔斯基院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症结就在于它变成了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它的命运才充满了悲剧性。斯焦平则承认，对科学理论来说，修正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对意识形态而言则是不能允许的，就像不能允许对信仰的符号加以侵害一样。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实际上扮演着一种“伪宗教”的角色。哲学研究所所长古谢伊诺夫院士指出，根本不存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多少有些成熟的理论都会有几十种解释。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梅茹耶夫则不无讽刺地揭露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后面临的窘境和付出的代价：“当它权力在握的时候，人们不能严肃认真地谈论它；当可以认真地谈论它的时候，它已经手中无权，同时不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兴趣了。”
理论的发展无疑需要对它的不断“修正”，但是“修正”在何种程度上是允许的和正当的？修正有无边界？奥伊则尔曼认为这样的界限是存在的，例如伯恩施坦的修正就不同于20世纪后半叶欧洲各社会民主党的修正，前者并不影响他仍然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而后者则越出了界限，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拒绝。梅茹耶夫指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本人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因为他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不断更正和改变自己的学说。
奥伊则尔曼的著作及其引起的争论可以说是今天俄罗斯哲学界少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真检讨，但这种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伊则尔曼的个人影响力，只是沉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偶尔掀起的微澜。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很难引起什么广泛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说苏联刚解体后的几年，批判和反思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热潮或时髦的话，那么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更为窘迫的境遇，这就是：人们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失去了谈论和批评它的兴趣，在绝大多数哲学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占有很小的篇幅，而列宁甚至被只字不提。人们不再关心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说了什么，不再关心它的功过是非，而是将它遗弃了。
在俄罗斯和俄罗斯哲学都经历了巨大的震荡之后，人们难免要问，俄罗斯哲学该向何处去？当代俄罗斯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开辟了从旧式的唯心主义通向时髦的唯物主义的道路，而在20世纪初又努力从浅薄的唯物主义退回到宗教唯心主义，那么可以说在苏联时期和今天的俄罗斯，这两种相反的趋向又以同样的次序重演了一遍，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统天下，后是唯心主义乃至宗教哲学的回归和兴盛。俄罗斯哲学难道要一直在这种两级格局中往来穿梭吗？未来的俄罗斯哲学会出现某种新的气象吗？在这一点上，研究者的看法出现了分化。叶夫根尼·巴拉巴诺夫和鲍里斯·格罗伊斯等认为，俄罗斯哲学应当寻求一条世俗化的道路，既要放弃革命前唯心主义的神学诉求，又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诉求。俄罗斯哲学需要经历西方哲学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各种不同的运动中所经历的认识论的自我批判和分析的自我限定同样的过程，就像康德、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所做的那样。在这种语境中，俄罗斯思想遗产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并不是它的著名成就，不管是宗教唯心主义者（如索洛维约夫）的遗产，还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遗产，而是学院哲学家的著作，如新康德主义者、实证主义者、直觉主义者、现象学家，虽然他们可能缺乏独创性的理论构造，但在认识论的分析方面，却更为适度、冷静和精确。而以谢尔盖·霍鲁日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建议与东正教的教义核心和禁欲主义建立更紧密和更深刻的联盟。在他看来，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压根就不是纯粹东正教的，更不是基督教的，而本质上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由柏拉图主义为基督教准备了理由并且现在仍是其最可靠的哲学基础的“伪”观念，已经潜入几个世纪的欧洲思想中，渗透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理性主义、德国唯心主义及其他主要体系中。霍鲁日认为，俄罗斯思想并不是柏拉图扭曲基督教的唯一牺牲品，但也许是受害最深的。
