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当代语境中的国人大都懂一些辩证法，也能在一些事情上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像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一样，是一种朴素的真理。具体到人，自然不能脱此铁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恶不赦的鬼。这一点也不存在多大争议，连老百姓都能原谅一个人的某些错误，往往会宽容地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再具体到人才，虽然又袭用了这个标准，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人才往往远不能像道理中讲得那样轻松，人才可能要受到更多的折磨，许多人才恰恰因为杰出的才能给自己惹下了祸端。这也是传统戏曲、现代影视中的基本题材，老百姓每每为此扼腕叹息，为之不平而泪落长襟。但是一进入现实的世界，我们又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寻找人才，每一个人都可能参与了扼杀人才的一些环节。我们这里所说的所谓人才并不是仅仅拥有了一些职称，或一些头衔，或被固定的体制供养起来的各种“家”们，我更愿意指一些不合传统的、具有创造精神的另类。
胡锦涛同志曾大力提倡重视人才，重用人才，尤其要不唯资历，不重学历，不轻年龄，只看能力。温家宝同志也为当代中国不能出现大师而焦虑。一些有识之士直言不讳地批评目前中国的大学里楼越盖越高了，但学问越来越低了；校园急剧扩大了，但思想逐渐萎缩了；论文数量不断增多了，但大师不知不觉没有了。二十世纪末以来，我国的人才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用人单位，即便一个收发文件的岗位也要求是大学本科，机关处室招聘公务员则要求硕士、博士，一时间每个系统、每个单位平均学历都在本科以上，全部都是人才了。可是，许多领域和行业并未因这样的人才招进办法而得益，我们不是经常听到一些单位长官的抱怨，说招录了那么多人才，不但事业无法进展，就是一些基本的公文材料也难如人意。而另一些能胜任岗位的人，即便再出色，因达不到规定的“人才条件”也只能望岗兴叹，永不能登堂入室。在发现人才的过程中，也不乏一些真正的爱才伯乐，但在当今的人员流通体制下，也只能任其“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
除了我们的“人才条件”外，最使大师不能出现的则是我们的人才文化观。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求人才的标准则是“居之以恭，行之以礼”，也如余秋雨先生批评的传统文化“不喜欢远征、不喜欢极端、不喜欢无序”的基本特点。这些人才文化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做事情讲究中庸，中庸才能保身，极端可能触及真理，但会招来骂名，甚至祸端。只要稳在其位，本本分分，安分守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便能福禄尽享，太平一世，子承其荫，孙受其泽，否则，即便做过九十九件好事，只有一事未弄好，便会前功尽弃，永世不得翻身。晚清时民间流传一首《一剪梅》，我们可以作为奇文共赏，其中写到：“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要丰；莫谈时事呈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从容，议也勿庸，驳也勿庸。八方无事年岁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事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公”。现在的一些人也深领这古典奥义，编出“少干事，别惹事，不出事，等好事”这样的高级心得。这样的谚语在现今的人才选拔体制内也不无道理，安于现状，少干事，则惹事的机率就低，因为铺张的事情越少，事情的圆周就小，所以失败变少，也就不坏自己的事，就有好事降临的可能。否则，要是开拓进取，自然面临创新，创造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国人的习惯是，成功属于大家，失败则属于挑头者；成功招来嫉妒，失败则让人兴灾乐祸，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形成的“好事不出门，坏事远千里”这样的规律。
昔日张宗子曾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我们熟悉的有成就者哪个不是在其领域内对从事之物爱之若命，并伴有一些常人看来的“毛病”。执著者，往往固执己见；性急者，为事果断；极端者，思想独到；冒险者，勇于创新。如果人无癖，也无疵，这样的人为何古人不愿与其交往，大概是因其太圆滑、太平稳、太枯燥，也太庸碌。这样的人虽然四平八稳，虽然不招惹是非，但与友与国无利，自然也不能创造价值，不能益于社会的发展。
有时，我们还真不如古人的人才观，历史中的一些温度有时会让我们的想象活跃起来，会让我们去寻找那些大师和英雄们享过的那片阳光。当年梁启超向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华推荐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当时的陈寅恪还默默无闻，曹云华自然要问陈是哪一国的博士，有什么著作。梁启超告诉曹云华说，陈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更没有什么著作。我们可以想象，一般人这样推荐大学教授肯定会被认为是在搞恶作剧，然而作为学问大家的梁启超决不是儿戏。尽管如此，曹云华还是不出所料地感到为难，犹豫不决、未能马上同意。但识才如镜的梁启超生气地告诉曹云华说，我梁某的等身著作，连陈先生的数百字也不如，那些柏林大学、巴黎大学正盛情邀请他啊，你不用，干脆就让给外国做贡献吧。最后，曹云华还是留下了梁启超推荐的这位奇才，果然，陈寅恪以他的义宁之学，名震世界，成为难以逾越的学术高峰。陈寅恪要是在今天的大学体制里，可能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即使有人力荐，现在的校长也不见得同意，或者无权同意，可能连一个讲师的资格也不够。上世纪初，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因看过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杂志，便决心聘他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当时的陈独秀既没有什么学位、头衔，也未在大学里教过书，但蔡元培坚信陈独秀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可是，陈独秀个性鲜明，并未马上同意，未能领蔡校长的盛意，不愿去北大担此重任。为了人才，蔡元培并不灰心，而是天天来看望陈独秀，有时来得早，陈独秀还未起床，蔡元培则坐在房门口等候，有时要从清晨等到太阳升高，蔡元培耐心而安详的诚意，最后使陈独秀答应去北大任职，并把《新青年》杂志带到北大去办。北大因为有陈独秀的到来，卷起了新思想的激荡风云，平添了永久的历史魅力，陈独秀在北大的历史时刻也成为我们永远神往的时光。我们实在不敢想象，如果蔡元培用今天的人才观去看陈独秀，会使北大少了些什么，幸亏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正是有蔡元培、有陈独秀，才使北大成为了引领思想的重镇。除此之外，当时的北大还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和迷恋复古留着辫子的辜鸿铭，他们也都不符合我们今天的人才标准，但是因为有蔡元培这样一代宗师的慧眼和胸怀，他们都成为思想史上让人景仰的高峰。
