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为了那“永久的无名”(3)

　　限度，或局限性
　　
　　“最伟大的人物永远通过一个弱点与他的世纪相联系”，冯至在1985年所写的《论歌德》代序前，开篇即引用了歌德自己的这句话。
　　
　　冯至为什么这样？是因为他与一个伟大的心灵终生为伴，并渐渐看清了他的弱点后才这样，还是因为他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宿命般的局限性？
　　
　　歌德的弱点或局限性许多人已谈论过，冯至作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的局限性在哪里呢？在今天，我们需要这样问。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进一步思索：如果说冯至也有他的局限性，那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呢，还是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现代诗歌和文化的困境和问题？
　　
　　早在40年代，冯至就写过一篇《界限》。不过，他那时只是把问题局限在艺术的限制和自由这个范围。他遵从的是歌德的教导：“谁要伟大，必须聚精会神/在限制中才能显出来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
　　
　　冯至给自己设立的艺术限度，造就了他的诗。但在今天，我们在欣赏它们的同时还感到某种不满足。看来限度总是和它带来的缺憾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说，冯至是一位“向上”的诗人，是善的诗人。冯至的缪斯也肯定是一位“肯定的天使”。也许，诗神选择了他，就是要他来做“肯定的乐器”（我们在今天当然仍需要这种肯定的力量）。不过，他也就缺少对生命另一方面的发现和开掘，或者说，还缺少那种闻一多式的勇气：“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闻一多《口供》）
　　
　　冯至1943年所作的《〈浮士德〉的魔》，是他关于歌德的最好的论文之一。在这篇演讲的结尾，冯至引用了靡菲斯特这样的自我定义：“我是那力量的一部分，/它永远愿望恶而永远创造了善”。但冯至自己，却把这样的“靡菲斯特”排除在了自己的世界之外。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在同时代的青年诗人穆旦的某些诗中，却有着一种“神魔互动”的结构：“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穆旦《诗八首》）。
　　
　　因而，冯至的诗中就少了点“丰富而且危险”的东西，少了点矛盾张力和更为尖锐、纵深的撼动力。也许，这是因为他在骨子里仍恪守着“思无邪”、“温柔敦厚”、不涉“怪力乱神”的诗教？这样看来，那些最优秀的人物通过自身的弱点不仅和他的时代，也和他所属的民族和文化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这样来看问题已近乎苛求，因为诗人已几乎做出了他最好的。不过，这样看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以此来反观自身，为了——中国诗歌的今天和未来。
　　
　　每一位诗人都有他的局限性。有些局限可以突破，有些却是宿命性的。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会带来智慧和自由，但能否突破这种局限性，那往往就要看天意如何。在我十年前写的组诗《伦敦随笔》中有这样一节：“在那里母语即是祖国/你没有别的祖国。/在那里你在地狱里修剪花枝/死亡也不能使你放下剪刀。/在那里每一首诗都是最后一首/直到你从中绊倒于/那曾绊倒了老杜甫的石头……”顾彬在翻译时曾特意问我其中的“石头”意味着什么，“石头就是石头”，我这样回答，后来又加了一句“你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宿命般的力量或存在”。
　　
　　此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沉默与回答
　　
　　冯至，还有穆旦，写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能写出的最好的诗，这不仅在他们那个时代是这样，放到一个更大的时间范围内来看也是这样。在他们最好的诗那里，精神获得了自身的独立、高贵和尊严，诗的创造力也得到了出神入化的体现。中国新诗的品格因为他们而得到提升。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并不仅仅属于过去。他们来自过去而又时时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一种激励我们的力量。纵然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混乱的贫乏的时代，但他们的存在，就标志着仍有某种光辉的事物在我们中间。他们的诗已成为“我们语言的光荣”。他们开创的路，我们现在和未来都将走下去。
　　
　　当然，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原因，他们作为诗人的一生也留下了诸多遗憾。他们的创作，也许尚未达到历史所期望的那种高度和完美程度，他们自己对此也十分清醒。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知道什么才是伟大的艺术。面对这种伟大的艺术，他们也远远比我们这些人更诚实、更虔敬。
　　
　　于是我就想起了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是在去年夏天，我陪日本佐藤普美子教授去北京西山拜谒冯至先生的墓。普美子多年来研究冯至的诗，她来北京时也多次访问过冯至。我忍不住问她冯至先生和她在一起时都谈些什么，她这样回答：“冯至先生经常什么都不说，坐在那里沉默。那我就跟他一起沉默”。
　　
　　冯至先生现在永远沉默了，和他的夫人姚可崑一起，在北京西山那片掩映着青青松柏的墓地里，无言地远眺着他生活了大半生的北京。我猜，这一定是冯至夫妇生前亲自为他们自己挑选的一个永久安息并眺望的地方，“我们并立在高高的山巅”（见《十四行集》第16首），他们生前这样，死后还要这样。我感动了。
　　
　　不过，使我受到震动的还在后面：在爬上高高的墓地并终于找到诗人墓碑的那一刻，我有些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仅仅刻着“冯至教授之墓”的字样。没有“诗人”这类名称，没有。
　　
　　我的确受到震动。这样一位曾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并在后来还写下更为杰出的十四行诗集的诗人，为什么竟不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诗人”的名称？这使我颇感意外，并且不解。
　　
　　这体现了先生一贯的谦卑？他心目中的“诗人”，只有杜甫、歌德、里尔克可以担当起这样光辉的名称？或是出于其他的考虑？没有回答。
　　
　　于是，就在北京西山那座远眺茫茫时空的墓园里，“何谓诗人”或“诗人何为”这类问题又再次升起在我的脑际。我甚至在想先生在他生命的终点是否仍在思索这类问题？
　　
　　当然，不会有回答。诗人永久地沉默了。这永久的沉默，往往就是永久的回答。
　　
　　2005．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