三、今日俄罗斯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今天的俄罗斯哲学界关注的问题和领域十分广泛，涉及到哲学的各个分支，面面俱到的介绍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下面的概括难免挂一漏万，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做进一步的补充。
1．对苏联哲学和苏联时期的哲学的评价
大体看来，在对苏联哲学的评价上有三种基本的观点：一种是将其看做是俄罗斯思想史的中断，是空无；一种将其看做是迫害和压制的时期；一种将其看做是发展和进步的时期。这样的分歧特别体现在对斯大林时期（20年代到50年代）苏联哲学的评价上。А.П.奥古尔佐夫在其《对哲学的压制》一文中指出：对创造性思想的压制和对稍有独创性的哲学家的迫害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生活中的主要事实。作者表明，压制不是一个遽然而至的灾难性事件，而是一个与党的统治逐步转变为个人崇拜同步的过程。也有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时期，В.Ф.普斯塔尔纳科夫认为30年代应当被看做一个“泛哲学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科学和技术都隶属于党所指定的一门哲学名下。而K.Х.德罗卡洛夫则把这个时期看做一个“科学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都被置于“科学”基础之上，他还指出，在30年代，一些哲学工作的确有所进展，特别是在科学哲学领域，持这种观点的还有З.А.卡缅斯基，他认为尽管有政治压制，但是在心理学、科学哲学和哲学史领域仍然可以发现坚实的成就。9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有影响的哲学家试图把苏联哲学和苏联时期的哲学区分开来并从苏联时期的哲学中寻找某些积极的因素和有益的成果，在他们看来，苏联哲学并不完全等同于苏联时期的哲学，它特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苏联版本，是指苏联时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那种哲学，即所谓的“官方哲学”，这种哲学基本上乏善可陈，而对苏联时期的哲学则不能一概而论。斯焦平院士于1997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今日的俄罗斯哲学：当前的问题与对过往的评价》、《世纪之交的哲学》和他主编的13卷的《20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家》，以及1998年出版的列克托尔斯基主编的两卷本的《哲学并未中断》都可以看做对苏联时期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的追寻和确认。
2．什么是哲学？
俄罗斯哲学界在反思苏联哲学时，也开始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哲学。早在1989年，著名哲学家马马尔达什维里就指出，哲学不是一堆可以代代相传的知识体系，而是个人的内在体验。在1990～1991年就“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中，有哲学家尖锐地问到：“苏联哲学家们所从事的是自己的事业吗”。1995年《莫斯科大学学报》第2期刊登了一个以“什么是哲学”为题的圆桌讨论会发言记录，发言人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1997年《哲学问题》第9期年刊登了卡冈的文章《哲学是世界观》，可以看做是对这个问题讨论的继续。与此相关，从1987年开始，苏联哲学界就展开了两次有关“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一是1987年5月到10月在苏联科学院哲学所进行的，这次讨论的发言经整理、加工和补充后于1991年发表；二是从1989年到1991年上半年，1989年《哲学科学》第6期发表了A.尼基福罗夫的《哲学是不是科学？》一文，把1985年改革以来就以往哲学所进行的反思进一步推向深入。尼基福罗夫声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昏睡中唤醒”，在他看来，“哲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而且我希望将来永远也不是科学”，“哲学不是科学，而是世界观，即人们对世界、对社会以及对自己在这个世界和社会中的地位的种种看法的体系” 。 尼基福罗夫的观点也招致了许多人的反对，K.H.柳布金指责他在鼓吹“反哲学”；而3.A.卡缅斯基则把尼基福罗夫的观点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观点”。
3．政治学或政治哲学
