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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马家辉:香港的文化是茶餐厅文化

2012-09-29 01:11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马家辉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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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简介:马家辉,传媒人、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学者、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主持人。1963年出生于香港。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香港《明报》世纪副刊创意策划,为两岸三地多份报章杂志撰写评论及随笔。2008年以“博雅之美”获选《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魅力五十人物”。著作《心理学小品》、《消费者心理学》、《都市新人类》、《波霸MTV》、《流行学笔记》《女儿情》、《江湖有事》、《爱恋无声》、《我们》、《你们》、《死在这里也不错》等,新书《日月》、《明暗》即将于天窗出版社出版。

  主持人:很多热爱读书、喜欢电影、喜欢香港文化、或者喜欢看锵锵三人行的朋友们对您都应该不陌生。在豆瓣上还您的小组。

  马家辉:加入的人才400个,梁文道是6800个。

  下个阶段准备写小说和诗歌

  主持人:从我们身边的朋友反馈来看,有很多人很喜欢您的文字。这次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搜狐文化客厅,接受我们的访谈。我刚才介绍您的时候用了很多的身份,媒体、作家、学者、影评人,对您自己而言,您自己比较看重的是哪一个身份?

  马家辉: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看法。十年前我对学者、教授这个身份比较期待,可是这些年我的其中一个理由改变了。我其中有当过两年的记者,后来去读硕士班、博士班,期待自己成为余英时第二,钱穆第二,后来发现不可能了,书读得越多,我越觉得自己头脑太笨,不适合做我期待中的很有开拓性的研究。因为研究人有一个特点我没有,就是要有耐心。所谓“十年寒窗”,一个很细微的问题你要研究,要想好。我觉得那部分我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后来这十年,我对自己的生命的坐标有所调整。以前是比较注重学者的身份,现在当然做研究、教书等等还是我日常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我在替我自己找寻其他生命的尝试,生命的快乐,主要是写作。而且想用不同的文类来表现自己,不管是专栏的评论、社会现象的评论,还是生活的随笔,包括看电影的感觉,包括我的影评,包括我旅行途中碰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我都试图用文字描写。甚至有时候是用不同的描写的方法对于同一件事情。所以我对于作家这个身份在这一段是越来越看重,希望挑战自己的评论、随便。接下来我可能就是想向小说挑战,我今年46岁,我希望我56岁的时候我再来搜狐,主播可以用小说家的身份来称呼我。我下一个想挑战的就是写小说,然后还有写诗,新诗。总体来说,不管写什么文类,我对自己目前的期待是作家这个身份。

  主持人:很多网友都不一定清楚马博士其实是学院功底非常深厚的,是在台大读的心理学?

  马家辉:是。我在台湾大学读心理学。我经常当做笑话来说,可是朋友都知道我那些事情。我大学的时候读心理学,本来想当一个心理学家,当心理学家就要去做实习。我前期有一段时间在台大医院实习,带着一些小孩子,还有做一个婚姻爱情的心理辅导的,而且是团体辅导,不是一对一的,不是李小姐你失恋了,跑来找我。是加入一个群体,经常有堆人坐在一边吐苦水,有一个心理医生引导大家。我有一阵做实习的工作,我越做实习的工作我越感觉自己没有办法。因为我发现我不是好人,而且我的心地蛮坏的。假如说李小姐你来告诉我,你的男朋友有多坏,讲了一堆,快要去跳楼了。我一边听,理论上我应该有同理心,应该放在你的立场理解你。可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我不禁没有同情心,心里还在笑,这有什么好哭呢?你应该倒过来打你男朋友两个耳光。我发现我心地不是好人。不是好人做不了心理医生。我后来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告诉我,你的心理状态不太适合当心理医生。所以当你的心理医生告诉你说,你不能当心理医生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他。所以我就改行了。

