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关于重修圆明园的主张已是纷纷扬扬、尘嚣不止。以建筑学家汪力之为首的决策派借纪念圆明园建园300周年会议而抛出此项主张。百姓中大多不明其中堂奥，“很少有人思考，但每个人都有观点”（乔治·贝克莱）。甚至有人认为是千秋功业、大快人心，愤青们认为中华已崛起，不该再裸露如此破败。如此充足的理由是一个人发达了，可以用各种科技手段弥补自身的丑陋和缺陷，甚至可以改变苍老的容颜和崎岖的经历。正如建园时的理由：百姓家里富裕了，皇家也该建个象样的园子了。但谁都知道这园子不是建给百姓的，只是一种奢靡生活的贪婪和皇权至上的炫耀。历史又是一个轮回，今天的主建派认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怎么也不能不重现当年的辉煌啊。孰不知，有些东西是掩盖不了的，或许会弄巧成拙，或许修复了伤疤的面庞是那样虚假，倒是好看了一些，可惜已失去了活人的模样。关于圆明园也正是如此，不论它的美丑如何，已是历史成长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像我们看到的一个真实的生命体，它本身的存在已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历史之美，它容不得任何粉饰。任何目的的修饰都会重新揭疼历史的伤疤，会使已成熟的文化状态在扭曲中涕血。不管是洒满朝霞的清晨，还是栖落夕阳的黄昏，这颓败之园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在忠实地守候着历史的叮咛，守候着文化的嘱托。我们今天对于圆明园的造访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敬畏，更多地是对文化的叩问。历史和文化不同于信仰，信仰容不得质疑，历史和文化只有在反思中才能完成思想的表达，而“明辨真理的能力是思想最重要的尺度”（安东尼·阿尔诺）。
147年前的那场大火烧掉的不是一座精美绝伦的园林，而是一种文化，一种腐朽的制度文化和政治文化。那场侵略战争呈现在表面上的是一种财富的掠夺，而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冲突，一种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冲突。由于两种文化在长期的隐秘冲突中给那场战争埋下了导索。建造圆明园是在1707年，在此七年前，柏林成立了科学院；在此两年前，英国的哈雷发现了慧星的周期规律，以科学回击了教会的迷信。胡克在《论地震》中提出用生物化石来记述地球的历史，使人类在认识自然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建园的第三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同年，德国人华伦海特发明了酒精温度计和水银温度计。贝克莱发表了《人类知识原理》。比这些更早的1687年，牛顿发表了《哲学原理》；1694年《法国科学院辞典》出版；1695年莱布尼兹发表了《新的自然体系》……。而此时（康熙四十六年）的中国皇帝康熙正构建他的大清帝国，正在用武力“统一思想”，并驱逐罗马传教士多罗，认为“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圆明园毁于1860年，19世纪末的欧洲是一个科学与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兴奋时代，他们的文化催生了一系列影响人类至今的优秀思想。火烧圆明园的前几年欧洲革命爆发，法国进行了二次革命，大火之后的第四年欧洲第一国际成立，第八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世界已经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世界徜徉于“共和制止于奢华，君主制止于贫穷”（孟德斯鸠）的体制变革之风中，然而，当时的中国完全匍匐于清王朝最后的墓气里，以完全封闭、自恋的心态对待世界，也对待自己。不但拒绝先进的人类文明成果，还坚持认为中华有着地大物博的优势，有着自己的国情，要坚决雕刻自己的文化牙床。当清王朝正沉浸在这种圆明园的自足自恋的玩味之时，一场战争，一场大火把历经清朝五代皇帝倾全国之所有而精心打造的炫耀烧毁，也终于把国人烧醒。看来，中华不是天下第一，堂堂五千年中华文明仅被区区一队多国混杂军队就打得如此惨败、如此疼入骨髓。也许这是近代史留给中华文化的最大屈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历史无法假设，历史已成定格。