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在俄罗斯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不过，在1993年斯焦平制定的《哲学大纲》中，政治哲学仍被列在历史哲学的范畴下。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政治过程，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政治体制，社会变化和发展与政治变化和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现代政治哲学对自由、平等和正义问题的理解，等等。【3】近些年来，俄罗斯政治哲学比较关注的问题有：现代化问题、文明的冲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等。1998年第10期《哲学问题》发表了Л.B.波里雅科夫和B.Л.齐姆布尔斯基以对话形式写的《新保守主义：对俄罗斯的挑战》，文章对旧保守主义的弱点和失误进行了批判，但同时认为如果没有新保守主义意识，现代社会在面对日益增长的生态危机的威胁、犯罪的增长、文化的危机等等时便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在他们看来，新保守主义是维持生存的无上命令。
在各种政治哲学思潮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斯拉夫主义或者民族精神哲学。出现于70年代初并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迅速蔓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自己的知识精英：作家、批评家、历史学家，以及科学家，他们试图创造一种民族精神的哲学。它的主要思想先驱包括19世纪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者和20世纪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20世纪的德法资源也被大量引证。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有影响的出版物和列夫·古米廖夫（1912—1990）的历史—民族志学散论可以被纳入这个范畴。这种保守的民族主义的更极端的代表是批评家瓦基姆·科兹诺夫和数学家伊格尔·沙发列维奇，他们对俄国和苏联的历史提出了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它在内部永远受到非俄罗斯人、尤其是犹太人的威胁和破坏。
4.文化学或文化哲学
在俄罗斯哲学的当代发展中，一个最有意思的倾向是对文化哲学中的问题进行阐释。这种兴趣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对西方在文化和文明领域研究的回应，它导致了文化学这个新的哲学学科的形成。 尽管当代俄罗斯文化哲学的不同学派和倾向的代表在处理文化学及其主题时有细微的差别和不同，但是在一本文化学教科书中所引用的定义是被最广泛接受的描述性定义 ：“文化学的对象是文化作为一种人特有的生活模式的起源、功能和发展，这种生活模式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过程历史地展开，外在地相似于但又不同于自然中的生活。文化学的任务是建构‘文化的遗传学’，它不仅要解释历史－文化过程，而且要预言和控制它。”【4】。在俄罗斯，文化学指涉的范围要比在西方学院术语中被称做文化理论和文明研究的领域更大，它是从各个方面对文化现象所进行的哲学研究。文化学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 它包含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对思想和语言史、语言学、艺术哲学、文化理论、社会哲学的研究。因此，文化学表现为一种研究历史、社会政治生活、学问、艺术、文学、宗教等领域各种文化现象的互动的元学科。20世纪70～80年代由著名的俄罗斯思想家米哈伊·巴赫金（1895～1975）和阿列克谢·洛谢夫（1893～1988）所撰写的文化史和文化理论著作可以看做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哲学学科的俄罗斯文化学发展的独特序言。在其后期著作中，巴赫金指出：“一种文化存在于其他文化的边界上”，离开了与这些文化的互动过程，它就不能得到理解。洛谢夫的著作对俄罗斯文化学的发展同样起到了促进作用，他是第一个研究象征和神话的本质和具体内容的俄罗斯思想家。语言、词句、象征和神话被洛谢夫当做文化现象来考察，它们不是反映现实或作为当下的资料出现， 而是被当做赋予事物意义的符号。洛谢夫的文化逻辑思想在其古希腊和拜占庭文明领域的杰出继承者谢尔盖·阿维林采夫的著作中得到反映和进一步的发展。
5．伦理研究
这是一个在苏联时期被耗尽活力而今又重现生机的领域。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现任所长古谢伊诺夫和伦理室主任阿泼列西亚是俄罗斯在这个领域最主要的专家，他们还曾主编了一部《伦理学百科全书》，《哲学问题》曾专门召开圆桌会议讨论这部词典。古谢伊诺夫把道德看做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关切，在这个领域，每个人是他自己的立法者、检举人、辩护人和法官，而阿泼列西亚则预设了道德是一个调整人类行为的社会系统，他认为报复原则是道德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在伦理学中却被忽视了，因为道德业已被看做一种个人完善的方式。在伦理学领域，古谢伊诺夫所开创的“非暴力伦理学”研究值得注意。
6．人学或哲学人类学
