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是17世纪的男人，于丹是21世纪的女人，一个是英国的哲学家，一个是北京师大的教授。两个人放在一起，实在是于丹的光荣，也算作对这位“国学大师”的尊重，因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不得不说些违逆的话。300多年前洛克出版了他著名的《政府论》，去年于丹发行了她风靡神州的《论语心得》，论经济效应、传播结果，于丹远胜于洛克，加上占据在传媒的制高点对十几亿观众散布自己的“心得”，这是洛克做梦也不能想到的“学术进步”。如果说于丹仅仅是一种自己的“心得”也无可厚非，那是每一个人阅读的权力，何况任何一种经典都可以产生无数的误读，而有时误读是美丽的，是一种创造。可是对于丹的误读，我们无法原谅，这里不是什么技术细节问题，而在于误读中的根本思想，而在于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本来我已写过一文，客观地分析了于丹走红的社会原因，我原来认为于丹走红的责任在于大众的文化集体无意识，可是现在一些媒体无知地疯狂炒作于丹的伟大，使我不得不感到了一种危险，这种危险远远不是一种狭义的文化的危险。
对于于丹的电视讲座我没有看过，因为从来不看电视的毛病，可能错过了一睹许多学术明星风采的机会，所以，电视中讲《论语》我起初只是看作一种商业文化的声张，没有多大的在意。只是最近一次在书店的流行柜台前随手翻看了几页她的《论语心得》，使我无法不对其中的毒雾保持警惕，如果这样，她已经借用传媒的强势，向国人施放了美丽如花的毒气弹。这样的毒气正被一些无知的媒体，被一些缺少文化免疫力的人，被文化集体无意识高兴地吮吸，于丹正穿梭于大江南北，偷偷地欣赏这种效果。这是我在不惑之年接触到的产生新思想重地的博士生导师于丹，她释放的这种毒气，借助当今的商业气浪，正在一日千里地刮。
于是，我想起了远在17世纪的洛克，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第一次读到他的《政府论》，还是在1986年，一个冬日的下午，因无法忍受文学概论课的陈词滥调，便到学校门口的天津市高等教育书店转游，偶尔看到了这本书，便一下子被他深刻的思想征服了，倚在书店的书柜旁贪婪地读完了下篇，似乎是命运中的某种安排，专门安排这样一次心灵的碰撞，时过20年光阴，至今记忆犹新。1986年，虽然正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高峰期，但教科书还是苏联搬抄过来的那一套，对于洛克思想的亲合，完全是一种寻求真理的自觉。因为洛克是在向我们揭示真理，在把他看到的世界、社会、政府的真相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文化里有追求真理的基因，有着古希腊哲学的血脉。今天，又勾起我重读洛克的欲望，得完全感谢于丹，感谢于丹利用《论语》这张牌散布的“思想反动”，否则，一部薄而通俗的《政府论》是很难有重读的机会的，尽管已是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
请看于丹在《论语心得》中使出的第一颗毒气弹，也就是开篇即讲“天地人之道”中的“道”，可以理解为她一上讲台便是向全国人民布道的。“子贡问政”在《论语》中属于下半部分，也就是《颜渊十二》中的内容，于丹一开始便挑出这一段进行大加发挥，看来实在是匠心独运了。因为这一段在孔子的思想中最为荒唐，思想最为落后，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影响最深，对于人民毒害的程度最高。于丹为此还不算过瘾，还专门把原文的顺序颠倒，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文化主张。《论语》中孔子借“子贡问政”而极力维护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惜用各种欺骗、麻痹人民的手段，但是当时的哪一个国家也不买他的账，他只能整天如“丧家之犬”。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孔子原文中的奇思妙想：“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于丹在讲解时把“足兵”挪在了前端，不知孔夫子是否同意这样的调整，莫非是于教授看到了当今世界军备是第一位的。这句话在历代对《论语》的注解中没有多大分歧，孔子是想说对于维护一个国家政权来说，“兵”和“食”都不如“信”重要，也就是说国民可以在饥饿和遭受外族欺辱中坚信当时的统治者。这样的观点，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逆时代潮流的，当时，新兴地主阶级主张变法革新，重视农业生产，实行“富国强兵”，但孔子则主张“克己复礼”，为了维护过去奴隶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抛出“重义轻利”的理论，来对抗重视“耕战”和“富国强兵”的法家路线，以此抗拒时代的进步。于丹教授比孔子更是过犹不及，她说孔子这句话是：“第一 叫国家机器，必须有强大的兵力做保障，第二足够的粮食，丰衣足食，第三条就是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这三条必须去两条的话，最后可以剩下“信”，于丹说老百姓对于国家的“信仰”最最重要。试想一个没有了武器，天天遭受外族侵略，一个没有了粮食，天天饥饿在死亡边缘的民族，要让他无条件地信仰当时的统治者可谓难矣。秦政府做不到，清政府也做不到，当代的齐奥赛斯库、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都未能做到，我想，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权不能够保护人民的利益，不能够解决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还能让他的人民信而仰之。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感到说此话底气不足，只是简略地说了一个“信”字，拥有了丰富语言资源的于丹教授把它解释成漂亮的“信仰”，真是用心良苦啊。