一些人才除了自身条件不能达到一些量化的指标外，最大的问题便是恃才狂傲。这便使得人才的空间狭小，自己堵塞了许多道路，遭遇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果遇到蔡元培这样的千古伯乐，他会用另一只眼睛来打量你，只是有几人能有陈独秀和陈寅恪幸运。因为“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烈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可是能有几人能深得此意。《吕氏春秋川下贤》中也言：“有道之士因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所以“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当年武则天读到骆宾王“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这样声讨、侮辱自己的檄文时，竟极赏作者的旷世之才，感到与其相见恨晚。三国时的曹操因为欣赏替袁绍写檄文、骂自己为“赘阉遗丑”的陈琳之别才，不但未诛，反而重用为祭酒。他们都是深得用才之道的千古豪杰，但毕竟屈指可数，《宋史·刘挚传》中有云：“古以礼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竞进”，这也是今天的写照。明代张居正也强调：“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陈六事疏》）。这是历史上人才遇到的另一只眼，在这只眼里他们已不是常人瞳孔里的映像。因为像曹操、武则天这样的人知道人才的重要，他们认为不必担心世上没有人才，就怕没有正确的用人方法，不怕人才难以驾驭，就怕自己没有容人的雅量。如果每一个长官都能够真正做到“国家之用贤才，必于饥渴于饮食，诚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获惟恐不尽”（宋·叶适《叶适集》），那么，我们就早是一个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了。在战争频仍、动荡不安的古代社会，人才确实有着至观的重要，“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于是在百姓眼里那些所谓的“鸡鸣狗盗之辈”也成为辅国的栋梁之材。实际上，是因为动荡的环境给了人才流动和显现的机会，正是他们的卓而不群才成为历史中的光点，成为后世仰慕的激动。那些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的人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支点，他们用独具的慧眼，用宽广的胸怀成就了一匹匹千里马，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终于“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管子·形势解》）。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风景，仿佛遥远得让人无法忘怀，温暖得使我们的灵魂颤栗。
回到现实的大地上，为什么我们见到的大师少了，当然，大师也是人才了，而且是人才的极致，是人才通过正常成长的结果。还是古人说得明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发现、使用人才的方法出了问题，用流行的说法就是用人的机制出了问题，这样一来，真正的人才不能被发现，反而让众多的庸才占据了人才的位置，要知道人才是庸才的天敌，自然势不两立，人才的命运可想而知。有人说，太平盛世不是使用人才的时候，而是奴才横行的时代，因为人才容易招是惹非，影响稳定，人才不安于现状，总是打破秩序，给领导带来麻烦。所以才会出现我们在口头上都大讲“爱才如命”，但真正遇到不合规矩的人才时又会“恨之入骨”的怪像，我们没有几个人能有武则天和曹操的雅量，即便是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当横刀立马的彭德怀直谏之时，毛泽东已无法容忍其对自己尊严的冒犯。“天下之恶，莫有甚于恶天下之贤而善其不肖者也”（《清·王夫之》），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另一番风景，这番风景中有着我们今天体制中沿袭的积垢。为了规范秩序，我们设计了不厌其烦的用人标准和条条框框，可惜，人才有着打破条框的天性，又难受一些固定模式的束缚，他们愿在饥饿的田野上狂奔，也不愿呆在牢笼里享食。这也是画家陈丹青愤然辞去清华的教席给我们的提醒，也是著名作家李锐辞去作协会员给我们的启示，因为他们都无法忍受那些模式化对创造的禁锢，和陈规戒律对于人才创造的伤害。他们也是人才中的另类，还算幸运的是他们得到了体制的承认，又有民间社会的尊重，只是他们对体制的弊端敲响了丧钟。
在今天，我们可能想念蔡元培，想念梁启超，甚至想念清末朝官张百熙，这位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为请桐城学派的吴汝纶执掌教习，竞再三给一介寒士吴汝纶下跪。可是他们与历史上的清官一样，终不能使自己的光辉温暖整个天空，人才机制，人才文化不转变，即便有一百个张百熙，也无法使全部的人才脱颖而出。一次一位朋友问我，他的儿子已获学士，极有能力，学识广博，想象非凡，富于创造，是否可以学业到此为止，然后自创一路。我无奈地告诉他，要继续上学吧，不但要领硕士本，还要拿博士证，因为这是一个承认证的时代，证就是商标，有了证不用解释自己的学问，不用吭声就能证明已是学贯中西，否则即便是鲁迅再世，也难得体制内承认。君不见教师要职称证，行医要医师证，作家要作协证，没有靠背题、答题考得的证，即使是孔老夫子也不能从教，华佗也不能行医，曹雪芹也不能称之为作家，孙悟空也不能参加武术比赛。我们的人才观已完全把“人才”标准化了，像工厂里的镙丝，不允许有毛病，同时更不允许有凸起。我们一方面在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又把人才只当成风景看，当我们得意地自我欣赏完善的人才体制时，却发现历史正坐在墙角对着我们嘲笑。
2007年3月17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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