    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当记者,跑到东南亚,那个时候越南、缅甸还没有开放,快要开放之前,我就进去了,背着背包,跟着一个法国记者,我是文字,他是摄影,我们替一本中文版的杂志做东西,睡在深山也试过,后来还是回去读硕士了。硕士我是研究电影的,文化研究。博士班研究政治社会学。我研究的主题,后来研究完之后就经常被别人取笑。因为我主要研究的主题是阶级斗争,研究完没人理我。我好象上山学屠龙宝刀,结果学了以后现在没有人龙可杀了,没有阶级斗争了。我觉得我生命每个阶段会有所改变。

  主持人:你觉得做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和做媒体,或者说更多面对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这两者间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马家辉:假如你是面对公众的时候,需要有一种本领,或者说需要有一种倾向。怎么样对着公众说话?这部分学院不一定能够培养给你。所以,怎么样来说话的时候,怎么用来表达,怎么用来说服,就是你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也好,或者不要讲那么伟大的名词,面对公共领域,借助媒体来跟公共沟通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技能是很重要的。这个技能我跟学院的训练无关,是后来自己出来慢慢摸索的。甚至我在报社工作,都有上司。我是非常幸运的,我以前一天报社的工作经验都没有。可是我第一份报社的工作就是当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社的副总编辑,而且33岁,博士,好象状元一样。当然后来又灰头土脸了,因为从学院出来,完全没有被人家管过,也没有管过别人。后来吃了不少苦头,慢慢学会了。后来很痛苦的学回了这个东西,当然不是现在我都学会了,只是一直在学,这个部分对我介入公共领域、媒体大有帮助。而且当你面对公众的时候,公众有他的特点,当然整个做事情的策略完全的不一样了。假如说你刚才问到,在学院里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部分,而且现在的学院,尤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封闭的专业系统,你是什么身份发表,你在哪个期刊发表什么论文,谈什么问题,全部有一套游戏规则,那是专业的系统。我们只是很幸运,把以前有机会获得的学术的训练、思想的训练用在另外一套系统上面,的确也是很大的帮助,很好的方便。

  主持人: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有点走歪了,但是这一次我们要非常郑重地向大家推荐马先生马上要带给我们的六月份要出来的两本书,一本叫《明暗》,一本叫《日月》。

    看了《小团圆》加倍同情胡兰成

  马家辉:我连书名都念不太清楚,所以我一般不太敢念我的书。这两本书对我出版这一块有蛮大的意义。我先讲《明暗》,《明暗》基本上就是我把一些跟电影相关的文章结合在一起,那些文章不一定是正规的影评,因为我也无意写正规的影评,电影的感想随笔。比如说我看到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镜头,有一张沙发,挺漂亮的,我就会从电影讲到一个沙发,讲到沙发对于一个男人的意义是什么。一个男人成长跟沙发其实是脱离不了意义的,至少在香港是这样的。香港房子小,不能到处跑,我们没有办法,房子可能只有50平米,在里面跑来跑去。沙发就是小男孩幻想的对象,想象它是一座山,我们躲在后面跟敌人打仗。沙发是我们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游戏工具。长大了更有别的用途,比如说跟老婆吵架的时候,要搬去睡沙发。好象克林顿当年也睡了三个月沙发。

  《明暗》的书里面也包括了谈到张爱玲《小团圆》的部分。我对张爱玲一直是着迷的,《小团圆》出来了,我也是非常喜欢的。看了《小团圆》,我是加倍地同情胡兰成,这话一讲陈子善老师肯定要骂我。一些对张爱玲的想法我也写在《明暗》这本书里面。

  对于《日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在读博士班和硕士班写的专栏的集合。那个时候我生活在美国,美国的中西部是很冷的,一年有半年是零下十到二十度。我硕士是在芝加哥大学,后来读博士在威斯康辛大学。那个时候很幸运,香港有一个报纸的专栏,所以我每一天把我生活的所见所闻写在专栏上面,赚取稿费,养妻活儿。那个时候在我生命的过程很重要,留学,也生了小孩,当了父亲,那个时候的经历蛮重要。写了一批稿子。我当时人在美国,我不知道当时在香港发生了蛮大的影响力。有一些小孩本来无心向学的,读了我的文章以后才知道原来追求学问是这么好的事情,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方向。有一位先生你一定知道他,叫梁文道,他当时还是学生,看了专栏他写信作为一个小粉丝写信给我,也是他后来跟我讲的。我这一批稿子在香港是所谓的成名作。我一直没有出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反正就是这样,越隐秘的东西,你就很想慎重的把它处理。所以我一直在那边压着没有出书。现在我跟出版社合作的感觉良好。所以我把它拿出来成为我《日月》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游记。游记其实是延续我最近在北京出的一本书,叫做《死在这里也不错》。这两本书我把它看作孪生儿。所以封面就是故意把它弄成一个侧面,一个背面。