难怪著名哲学家黎鸣对于丹此举感到气愤难平，痛斥其“反动”，黎鸣说世界上只有法西斯主义者才会把这样一个弃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国家看作至高无上，并无条件信仰、崇拜的。他还说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是一种绝对的、由衷而不容半点置疑的服从，尤其不能指国家，最多只能是建立国家的真理性精神。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睛里，每一个个人都是整个的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民法的保护下，每一个它的组成、参与者，同时也是它的治理和享有者。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人都对国家负有贡献和批评的责任，因为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如果按照于丹的观点，我们只能对国家无条件地“信而仰之”，像神一起地崇拜起来，那么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容“议政”了，那些具有批判品质的知识分子都该诛之了。在此意义上，我们无法怀疑于丹教授的解释水平，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导，我们实在没有置疑的资格，但是，她在已经是科学与民主，公平与法制建设多年的中国，抛出这样的理论，实在不知是一种“文化媚功”，还是一种“专制思想的复辟”。
还是早在300多年前的洛克告诉我们的更接近真理。洛克认为人本来都是自由而平等的，起初都处于“一种完整无缺的自由状态”和“平等的状态”，“一切人都具有自我照顾和自谋生存的权利。”在这种人人拥有自由、平等的人权的自然状态下，除了受自然法则的约束以外，每个人都是享受着自由的高级动物，或者说，每一个人除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困扰和威胁，以及人性之中本然的道德准则之外，每一个人都有着高度的自由。实际上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着平等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以及为捍卫这个权力而衍生出来的表达诉求。然而，在这种超自由的状态下，每个人的自由并不能得到保障和实现，于是必须有一个保卫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共同体。要达到这个目的，人就必须将原本自己行使的一部分权力，授给立法机关，立法机关则根据社会公共福利的要求来制订法律，同时设置依此进行裁决的裁判者，这个时候，政府也便诞生了，由此可见，人们的授权则是政府产生的根源。为此，人民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当权力被滥用时，洛克认为人们有权起来反对它，用强力对付它。在中国，孔子之前的君主和孔子之后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开始时都是以“为民谋利”的种种借口掌握最高权力，然后便是将公器变为私器，或公权私用，或子孙承袭，之后便是剥夺人民的利益，到最后只能使人民揭竿而起，去拥立一个新的政府。如果按照于丹的说法，清朝的最后，已经是无“兵”、无“食”了，是否还要求人民去拥护它、信仰它，它灭亡了，每一个信仰它的人也必须自杀以殉“国”呢？为此，洛克明确地说“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试问哪一种情况对人类最为有利，是人民必须经常遭受暴政的无限意志的支配呢？还是当统治者滥用权力，用它来破坏而不是保护人民的财产的时候，人民有时可以反抗呢？”为了彻底说明这个问题，洛克在上篇中通过论证人类的“天赋自由和平等”来驳斥菲尔麦的绝对君主论和君权神授论。最后得出结论为，第一，亚当并不基于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利或上帝的明白赐予，享有对于他的儿女的那种权威或对于世界的统治权；第二，即使他享有这种权力，他的继承人并无权享有这种权力；第三，即使他的继承人享有这种权力，但是由于没有自然法，也没有上帝的明文法，来确定在任何场合谁是合法继承人，就无从确定继承权因而也无从确定应由谁来掌握统治权；第四，即使这也被确定，但是谁是亚当的长房后嗣，早已无从查考。每一族都可以说自己是合法的继承者。通过这个结论，洛克坚决反对菲尔麦进行的复辟，并在下篇中通过自然状态、政治社会、政府构建、权力限制和政府解体，详细论述了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生命财产，否则，人们有理由重新收回自己的那部分权力，并重新找回应有的自由。
虽然洛克的理论，包括霍布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格劳修斯和斯宾诺莎等已经完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历史启蒙，然而在现实的中国，由于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一种国民劣根性还深深地扎在文化的深处。因为占据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是儒家文化，我们在继承中吸收的儒家文化中的人文关怀，自强不息，诚实守信的成份不多，反而总是把其中最落后的东西发扬光大。总是把“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思想牢牢地嵌制在我们的思想深处，从而把每一个人的思想全部削平，成为一个泯灭个性的整体。历史上有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他对《公羊传》及各种阴阳学说进行篡改，大肆鼓吹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最后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然后害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经过“五·四”运动的启蒙和现代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国已经走在现代意义的国家轨道上，并在进一步改造着自己的文化，一个民主与法制的蓝图正在人们的希望之中。