哲学人类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德国思想家所确立的一个独立学科，它旨在整合各种哲学方法（分析的、解释学的、现象学的）和理论（先验唯心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通过各个领域（如生物学、心理学、人种学和社会学）的科学资料来确认综合的人的概念。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乏对人的论述，但是在苏联哲学中，直到60年代的解冻，人的问题才得到更多注意，而且好景不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其研究重又遭到压制。到了80年代，哲学人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才在苏联确立起来。在苏联哲学家当中，弗罗洛夫（1929～1999）是最杰出的和最极力鼓吹对人进行研究的学者，苏联科学院人研究所的建立（1991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努力，弗罗洛夫还是《人》杂志（1990年创办）的第一任社长和主编。他写了20部著作和大约450篇论文论述生物学方法论、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科学进步和人类的未来、生命的意义、死亡和不朽等问题。在弗罗洛夫看来，人的问题之所以变得越来越迫切，是因为有关人之作为一个类能否存活下去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首次成了有疑问的问题。俄罗斯在人学研究上的主要成果有：人研究所制定的《人学导论：对人的综合研究》、《俄罗斯的人的潜力方案》，以及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Л.П. 布耶娃主持制定的《哲学人类学（人文学系教学大纲）》。弗罗洛夫认为，人研究所的研究纲领有两个主要目的：（1）构建一门统一的人的科学，把所有关于人的哲学学说和科学发现囊括进来并系统化。（2）制定道德和法律准则来规范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在弗罗洛夫等人看来，所谓“人学”指的是“一门新的科学方向，它与对人进行整体研究相联系，目的在于依据各种不同理论学科的成果揭示人的综合性质。”【5】不过，并不是每个学者都同意这种说法，例如П.А.拉奇科夫就认为，尽管大多数哲学家承认哲学人类学是一个特殊的和迫切需要的哲学学科，但却对这个学科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他自己给出的定义是：哲学人类学不是对人的全方位的研究，而是一种对人来说很根本的理论，这种理论表明，本质上属于人的东西是如何与自由和生命的意义相联系的。除弗罗洛夫、布耶娃、拉奇科夫之外，古列维奇、科兹洛娃、巴鲁林、鲍尔津科夫、加夫留申等都是这个领域比较出色的学者。
7．俄罗斯思想或俄罗斯理念（русская идея）
“俄罗斯思想”这个词涉及到对俄罗斯民族特性和俄罗斯历史使命的解释。它由索洛维约夫引入俄罗斯哲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被俄罗斯哲学家广泛讨论。由于其与宗教思想的联系，这个词在苏联时期不能被提及，但是在苏联以外，它继续被俄罗斯哲学家讨论。只是在改革后和90年代，它才重又出现在俄罗斯的哲学话语中。П.Е.鲍伊科把俄罗斯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直觉的、分析的和综合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从总主教伊拉里昂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关于俄罗斯命运的思考；第二个阶段包括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伊万诺夫、弗罗连斯基和布尔加科夫；第三个阶段则只有两个代表人物：洛谢夫和索罗金。梅茹耶夫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文明，她仍然在寻求它的民族理念，她不确定她属于哪个文明，然而她在寻求她的理念这个事实使她厕身于欧洲民族之列。迄今为止，19世纪对俄罗斯理念的探求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俄罗斯的使命是构建一个基于精神的而非物质价值的社会，这将确保各民族间的和谐以及人和自然的和谐。Л.Б.邱白认为，俄罗斯思想由三个因素构成：东正教、疆土的聚集、公社集体主义。在他看来，现在该对俄罗斯思想重新进行审视了，应当用精神（道德）价值的优先性来代替东正教，用民主和内在发展来代替聚集疆土。А.М.库兹涅特认为，俄罗斯思想不是由国家发明并强加给民族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对俄罗斯历史的艰难分析而获得的一种自我意识，但是他不认为它能够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8．宗教哲学（φилософия религии）
这里的宗教哲学和前面“俄罗斯传统哲学的回归”中的“宗教哲学”有所不同。如果说前面讲到的宗教哲学（религеоз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主要是指从宗教的视角所进行的哲学研究的话，那么这里要讲的宗教哲学则主要是指以宗教为对象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在苏联时期，宗教只是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工具、“人民的鸦片”，有关宗教哲学的词条甚至不能获准进入苏联的《哲学百科全书》。宗教哲学是在苏联解体后才确立起来的一个新的哲学分支，用它的一个奠基人的话说，宗教哲学“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奇怪的学科，在许多方面，我们不得不重新创立它” 。俄罗斯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的主要专家米特洛欣说：这个哲学分支肩负着界定这个领域的关键范畴的任务，如宗教、神学、宗教哲学、宗教研究。他试图把宗教界定为某种经验或意识，而不是某种信条或理论。尽管宗教有一个建制的方面并扮演着重要的文化角色，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探求。