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刀刀诗歌的平面化特征
马永波
刀刀的诗歌里有杀气。“杀人的莲，浮出污浊的城市”（《再入芙蓉城》）——本以为他能写出清水出芙蓉，结果却是莲花也杀人，杀了人且拿在手上，如果他继续把“杀人”称作是禅，那更会让人吃惊了。刀刀的诗歌中的散漫，甚至有些无所谓的姿态，就被这种杀气，渗透得凛冽起来，坚硬起来，变得有力度了。孤标傲世和金刚怒目，都是反抗，然则所有的暴力，无不最后指向自身，对机械现代性的反抗，诉诸暴力美学，在西马那里即已考证出其无效性，乃至现代主义文艺的“否定的美学”也均告破产，在这种情势下，诗歌中的暴力，到底能为我们敞开什么样的可能性呢，其有效性的限度又在哪里呢？
然而，这种暴力姿态实际上是个假象，随着我们对这位80后诗人文本的逐渐深入，我们会看到，他更像一个漫游者，从事物之间穿过，随手记录下一些什么，他是个漫不经心又十分敏锐的观察者，而不是一个筋肉虬结须发贲张的搏斗者，他没有后者那种内在的紧张或者说张力，他和时代和生活和他人的关系，更近乎于在散步中一边行进一边随结随拆的状态，似乎他没有和任何事物发生本质性关联的愿望。这种态度，倒更近乎于禅了。
刀刀的诗歌有明显的平淡的表面化倾向，这是和当下流行的后现代的平面化是一致的。这种平淡性的获得，并不是来自对后现代资源的自觉汲取，而多是由其生存和个性本身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他和后现代的相遇，是一种巧遇，而非刻意为之。这种平淡的表面化，不去探究事物的本质、肌理、理念，对事物他没有寄寓，这也是一种无所谓，虽然我们清楚，这依然是一种姿态和一种假象。因此，刀刀的诗歌中，很少能看到隐喻的建设，象征的架构,玄学的组织，而多的是一个手工劳动者耐心的原地拆解，乃至文本成了一个工场，幽暗凌乱，遍地零件和废料，成品不见踪影。
作为一个常识，我们知道，隐喻是带有创世性质的，“言”首先是隐喻，实指的口语，实乃为磨损殆尽的隐喻，如“桌子腿”等等。离开了隐喻，语言不成立，语言对事物的关系也会崩溃。隐喻的成立，来自于超验所指的存在，超验所指（“上帝”）的丧失，使得能指只能自我循环，不指向任何超越自身之外的领域。隐喻建设的失败意味着诗人创世能力的衰退，在刀刀诗歌中，有时我们看到的一些隐喻，仅仅是隐喻工地的废墟，比如这首《油菜花开》，起手的隐喻“这些皇族的布匹”，我相信诗人头脑中最先涌入的就是这个不失新奇的隐喻，然而，通观全篇，这个隐喻则近乎于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或者起兴，没有进一步展开其可能性空间，更没有构成文本的骨架。油菜花之所谓生机勃发、蓬勃生春的象征，在此，仅仅被看作“爱情在有春天的野外/继续开放，受粉，凋谢，被人采摘/丢弃，而这些并不在谁的世界里/显得奇特，显得不可思议”。因此，刀刀诗歌中似乎看穿世事的那种无所谓，终归是一种姿态而已，也幸好是一种姿态。自然不再是精神和内在性的象征，而仅仅是一堆惰性事件的累积。
刀刀诗歌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对感受力的近乎崇拜。实际上，对感性的迷恋，是隐喻失效之后必然的一个步骤。感受力的恢复，是对理性的简化的一种补充，是对“概念的暴力”的一种抵消，它恢复了自我统一性中身体的重要地位，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需要清醒认识的是，更多的感受力的追求恰恰是价值之虚无化和生活世界碎片化之后的代用品，在此，自我也将成为暂时的、不稳定的、可以遵从无限多规约的一个过程。对感受力的崇拜实际上是现代性文化的主要动力。但是，诗歌中的感受性的张扬，应该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肉身，在潜意识都已经被符码化的今天，我们的身体不可能是“赤裸的肉体”，它是和文化、伦理等等复杂融合在一起的。身体之作为自我的含意在于，人是设计存在的存在者。对存在的设计是生存实践的最根本规定性。人是自我设计着的身体，组建着以身体为中心的世界。亦即人不仅仅是感受力，人也是意义（世界）的建构者。从这点上说，意义（隐喻）建设的失败，就不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个人写作的路向问题了。人是同时活在此岸与彼岸的，取消了任何一个维度，人都不复为完整的人。
对于刀刀诗歌中的“祛魅”，我们自然能报以会心的微笑，它也具有一定的建设性的意义，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作为诗人的终局，如果那样，无话可说将成为诗歌的命运。而我们往往更愿意相信，我们无往而不生活在大神秘之中，只是这种神秘需要我们学会从永恒的方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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