这时候，像于丹教授这样的人出来了，信誓旦旦地劝导人们要做一个中庸的人，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做一个安贫守道的人。于丹极力地推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信条，并认为孔子的学生颜回已得此精神的真传。“颜回家里很穷，缺衣少食，住在非常破烂的小巷子里，这么艰苦的生活对别人来说简直无法忍受，而颜回却能够自得其乐”。于丹说像颜回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贫而无怨，默默无闻，老老实实守着自己的那份清贫。在此我们实在难以理解于丹的用心，不知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还是另有深意。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众多的下岗职工，有无数贫病交加的农民，有无钱上学的儿童，于丹是让他们安然地、平静地享受这种命运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于丹自己是北师大的博导，还兼了众多的社会职务，加上此次《论语心得》的版税，想必定是中国的首富阶层了，这样的人当然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生命，可以像陶渊明那样去寻找那份安恬了，试想，国人中有多少人能达此境界。人们正被医疗、住房、教育这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让他们消灭自己改变命运的想法，只保持于丹所说的“信仰”，像颜回那样惨淡生存于不争之中，莫非正是于丹们的理想。
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已明确告诉我们，要实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和谐主要是进行先进的制度建设，是培养公民意识的自觉，切不可夸大“君子”的效用。实践证明再好的个人都是靠不住的，因为人的本性都有致命的弱点。与其相信一个人的良心，不如不给他犯罪的机会，这是法制社会的基本共识，然而于丹不厌其烦地夸大这种“自我修养”，真不知想把中国拉回何处。
文革后期北京大学哲学系70级工农兵学员编过一本《论语批注》，其中批到孔子所讲的“信”也不无深刻之处，文中说：“孔老二鼓吹‘信’，其险恶用心就是企图把奴隶主统治者打扮成注重‘信’的正人君子，以此来美化统治者，麻痹人民，同时要人民对统治者讲‘信’，即让人民从思想上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的剥削和奴役。他对子贡说的这段话，就正好暴露了他讲的‘信’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我知道引用文革话语是一种危险，有人会对此嗤之以鼻，或抓住攻击的软肋。我们今天批判于丹的《论语心得》，当然与文革中的批孔有着截然不同，但是文革中对于孔子批判的彻底性，从另一面也给予了我们应有的启示。我们不是不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并且至今仍然温暖着我们的心灵，在启迪着我们的智慧，包括孔子的《论语》中也有非常积极的价值观，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天时、地利、人和等仍然在启示我们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仍然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一些价值准则。但是，孔子的《论语》，毕竟有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语境，它存在大量腐朽的东西、落后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它，不能从我们的文化发展中剔出它，我们将永远无法融于整个世界。
在于丹大讲《论语》，大撒文化迷雾《论语心得》的时候，正是纪念邓小平逝世10周年的日子，如果邓公九泉有灵，真不知作何感想。邓小平在迟暮之年把一个儒家文化千缠万绕的中国推到了现代，使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告别着过去，在进行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正义的建设。市场经济的浪潮又在带动体制改革，整个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个体意识全面觉醒的文化启蒙。今天于丹散布的“信仰”学说是对于这种启蒙的“反动”，对于我们进行的法治国家的理论建设也是有害的，其危害性不但来自这种主张所包含的国家主义和绝对权力观念，而且是对文明世界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以来一切争取人权、自由和幸福的否定。
所以今天针对于丹释放的皇权理论毒气，重读洛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但是一种启蒙，更重要的是牢固我们精神中已经萌芽的主体意识。十七世纪的英国也面临着不同的历史选择，但最终英国人民选择了自由宪政，而没有选择专制政体，由此代表了人类先进文明的发展模式。像邓小平带领我们选择市场经济一样，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是无数努力和试错中的教训而得出的结果。因此，洛克和邓小平都受到了历史的尊敬，因为他们充分发挥的个人力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相比之下，不知于丹教授要让我们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纪。面对风雷激荡的世界风云，环顾文明发达的欧美强国，我们不仅需要高举民主与科学、公平与法制、自由与民权的旗帜，还需要挣开孔子给我们的束缚，还需要清除于丹那“后儒邪教”（冯文和语）的毒。
2007年3月3日于石门大雪纷飞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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