    从教生涯:当大学老师就像驯兽师

  主持人:您谈到在威斯康辛的时候也是当老师,最开始当老师是什么样的情景?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马家辉:很多刚开始当老师的人一开始肯定是手忙脚乱。尤其是我这么倒霉的人。像我在美国当助教,用英文去教书,你知道那种压力是巨大的。我第一天要去教书,我前面准备了三天。我教两门,一门是社会统计,一门是文化社会学。第一门课准备了三天。那一天去结果大风雪,在北京有风雪或者是风沙也很可怕,但是那是大风雪,开到那边车被雪塞住,路也塞住,车陷在雪里面走不动,非常狼狈,最后终于开到校园里面,把车停下来了,那个时候已经迟到了一个多钟头,我开门一进去,里面四五十个人跑掉一大半。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我没有办法打电话到系里面告诉学生。感觉很糟,一看教室是空荡荡的,只剩下一小部分了。我开讲了,三个钟头的课我迟到了一个钟头。前面准备了三天,自己以为那个讲义就够讲三个钟头。结果没有。好像讲了四十五分钟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就坐在那里没事干。那天晚上我回去就是想哭的感觉。那个过程是非常难忘的。后来慢慢熟悉了就好了。后来连续两年拿到了整个大学的最佳教书奖,拿了奖以后还要上台教几百个洋人老师,怎么样教他们的学生。那个感觉蛮骄傲的。

  后来过程里面也有很多的体验,有一些是不太好意思说的。比如说有一次下午的上课,四月五月,我坐在窗的旁边,有一个罗马尼亚来的女学生,阳光从窗户那边打进来,她金头发、蓝眼睛,我看得呆了。从小我觉得金头发、蓝眼睛的美女是很漂亮的。我记得我停了几秒钟讲不出话来,出神了。上课也跟他们讲一些笑话,我经常说有一点像马戏团里面的,有一些人叫驯兽员,狮子、老虎出来,从不听话把他调教到听话。尤其是西方人,他们认为是东方人来教我们,而且英文讲得又不标准。从这样开始,把他们弄到最后,那边学生要给老师打分数的,最后他们写我写得非常好,我都非常感动。这些点点滴滴我都写在《日月》的文章里面。

  我发现最近十年内地学生出去读书的越来越多了。可能我把留学的经验,虽然是蛮久以前的,十多年前的,可是其中应该还是应该有一些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期待、共同的浪漫可以分享的。所以出版社也同意了,把它弄成一本书,在香港反而没有出版。反而希望在内地能够跟一些特别向往而且准备出国的朋友分享。