历史的发生自有它逻辑的合理性，人们常说的就是落后就要挨打。但为什么落后，却很少有人去追究，因为“人天生就是顺服的臣民，而一个父权的帝国使他们惯于服从，惯于在一个时期内只有一位领袖”（雅克·波舒哀）。长期的儒家文化浸淫，更是很少有人追究到核心层面，它的核心原因莫不是文化原因？因为文化影响人们的思想，思想决定出路。这是最朴素的东西，像是空气弥漫在空间，日久而不为所知。直到有一天，有了火烧圆明园这样的大火，人们才逐渐承认了一个事实。认识到“在专制国家中，国王就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就是国王。”（托马斯·潘恩）但文化在扬弃之路上又会遭遇更多的艰难。文化的改造因不是没有立竿见影的时尚之效，就是触及统治集团利益，变革中往往又会遭到过多的责难。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承受西方文化输入的能力，腐朽的体制更是一种对文明的断然拒绝。所以，圆明园的惨剧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种历史疼痛中烧掉的不仅是中华瑰宝，更多地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客观上，这场火在烧毁一个旧的世界，迎接新时代的曙光，和蓬勃发展的文化运动。虽然我们无法在感情上肯定这场火的历史意义，但它的确打碎了一个封建王朝的梦想，最终把一种政治体制送进了历史坟墓。
今天的圆明园静静地躺在那里，更多的意义在于它在今天的从容。虽然没有当初的富丽华贵，但它已完全属于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是历史的真实显现，像滚动了百年的车轮，见证了岁月的风雨沧桑。虽然是一种破败、萧条和屈辱，但容不得有任何更改。任何理由的重修都是对历史的扭曲和伤害。对于历史遗存的常识性认识毋庸置疑，所以，对于圆明园的重修已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真诚。也不存在学术上的偏执愚腐，我感到这里潜入了资本的力量。资本有着追求现时利益的天然本性，是一头未经驯化的野牛。如果运用得当，会产生显著的正的效果，运用不当，则会产生强大的破坏作用。所以，在这个资本与权力合谋的时代，资本寻租权力不但可以绑架一个民族，还可以绑架历史，绑架文化。我想，在这次重修圆明园的决策因素中，决不是单纯地因为我们有钱了，应该把脸上的伤痕做一番处理，也决不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看到300年前的壮丽图景，而是有着非常世俗的功利目的。“我越来越相信，人是一个危险的动物。权力这东西具有腐蚀性，不论大小，都像是坟墓中的呐喊一样贪婪”（阿比盖尔）。因为重修本身是一项巨大的土木工程，造价几年天文数字，在这样的工程中会产生利益寻租。这种商业目的与后现代环境中的制造假文化之风暗合，因为“这种文化是淡不上品位的，金钱才是价值的唯一标准”（利奥塔）。对于圆明园来说，任何重建即是一种破坏，并且是一种极其惨酷的破坏。但是资本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已根本不再顾及任何的文化底线和道德阻拦。不但驾驭了一些所谓的权威者的大脑，同时也驾驭了决策的制度和程序制定。可以说，此种决策与圆明园的修复形成了一种绝妙的讽刺，圆明园的被毁，是因为100多年前的那种腐朽、僵化的政治体制，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满目疮痍。而今天，对于伤疤的修复，又沿用了一种非民主的文化和程序。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之病，历经百年风云洗礼并未能治愈，而是还在原地打转。更为可悲的是新世纪的今天，仍有如此之多的声音为这种愚蠢的行动而兴奋，像是欣赏义和团的义士被捕后准备充当八国联军的活靶。
重建圆明园的危险远不止对历史的粉饰和对伤痛的掩盖，而是流淌在血液中的清之不去的封建文化。圆明园的建筑目的来自于浓重的帝王思想，修复它表面看来是在重现古典建筑艺术和保存传统文化，实则修复的是一种封建思想，是在为封建文化招魂。这种修复本身说明了我们的学术界有多少人对传统中的腐朽文化是如此迷醉，以至于要建成现实的欣赏。如此看来，虽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近百年的时光，圆明园的大火也有了一百多年的灰烬，我们的文化还没能彻底苏醒，现代化之路上的中国文化远未能与封建文化中的病态性，自恋性，权术性分道扬镳，一种皇权崇拜还深入地嵌在灵魂的深处。圆明园虽然只是一个越来越远去的历史符号，今天记住它，教训的意义大于一切，如果没有了教训的反思和警示，它本身的废墟了也仅仅是废墟。如果今天抹掉全部的历史教训，重现它的华丽动人，只能说明我们身上更加自卑的东西在复活。也许一座世界无双的园林矗立起来了，但是一种文化的自信则倒下了，一种走向未来的从容心态没有了，一种文化的倒退已经如期来临。
