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南方六月，骄阳似火，热浪袭人，寻访静卧在安庆市北郊的陈独秀墓园，便是超过这盛夏的思想灼烤。斯人已去，惟不是空留墓碑，而有先哲的万丈光芒照耀。权力可以统治空间，但它无法统治时间。这思想的光芒在被权力掩压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今天依然宣示它的力量滂沱。在特定的空间里，政治家胜出，思想家消隐，或被消灭，但在历史的流淌中，最终思想家会穿越时空、再次凸现光芒，而政治家的本相会因时间的淘洗一览无余。陈独秀的思想家品格和文人性情无法完成在政治洪流中的有效博弈，因为这种品格保持了对于真理的热爱。而政治家是利用真理或利用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真理对于政治家来说只是手中的拐杖，用过即弃。真理对于陈独秀来说，不是向外扩张的利益途径，而是支撑生命之光得以存续的永恒喜悦。在历史最后的微笑里，唯有思想家拥有这种喜悦，配受喜悦的荣耀。
陈独秀的光芒在于自己践行过自己探索的社会哲学，更在于他不断反思、否定、校正曾经思考的道路和确定的主义。这便是与现实政治家的最大不同。政治家对于奉行的主义保持了一种绝对信仰，它的价值体系是封闭的，容不得任何置疑和反思，即便心中的信仰败死也在誓死保卫这一利益系统，从而保卫既得权力。因此，政治生活充满了惊心动魄的险恶，在花团锦簇的微笑之下，是各种利益斗争的旋涡。而真正的思想家的价值体系是开放的，他会在不断发现中改变这种价值体系，因为其中没有世俗利益的负担，任何反思都无损于思想本身的价值。作为真正思想家的陈独秀恰恰卷进了政治生活的旋流，所以，在现实权力格局中一开始便注定着失败。也因此失败，使其思考更加深刻，使其思想的火焰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政治家。这也便是真理的代价，真理很难在春暖花开前婀娜而至，反倒是历尽世俗磨难，历尽人世沧桑的结果。因此，那些道貌岸然、高举主义、道德裹身的不一定握有真理，而沉埋于世界一隅的苍凉坟丘里可能回荡着真理的绝响。
在个人的性情上我的确心仪陈独秀先生，但他晚年的思想深度最应值得世人惊醒。令人惊讶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自由主义的精神脐带，那种实现私域自由从而建立公域民主的思想使多少被信仰的主义暗然失色。陈独秀在《给连根的信》中说：“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上世纪三十年代，陈独秀在那样一个民族宏大主题压倒一切的年代能够发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民主本身没有什么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不知道这种发现使得今天仍然拒绝普世价值的国情主义者作何感想，或许强调国情不同是一种武器，但这种武器别说阻挡世界的浩浩洪流，就是七十年前一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思想已经使其无地自容。陈独秀在七十年前所强调的思想有的是我们刚刚认可并正在建构的（尽管在形式上），有的是我们明知是正确的而为了既得利益的合法性去着意忽略的，有的则是在新的利益格局中而坚决拒绝的。正如陈独秀深刻地指出当时苏联的斯大林政权因为“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使其政权出现了“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从而根本不能创造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由于没有大众的民主，无产阶级的独裁根本是不可能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的批判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独裁只是政党的独裁和领袖的独裁。而任何独裁又是和暴政连在一起的，“暴政的目的不在于谋求公共福利，而在于获得统治者的私人利益”（阿奎那）。从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实践来看，那些试错的道路无不被这种思想所命中，拒绝承认其中的事实判断并不能改变事实本身，只能在谬误之路上走得更远。而在当代的所有关于民主与暴政的论述中，没有多少能走出这个范围，也没有多少思想能比此更一针见血。
六十多年前，陈独秀就发现在政治生活中制造个人崇拜的危险，并指出了形成个人独裁的逻辑关系。只是没有人聆听这种刻骨叮咛，思想界也少有人相信他的判断，为此，历史回馈给我们的只能是沉痛的教训。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如日中天的时代，他就发现斯大林集团的结构性罪恶。而这种罪恶并非是斯大林本人的问题，而是斯大林得以成为斯大林的身后那套体制。由于没有民主制度建立，“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去掉一个斯大林，还会有更多的斯大林横空在人民头上。所以说是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了那么多的苏联暴政，如果一味把责任推在一个人身上，那么真正的问题自然被遮蔽了。