  主持人:在海外呆了那么多年。一般来说去国离乡,应该有很多的乡愁。那个时候您比较思念的是想香港吗?我知道你经历中在台湾也呆过很长一段时间。

    黄金岁月:思念赌场无暇乡愁

  马家辉:我在台湾大学毕业。乡愁还可以,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至少我老婆是这样骂我。有一句英文就是这样,看不见了,你就会忘记他。背后就想着其他的人。在那边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那时候的生活是精神上面非常满足的,也非常有压力的,没有时间空间给你乡愁,整天看书、读书,还要应付写博士论文。我那时候还一边读书,一边替香港报纸写专栏,所以我是留学生里面的富户,其他留学生都很穷的,我一边赚稿费,还能够在香港买房子,生小孩。我生完小孩还请了保姆替我老婆带小孩,让我老婆可以每天看报纸、喝咖啡。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写专栏稿酬还可以。而且我是高干子地,我的父亲是那家报纸的总编辑,稿费特高,而且永远不怕被停掉专栏,谁停我的专栏,我父亲要炒他的鱿鱼。那一段是黄金岁月,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日子,完全整个精神放在求学问、求取知识上面。所以没有时间给我乡愁。而且我那阵子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后来戒掉了,就是爱赌博。把本来应该用来怀乡的时间精神都用在想念赌场。年轻朋友千万不要学我,每个礼拜六晚上就跟我一两个香港朋友开车,美国中西部都有很多不同的赌场。印第安原住民的保留区,给他们开的。我们开车一个钟头去赌,把口袋输空了才回家。所以生活是多姿多彩,而且我从来不是一个讲乡愁的人,所以这两个字对我不太合用。

  主持人:但是您所描述的您的性格感觉在文字中好象不太一样。文字中感觉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对很多东西会有很多感触,很多时间、很多故人,这是近些年来的反应吗?

    我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马家辉:我同意,近些年我对生活的敏感越来越高。我对乡没有愁,我对人有愁。最近一个月前,我在台湾一位报界的前辈去世了,六十来岁,这一个月我毫不夸张的,每个晚上都梦见他。高信疆先生,我把他当作我的师傅。我来到北京一天打二十多个电话回家。我对地方没有执着,我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我最近甚至在考虑要不要离开香港,我觉得生活的太久了,太沉重了。因为我从小十多岁就去台湾留学,那种自由的感觉非常好,自由的滋味,就像你离开了一个地方,脱离了那个关系,你不再被它控制。相反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你对它没有那么多的认同,你不用承担它的命运。你就变成一个无命运的人,你可以在那边享受你要享受的东西,找寻你想要的东西,你不会生气。比如说你在香港开车,我看到有人乱串车我很生气。看到有人不排队我也很生气。可是我在纽约我也乱开车,我看到人家乱七八糟我也不会很生气。因为我感觉这不是我的城市,好不好干我屁事?我来这里没有命运,我不是跟它共同命运,我是住在这里。所以这种自由的感觉其实我是蛮享受的。每到一个地方用边缘的眼光来看这个城市,所以我不仅没有乡愁,我也蛮讨厌在一个地方太久。我来北京不多,我来八九次,我决定来超过十次以后不来了。我就去开发其他城市的感觉。我喜欢那种自由的感觉。可是对于人,我感觉敏强烈的,甚至有点过敏,不太配合我的年龄、不太配合我的性别。男人不应该那么多愁善感,太过敏。可是有时候生活总是觉得有一些奇妙的事情一直在发生。

  我举一个例子,在《日月》里面的书,我说第二部分是游记的部分,其中记录了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去年我的小孩去牛津读暑期班,后来生病,咳嗽发烧。我太太去找他,接他回来。我太太比我先一天去牛津,从香港飞过去,我才出发去。我太太出发之前给我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她住什么旅馆,在哪里。我第二天去找她。我坐飞机从香港飞去伦敦,下飞机再坐车去牛津大学校园去。比如说她给我讲的那个酒店是在北京的三环。我就去三环,我打公车打错了,我去到五环了。我一大早在路上拿地址问人家,问了四五个人不知道在哪里。我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家好小的旅馆。我就随便进去了,按了那家旅馆的门铃。过了两分钟有一个老头开门,我问他你知不知道这个旅馆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旅店在哪里,我上面还写了我太太的名字。他说你要找的旅店我不知道在哪里,可是你要找的这位小姐我知道,她就住在我这里。原因是她本来要去住在三环那边,但是那边的店突然关了,然后她就住到这里来了。她摆乌龙,给了我三环的地址,没有告诉我五环,可是天大地大,我下错车,按错门铃,居然找到她。我说我就惨了,我这一辈子脱离不了你的魔掌。