近年来，对于重建圆明园已有过多次闹剧。1999年，有所谓学者提出要重建圆明园，但马上遭到4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反对，然后不了了之。之后在2004年又有某集团董事长提出此议，因为民间社会的强烈反对而作罢。后来又有人提出在异地复建，并号召海内外炎黄子孙捐款。这些，都是以重振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名义，告诉人们是为了再现清朝的政治、文化和传统的园林艺术。照此逻辑，既然清朝有如此的辉煌，圆明园怎么就被几个小国的区区几队人马轻而易举地烧掉了，既然清朝的政治文化如此令人着迷，今天的共和国岂不是倒退了？因此，对于圆明园重修的主张，我更愿意理解为一种资本的强力嵌入，而不是文化的迷离。因为资本没有更深的文化目的，最多只能使文化成为一种平庸。在一个娱乐化时代，充斥的是一种商业的笑声，远去的是政治的深刻思考。历史、文化、信仰都在被资本恶搞成现实喜剧，“在虚假的社会里，笑声是一种疾病，它不仅与幸福作对，而且还把幸福变成了毫无价值的总体性”（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由于资本的功利性而粉饰过的历史，最多像是这虚假的笑声，说明了时代的文化病态。或许由于它的短期效应，很快会消散于人们的视野。如果不是如此，是文化的认真坚守则会是一种致命的危险，一种致命的文化危险。因为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重建的动议，一是清朝的同治皇帝，他的重建是在形式上牢牢留住一个王朝的阴魂，继续奴役人们。另一次是袁世凯，他的重建是在为自己的复辟寻找文化的借口。结果，1900年的又一场火粉碎了同治的挣扎，新时代的风云激荡打破了袁世凯的皇帝美梦。如果这次重建的主张不是资本的目的，莫非还潜藏了封建体制文化的回恋。我们生活的时代已远远不是百年前的中国，每一个个体的权利正在被普世的真理所唤醒，我们更需要的是从一种文化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一个伟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了，唯一的目的是养活国家的消费者，让他们从不同生产者的商店里买到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亚当·斯密），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证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秩序，而不是滥用公共资源。如果文化保守主义在此又结硕果，百年来的思想启蒙则会重新滑落到起点，时代的思想又退回到圆明园被烧的时代。对于这种狂热的“复古”行为，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因为这又是一个文化向度混乱的年代。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与有些精英话语保持了一种共振，在他们打出的民族文化的旗帜下，一些流氓精神又在复活。一种情绪大于理性，热血代替思考的逆流正在成为强势。君不见那些打着教授、博导的“学术明星”还在到处宣扬封建皇权的现实功效，她说，到新建的圆明园里抱着《论语》“淡定”吧，这里能够沐浴到浩荡的皇恩，这里有慈禧温暖的爱抚你的手。
我实在不愿看到历史的沧桑又被物欲的洪流淹没，那是一种更加噬心的疼痛。如果不是这样，不知还有什么理由安抚我们脆弱的灵魂。圆明园真是一座多灾多难之园，多年沉寂，仍不能静心倾听历史的回音，还要有人对其进行二度伤害。不知是圆明园的不幸还是今人的罪过，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复辟主义者，当你看到资本的狰狞之口时，不知在做何感想。是为他们对于历史的掠夺注解正当的理由，还是为他们对于文化的强奸而摇旗呐喊。因为他们盼望着孔子复活，让孔子重新担当时代的精神领袖，他们也梦想着让慈禧复活，让慈禧重新坐在这座万园之园中抗衡时代的脚步。然后，再让我们长跪感恩而长呼万岁。也许，这将是圆明园修复后的文化盛景，这盛景或许要当惊世界殊。
2007 年10 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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