他指出的问题一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重演，当一个官员被抓，马上引起的是一片异口同声的喝彩，连知识界也报以激动的掌声。而很少有人去思考陈独秀所思考的问题，也少有人去思考在一种缺少正义机制的环境下往往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是逆向选择的结晶,包括希特勒登峰造极的教训无不是他的人民被激情左右,使思想失声的结果。虽然托克维尔说：“与一切强大物质力量相反，思想的感染力却往往因表述思想的人为数甚少而增强。”但是为此人民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以至有时候我们去责问上帝的公义，却很少去发现陈独秀这样所发出的历史的先声。因为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陈独秀用生命去实践过他的哲学，所以，他的声音决非仅是一种逻辑的推演游戏，而是来自具体道路的颠簸。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又不是陈胜、吴广和义和团的狭隘起义者，他的行动凝结着人类的共同价值取向，从一开始他就警惕着民族主义的“牧群本能”（罗素语）。作为思想家、革命家而不是政治家，陈独秀没有用政治号角去鼓惑为了构筑自身利益的大众的牺牲，而是把发现的道路，以及道路中的危险警告给我们。他说：“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作为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革命家的陈独秀，他不会象别尔嘉耶夫说的那样制造控制人们的政治假象，也不会是吸吮人的鲜血的寄生虫。他的思想家要他不停地思考一切价值、质疑一切道路、否定自己曾经的否定。他的革命家要他不停地打破观念的束缚、毁灭腐朽的迷信、冲破所有的权威。在世纪的制高点上，他命名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虽然在他之后这两位先生在中国的行走如此艰难。但是他们的降临已经唤醒了更多的权利，权利又在形成着不可抗拒的历史进步。
如果说青年陈独秀是对旧文化催枯拉朽的送葬者，中年陈独秀是新社会构筑的实践者，那么晚年陈独秀又是天才的预言家。重读他在近七十年前写下的对于未来世界的预测，我们无不感到振聋发聩、唏嘘不已。他说：“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如“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也谈不上。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因为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有机性的国际集团”。“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他还发现这种国际集团化的趋势，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和战略部署，而是人类进步的要求。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对于国际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洞见，如同所有思想的先导一样，为了申明这一洞见，陈独秀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今天的现实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种洞见，但依然有狂热的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拒绝这种掷地有声的历史回响。反而以一种新的民族自大狂鼓捣出《中国不高兴》这样的悖世杰作，发动起抵制家乐福这样的低级文化义和团运动。如果仲甫有知，面对这样的子孙不知作何惊世骇俗之举？他也许会从墓穴中挺出，再次振膀高呼，面对他今天的祖国，又一次石破天惊地忏悔他当初的思想选择。
拜祭完独秀园，由于盛夏高温，衣服已经湿透，然陈独秀之思想光芒使人清凉。虽有半壁破山环抱，墓园整修一新，规模宏大，但祭拜之人寥寥，与九华山如云香客相比，心中又不免万分凄凉。好在安庆人已经以拥有陈独秀而自豪，虽然仅停留在教科书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名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之层阶，但总算这思想的绝响正在走出遗忘。与同行的一位上司谈及陈独秀的警世思想和遭遇逻辑，她不以为然。当地一位陪同的毕业于北京著名学府的副市长也说，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闻此，感慨良多，夜宿九华山，彻不能寐，想起朋霍费尔的话：“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
2009年6月21日夜于九华山东崖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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