  生命的诡异我觉得很奇异,怎么用文学的手法把它描述出来,生命中有时候是诡异,有时候是无奈的遭遇。我就尽量把它写下来。

  主持人:包括对高先生。

  我拒绝不了高信疆先生的魅力

  马家辉:对。高先生去世,我写了一篇文章。但是来不及收录进去这本书了。高先生是台湾的一个报人,他24岁就成大名,那个时候台湾没有那么多的报纸,不准出新的报纸,他就进一家报社当记者,后来有记者负责一个副刊叫《人间副刊》,那个报纸叫做《中国时报》,他用他的方法把《人间副刊》弄得非常有影响力,他策划了很多专题,非常有创意,就像你找我上来一样。那个时候做的格局很大,就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巨大。被称为“纸上风云第一人”。后来到四十多岁他就退休了,离开了《中国时报》,后来跑了不同的地方,可是他那二十年来在台湾的报界、出版界、文化界称为“教父”,他要捧谁,谁就出大名。他出很多专题,能够打开大家的眼界。包括他支持李敖的写作,支持柏杨的写作。

  高先生1997年,我回台湾之后,本来要教书的,快开学之前,他在香港负责一家报纸的事情,有人向他推荐我。他打电话给我,我那天晚上散步,我记得我还在外面开门他电话就打过来了。我还记得,如果我跑慢几步,我接不到这个电话我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也许我是台湾某一家大学的教授。他打电话说,你是香港人你回台湾干什么?你回香港来。我真的拒绝不了他的魅力。那天晚上十点多,我第二天飞机就飞回去了。他说你当副总编辑,那家报纸叫明报,是金庸创办的报纸。任何一位有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我是很惨的,我是1月15号上班,他2月15号就离开了报社。当你的老板离开了以后,你是孤立无援,一定其他所有人拿办公室政治排挤你。高先生后来来到北京,我近距离的跟他学习很多,他的风范,他看事情的视野,他对我来说是半个父亲的角色。我很幸运能够近距离亲近到这样一号的大人物。所以我才感受那么深刻,去世前我当然不断飞去台北看望他。可是去世后这一个多月每天都梦见他,不同的场景。所以高先生的去世很可惜,对台湾的报社。因为他年纪也不大,六十多岁,在内地替不同的文化单位当过顾问的工作,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损失。

  主持人:我们刚才聊到您之前的那本书。我们在观察,最近很多香港的文化精英都在往北京这边跑。我知道去年李照兴写书的时候,梁文道给他写了一个序,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对这样的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现在香港有点淘空了,是一个过渡期

  马家辉:文章在香港也备受讨论,我也因为这个文章骂了梁文道一顿,他说最后一代香港人。他的意思就是说,香港已经是香港,中国是中国,97之后回归了,香港就变成了中国的香港。意味着身份上面你当然就是,香港的文化人等于是中国的香港文化人。不一样了。中国也在变化之中,你面对他有很多的机会,相对,以前北京不会找很多作家、电视台的参与工作,出版界的策划、信息工作等等。很多这种机会,所以很多的像梁文道这个年纪,他看起来年轻,其实他不年轻,梁文道已经39岁了。比他更年轻的这一代不断工作机会在往北移了。所以他将称为“最后一代的香港文化人”。结尾一个重点也是我骂他的地方,他说我越来越少东西给香港贡献了。他说这句话有一些背景,他说他有很多理念、很多的事情,香港这种格局也打不开,他也觉得没有办法替香港贡献,所以他要去中国了。我骂他,你这小子,你要离开香港不是因为香港需要你的地方越来越少,而是中国能够给你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就过去了,我说见利忘义。他也没话讲。