米哈伊·沙霍夫则试图表明在对特定现象的各种解释中，一种有神论的解释（即牵涉到超自然的力量）可能是最好的解释，因此可能达到科学的地位。在他看来，宗教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区别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乔尔吉·列文则认为宗教话语之所以很像科学话语，是因为在解释现象时它们能够与科学话语竞争，但是他认为宗教话语的主要功能不是叙述现实，而是赋予生活意义。换句话说，它们的作用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或描述性的。格里高利·科谢列夫对宗教在今日世界中的作用做了探讨，他认为在一个过去的几个世纪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受到全球化和分离主义力量威胁的世界里，基督教在保存和发展西方文明的成就方面——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和个人自由——扮演着重要角色。
9．科学哲学
苏联科学哲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20～50年代；第二个时期从60年代至今。第一个时期致力于调和现代物理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即官方的关于世界的“科学观”）。1948～1953年，苏共试图对一切科学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遭致了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抵制，因而以失败告终。在1958年全俄“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大会上，学者们谴责了意识形态对科学研究的干涉，为断绝科学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开辟了道路。年轻一代在目睹了西方科学哲学的迅速发展后，提出了关于科学理论和假说的结构的新的和更为一般的问题。В.С.戈特、Н.Ф.奥夫钦尼科夫、К.Х.德罗卡洛夫、И.В.库兹涅佐夫、П.С.戴什列维、П.В.科普宁、А.А.日诺维也夫、Е.А.马穆丘尔、Л.Б.巴赞诺夫、Р.А.阿洛诺夫、В.Н.沙多维斯基、М.В.波波维奇、Г.П.施切德罗维茨基、K.С.巴克拉赞、А.Ф.佐多夫、Ф.И.斯多利亚洛夫、В.С.斯焦平和В.А.列克托尔斯基等人把科学哲学确立为苏联哲学中最独立和最有活力的一个分支。斯焦平院士2000年出版的《理论知识》一书是近些年来俄罗斯在科学哲学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成果，该书在专家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好评，2001年《哲学问题》第1期专门为此书召开了圆桌讨论会。有学者认为，该书代表了科学哲学的后实证主义阶段，这是一个哲学家们不仅意识到后－非经典物理学的历史起源而且意识到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阶段。今天，科学哲学是一个被科学史、社会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民族志学、传播研究等所渗透的跨学科领域。在斯焦平看来，征服科学新领域的主要方法是“范式嫁接”，它包括从其他科学领域和文化领域（如宗教、艺术、哲学甚至个人经验）转移过来或借鉴过来的形象和概念。有学者认为，斯焦平对科学哲学发展百科全书的评论将激发新的思想，并会对这个主题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原载于《中国哲学年鉴》，2007，略有改动。）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美国Russian Studies in Philosophy杂志主编Taras Zakydalsky、美国爱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 Mikhai Epstein教授、俄罗斯哲学协会第一副主席А.Н.Чумако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贾泽林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安启念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张百春教授的大力帮助，他们慷慨地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释
【1】有的学者形容说，在俄罗斯哲学史中去掉宗教哲学相当于在俄罗斯文学中去掉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普希金、莱蒙托夫、茹科夫斯基、卡拉姆津、丘特切夫、阿.托尔斯泰、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参见Russian Thought After Communism,edited by James P. Scanlan, M.E.Sharpe, Inc., 1994, pp.11-12。
【2】《苏联科学院通报》1991年第6期，第78－80页。
【3】斯焦平：《哲学大纲》，莫斯科1993年，第83－84页。
【4】盖纳基·德拉奇主编：《文化学》，罗斯托夫，1995年，第 14–15页。 亦可参见“文化、文化学与教育”圆桌讨论《哲学问题》1997年第2期, 第3–57页。
【5】参见И。T。弗罗洛夫和П。C。古列维奇：《人学》，为《人》词典写的条目，载《人》1994年第6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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