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然而莫言的出现却是一个特例，他似乎让中国文学看到了新世纪文学的曙光：地方生活、地方思想、地方语言开始在汉语文学中发光，汉语现代文学由此走向对20世纪启蒙及其代表的西化传统的背离，开始展示自身的更深层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走向民间话语等，但无论哪一种，都不能算是成功地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整体困境，它们本质上依然属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困局范围之内，尽管它们共同的出发点是对启蒙叙事、革命叙事的反思，是对现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反背。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然而莫言的出现却是一个特例，他似乎让中国文学看到了新世纪文学的曙光：地方生活、地方思想、地方语言开始在汉语文学中发光，汉语现代文学由此走向对20世纪启蒙及其代表的西化传统的背离，开始展示自身的更深层的可能性。本文试图讨论的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到底抛弃了什么？知道我们丢了什么，才能真正知道我们回头要找什么。
“传统”回溯式寻找者的稻草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也许应该从两个人及其两部作品开始：贾平凹《废都》、余秋雨《文化苦旅》。
贾平凹是一个具有极高敏感度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他写作了《浮躁》，小说名此后成为整个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的代名词。《废都》的出场，也有同样的效应，这是一部在语言上模仿《金瓶梅》，在意识上也承接了中国明末《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长篇小说）文脉的小说，为什么《废都》突然接回了这个中国小说久已尘封的传统？《废都》某种程度上告别了理想主义风尚而转向世俗人生，告别了国家主义思潮而转向市井个人，告别了某种人文高蹈而转向物欲情欲，小说描写精神的幻灭、肉体的堕落、生命的毁灭。污浊的社会和扭曲的人性构成了小说世界观的一体两面。今天看来，《废都》展示的一切，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于后来的世纪末“狂欢”，在中国还只是苗头，歌颂理想和礼赞未来转化为描摹黑暗和顺从丑恶，作者似乎突然之间丧失了用普通话叙述的兴趣，他突然改为俚俗化的文白口语，他是厌倦了什么吗？这种深层的颓唐和失望，也许不是来自对实有的观察，而是来自对心相的体验。这样体验里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赞赏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的评价：“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这种论断用在《废都》上，可能也适用。
余秋雨的写作策略却和贾平凹恰恰相反。这个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上海学者，带着他的具有考据癖、历史癖散文集《文化苦旅》登上文坛，这个戏剧史学者，突然在散文上一举成名，并且市场传言他受到钦点好评。
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故事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收藏昨天》）。”因对大事业产生怀疑而回到小人生，因对现代文明产生怀疑而回到古代文明，余秋雨和贾平凹，这两个看起来极端不同的人，其实在思绪上是一致的。
余秋雨“寻找中华文化的灵魂”的“苦旅”，看起来比贾平凹振作许多，愉悦许多，似乎没有贾平凹的失望和颓靡。
看起来，余秋雨和贾平凹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这两个人，向着某种中国古代文化回归和问询的路向又是极其巧合地一致。难道是五四文化运动的反传统、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运动的“向西方”，让他们在大乱之后，突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传统文化？这个传统从来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儒家的兼济天下也有道家的退而为隐。余秋雨上下求索的苦旅形象和贾平凹笔下庄之蝶理想破灭后的人我不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正好代表了这种向传统回归的心态的一体两面——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和20世纪80年代那种崇鲁、崇五四的风尚告别了。
“身体”新生代的皈依与尖叫
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的整体性失望，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当然，它并没有摆脱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大症候：多数时候，人们在反对什么上可以取得一致，但在支持什么上，人们却总是莫衷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一直没有完成一种争取共识的体制建构。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新生代的出场，在对中国现代文明的基本否定和失望上与贾平凹、余秋雨是一致的。没有余秋雨和贾平凹的顾忌及持重，他们已经接近而立之年，但却还什么都不是。他们没有加入作协，成为体制内作家，也没有成为什么教授，获得什么有意味的文化资源。因而，多数在童年经历了文革，而在青年求学阶段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教育对文革的否定，思想否定加上童年黯淡的现实体验，让他们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的否定，显得更加决绝，他们不像余秋雨、贾平凹等长一辈那样，对鲁迅有感情，不愿意再借鲁迅说话，他们要和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告别，要把鲁迅这块“老石头”扔进垃圾堆——他们和以“革命”为核心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化的联系非常脆弱，让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显得更为决绝，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刚刚冲上文坛，和文化上任何传统及既得利益没有联系，他们甚至表现得和20世纪初创造社作家冲上文坛时一样的冲动：要和现有文坛体制“断裂”。他们成了一些文坛坏小子，一些不守规矩、以反秩序为乐的写作者。有论者认为他们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世纪末反思与文学的功利化生产。这个时候，他们找到了身体这个新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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