    当然我也是一半开玩笑。因为很简单,没有人期待,你跑去了中国大陆就不理香港,重点就是,其实你越往中国大陆走,假如你愿意,你越能够把中国的文化资源再带回来香港。所以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二元的对立。换言之,现在香港是一个过渡期。一方面有一点掏空了,梁文道本身以前在香港就在明报,我是礼拜二,他是礼拜三,在香港明报港文版的很大一片文字,署名马家辉,礼拜三梁文道。自从他失踪以后,他不写了,他反而在大陆写。对于香港来说他就是有一点损失。这有一点掏空了。我的基地基本还在香港。包括身边很多搞设计的朋友,你在香港很难找到他们,他们可能礼拜一在香港,礼拜三在北京,礼拜五在上海。香港的事情就需要找人做,就比较紧张了。假如说能够处理得好,变成我刚才说的,其实他们可以去中国打出一个江湖,把那些资源再整合、带回来香港,这是一个,再对于香港做贡献。第二,在他们去中国打江山、打江湖的时候,也可以带着一些香港的比较年轻的一代,没有那么大资源的人,可以把他们带过去。我这次跟梁文道香港书展20周年,我们除了宣传香港书展以外,还宣传香港作家。希望让北京上海广州的朋友都知道不同类型的香港作家,不要以为只有一个梁文道,或者是只有一个马家辉。有不同类型、不同年龄层的作家。等于我们越往北去打,越能够把香港的资源再带动,大家互动起来。这也是好事。可是假如他文章只是写了一个部分,他说他以后还会写。如果他的文章加入停在“抱歉香港,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贡献的”。假如是这样想的话,我觉得非常悲哀,该打屁股。假如说不停下来往前走,是非常好的事情。

   “纯正的港片消失了”是个假命题

  主持人:刚才我们的讨论也可以挪用到电影上,这两天戛纳电影节也展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涉及到香港电影百年经典。到今天也有很多人在讨论纯正的香港电影是不是已经消失了。一个月前,香港金像奖的时候,拿的大奖的其实是非常本土化的一个电影。《天水围日与夜》。但是还会有这样一个声音存在,纯的香港片不存在。

  马家辉: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一个假问题,什么叫纯正的港片?所谓的“香港性”,本来是一个很含糊、暧昧、混沌的东西,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转型,所以你看香港以前是一个殖民城市,假如说你去过香港就知道,马路的规划、路名、吃的东西、最出名的茶餐厅,你进去一家香港的茶餐厅,什么都有,从欧洲的意大利面、对中国的馄饨面、火锅都可以在同一家餐厅吃得到,那其实是代表“香港性”这部分根本没有一个定型,也不需要定型。这才是香港美妙的地方。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什么叫做纯正的港味呢?一直在变化。因为香港在70年代跟中国还是有一个分离,甚至对互相的理解还不深。所以香港也有一些非常集中在香港的议题、香港味道的,谈到中国的时候是排斥、歧视的。像《表姐,你好》但是香港越往前走,香港本身包括中国的元素在里面,今天走在香港的街头,到处都是讲普通话,人家还是不断的跟你讲内地的事情。我这次来北京早上出门打的从我家去飞机场三百块港币,我没有零钱给他一千块港币,那个师傅说你有没有人民币。我说我有。大家算一下,三百块港币是两百七十多人民币。我一边付一边说,世道变了,居然在香港可以用人民币打的。司机告诉我,你落后了先生,我们一天到晚在收人民币。我恍然大悟,所谓的香港性,香港本身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在里面。假如说我可以在香港用人民币坐计程车,电影里面拍戏的手法到演员,很多中国的元素,你不要以为那是中国的元素,那也是香港的元素。包括天水围,那是香港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住那里的很多人都是失业的、领香港的福利金过活的,那里有七成多是新移民,所谓的新移民就是大陆过来的。当你要拍天水围的故事的时候,你一定也是讲香港的,因为天水围在香港。可是他也一定是讲中国的,因为里面有一些悲剧,新移民的屠杀、自杀,很多的悲剧,这是从内地来的,你站在他们的角度,当然这是中国的故事。我本来好好的,可能住在湖南一个地方,移民到香港以后,遭遇种种排挤、经济不景气、夫妻不和谐,最后还被杀了,种种悲剧,这不仅是香港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因为一个湖南人过来,从他的角度当然是一种悲剧。这是中国片还是香港片?是香港性吗?是香港味道还是中国味道?这分不开的,甚至不需要分开。

  有几点在操作上面,有一个地方有人会担心,香港不是没有了他的香港味,而是以前能够将香港发挥的完全百无禁忌的题材反而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考虑。比如说在内地拍的电影不能讲黑社会、不能讲怪力乱神,不能丑化警察,但是这些元素一直是香港的元素。假如说你要迎合内地的市场,这些元素要避重就轻,发掘其他的元素。可是发掘其他的元素,再怎么发掘,他也是香港的元素。你不能说只有这几个才是香港的元素,不断逼你创新,也有新的元素出来。新的元素出来,你发现很多很旧的东西也是渗透在里面。再怎么样,悲剧也好,喜剧也好,你听到里面还是有一些怪异的很民间的题材在。甚至有一些香港的小人物在,警察在。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香港电影是个茶餐厅电影

  主持人:没有一个从本质化的一个所谓的香港电影,您是这个意思吗?

  马家辉:是。假如我们真的要讲本质的香港电影,就是一个茶餐厅的电影。它什么都可以加进去,什么都用香港的角度或者说香港人比较习惯用的看东西的事情来处理。假如你说香港的角度,倒是有一些特点,不一定是本质,香港人看事情的习惯,比如说喜剧感,香港人看任何的事情,不管多沉重,都不会把它看成太沉重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香港不管是什么悲剧,《新不了情》,里面一定有一个喜剧人物突然讲一个无厘头的话。比如说《无间道》,里面一定有其中一个黑社会是傻傻的,我不知道内地翻译叫什么,香港叫“傻强”,总是讲一些很无厘头的事。本来看这种片,在台湾、内地拍,不会有这种角色出现,香港片不管有多么沉重,一定会有这种角色。

  香港人从来不把沉重的事情看得太沉重。香港一切的生活充满了一些喜剧感。比如说最近讲猪流感,香港有一个新闻,关闭了酒店七天,北京好象也有关闭酒店。媒体的处理,大家民间讨论的焦点就不一样。香港谈到关闭酒店的事情,往往跟民间的讨论,或者说媒体的讨论,很多都注重他的戏剧的部分,比如说大家会谈论在香港关闭酒店那一天是早上进去的。刚好前一天晚上一个老外找了一个应召女来过夜,还没有走的时候,警察就关闭酒店。大家在讨论那个应召女怎么算费用。一天还没有离开房间,就要继续收费了,老外不付钱怎么办?七天应召女在酒店里面能不能接客?很多有喜剧感的事情都会去讨论。比如说封闭了七天的旅馆,发现有三对男女在里面幽会。男的是有妇之夫,女的是有夫之妇。这个丑闻就发生了。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都是往这个角度去讨论。后来他们听说警察还要到处去抓怀疑有流感的人。你看香港的警察电影,每次警察行动都有一个行动的代号。这次他们到处去抓可能有流感的人,那个行动叫做“猎猪行动”,觉得很好玩。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我的一个做警察的朋友告诉我的。这可能是香港的精神所在,那个精神放在写作,有写作的味道,放在电影,有电影的味道,放在访谈,有访谈的味道。这是香港比较特别的地方。

  主持人:最后一个话题你刚才提到写作。我们在最开始聊的时候,你也希望下一个过程是写小说,写诗歌。我比较好奇,写作对你自己意味着什么?你会为写作而焦虑吗?你是什么样的写作状况?

  马家辉:现在写作对我,写作是让我把生命弄得复杂,拉长我的生命时间的一个工具,我经常会把生命中的一些很诡异,或者说一些很美妙、一些很哀伤的事情记录下来。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让我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分享。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善忘的人,很多事情过了,我不写下来就会没有了。烟消云散,所以这是很好的工具。

  另外,因为写得多了,写得密集了,我也写出趣味来了,写作本身就给我很大的乐趣。我想尝试文字。所以必须承认我在香港现在写作报纸的专栏,我有一点欺负我的读者了。因为我在香港写专栏写很久了,写出一点地位、权威了。反正报老板是不会停我的专栏了,我就很放肆。我自己觉得不管多么琐碎的事情,我不管对读者有没有意义,对我有意义,我就写了。甚至同一个事情可以用不同的文字表达的方式去写,有时候故意用很长、没有逗号、句号的两三百字的文艺表达方法才会写,因为我觉得那样好玩,我看我能不能驾驭它,转头对于同一个题材,我又可能故意用短句,两个字、一个字,用敲打的方式来表达。可是不管用两百字的长句还是用短句,都是写一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像人家做音乐或者是画画,画同一个房子或者是同一座山,他画了二十张,他想找出最理想、最完美的表达方法。写作对于我来说,除了他是记录我城市生活经验以外,对我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文字本身的实验。所以这两个部分我都蛮快乐的。更何况说,这两个工具的部分,还有实验的部分都可以拿来卖钱的话,我更是加倍的快乐。所以我还是不断的写。所以这两个书其实是我从很多的实验过程里面,拿出一些东西,甚至不一定是最好的。可是一定是我觉得蛮特别的、蛮有感觉的文字部分,把他呈现出来,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每天写很多。可是话说出来,有人总是觉得我写很多,其实我也不算写很多,我每天固定的报纸的专栏只有一个,其他内地媒体的邀稿,南方都市报、杂志、南方人物,新周刊,我在新周刊每个礼拜有一个专栏。我就针对不同的读者,我有不同的经验。想去试试看,面对内地读者的挑战。虽然有时候不太成功。我到目前为止都不太能够掌握内地读者的期待。

    看《小团圆》像做爱高潮

  主持人:您刚才说那种专栏的实验是针对香港读者?

  马家辉:对。现在2009年我给自己一个期待,就是我试一下,因为前面两三年都有内地的杂志、报纸跟我邀稿,我都没有接。今年2009年我接了新周刊和南方都市报的专栏的邀请,我就写,一直以来在深圳商报也有写,也蛮好玩的。让我加深了了解内地的读者,内地太大了,读者太多了。我最近写一篇张爱玲,在我的《明暗》里面好象应该有收录,谈到我买了《小团圆》,我描述那种阅读的感觉,我后来上网看到,有一些内地的女读者,一方面觉得很喜欢,另一方面觉得很恶心。我写我买了《小团圆》回家,一个礼拜舍不得看完,我当天想,只要一买回来就通宵不睡觉,马上看完它。但是我买回来以后舍不得看完。我怕我看完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我就这样描述,我就说有一点像做爱,很快要高潮的时候,想办法让自己分心一下,把高潮延后出现。我说阅读《小团圆》就有这种感觉,退后我的高潮。我觉得蛮好玩的,也蛮像的。只要是成年人一听这个比喻就懂了,特别是成年男人。可是有一些女读者,就觉得很恶心。我猜她可能是未成年女生,所以马家辉的两本书,我要求出版社在上面贴着18岁以下不宜阅读。

  当然也很高兴,大陆读者蛮认真。不管我的书还是其他的专栏,还是其他出版社内地出的书,在香港也有出版。销路也不错,可是回应没有很多。香港读者不擅长看完以后给你很多的回应。可是在大陆就有很多的回应。甚至有读者看完以后写了三四千字的书评,寄到出版社,请他转交给我,或者放在网上。你会觉得中国真的是什么人都有,蛮好玩的。我觉得拉近了我跟内地的一些没有见过面的读者的距离。原来文字是可以达成这种沟通的效果。当然也有一些麻烦的,比如说我最近去上海有三场的活动,我发现网上有很多读者,三场活动哪有票?我要去。一来我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这种情况在香港是很少见的,香港的时间非常宝贵。而事实上我在香港也不会连续做三场演讲活动,非常感谢。可是另外一方面就会有压力的。糟糕,我三场演讲的内容就要不一样,穿的服装也要改一下,怎么办?这给我带来压力。这是我前所未有的,在香港演讲没有的压力。蛮好玩的,就当做一个很新的经验、挑战。所以,希望成功。至少这是我2009年的一个起步。

  主持人:也非常感谢马先生给我们带来那么多关于两本书的分享。关于过去的很多自己的经历、体验、写作过程中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网友的参与。谢谢您。

  马家辉:谢谢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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