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新生代问题，至今为止，远没有得到澄清。首先被包括在新生代中的作家实际上包含好几个批次的人：比如女作家中从1960年代早期到1970年代中期出生的，就有陈染、林白、棉棉、卫慧、朱文颖、尹丽川等为代表的至少三个批次的人，男作家也包括韩东、朱文、李洱、李冯、李修文、王艾等为代表的三个批次的人，男女作家有不同的特点，每个批次的人又有不同特点，甚至他们相互间也不能互相承认，后一批次的可能对前一批次的非常不满，通过革前一批次人的命出道，比如尹丽川就痛斥过葛红兵的“身体写作”不彻底，与沈浩波等人主张“下半身”写作，把葛红兵等的“身体写作”概念发展到极致——要求诗歌“追求的是一种肉体在场感”，那些被传统、知识、文化、承担、使命等异化了的东西，“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初的、原始的、动物性的肉体体验中去”，“让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
现在回头来看，新生代作家可能是中国的嬉皮士运动群体。他们不屑于20世纪80年代那种追求富裕生活、民主生活的理想，或者对这种理想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屑于实际参加左派或者右派的社会民主或者社会反抗运动，对机制化的社会和生活充满厌倦，进而他们极端绝望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彻底否定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成就，从而走向文化和生活上的双重反主潮，这种情况下，他们皈依于身体（极端化之后又把身体归结为“性”），把身体作为反抗的武器，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如此，时过十年，新生代创作在长篇小说上成绩不高，卫慧、棉棉、葛红兵、安妮宝贝、雪漠等相继转向佛教，也显示了新生代身体写作思潮的衰微。他们的文学性成就是如此，在市场人气上的成绩也不佳，他们没有跟上韩寒、郭敬明等后起之秀的市场步骤，这群更年轻的作者抓住了青年读者群，而另一批网上崛起的真正的网络作家们，如南派三叔、当年明月、唐家三少、天下霸唱等的市场成就他们就更是无法企及。正如尹丽川在2011年的一个采访中所说：“以前大家都特穷，在那儿谈理想。等我再回来（2000年——笔者注），大家都在谈市场。”但是，显然，那个时候，新生代作家都没有意识到市场的力量，他们没有想过要在个人的个性、自由之外尊重民族叙事陈规、国家叙事伦理，或者，更加直接一点儿说，他们是一些个人趣味主义者，没有想过要真正尊重文学传统和读者接受。
民间 没有例外，但有相对较好的探索
如何整体性地评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呢？它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好的十年，但是，绝对是相对较好的十年。在这个年份里，大家的确不再那么关心政治，不再一心为了政治写作——这在整个中国20世纪文学当中，都是非常少见的，其实，任何政治，即使是所谓进步政治都是经不住文学的考量的，政治考量的无非是人间的功利，而文学要考量的却是超历史的真理。这使得中国文学开始有了某种更深度切入民族历史的底层，询问民族根性的可能，他们尝试跳出现有知识模式，到“民间”，去开掘用民族生活理解民族生活的可能空间。这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莫言。
莫言的《檀香刑》，对这样的小说，如果我们用启蒙叙事的大逻辑去理解，一定会不知所云，或者给出反面的评价，因为我们不能深入山东这个“地方性知识”的情景，不能理解“猫腔”的文化逻辑，不能理解把死亡当做一种“仪式”的文化意味，不知道《檀香刑》中“猫腔”式的唱和“普通话”的说之间存在的作为“异文化”的对比关系，就不能理解鲁迅笔下的看和被看的关系、杀和被杀的关系为什么在这里被颠倒了过来，人物的“猫腔”式狂欢其内在的行为逻辑，为什么和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的逻辑、“看客”逻辑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观念出发，我们需要指认《檀香刑》所呈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性小说类型，这个独特的小说类型和某种既定的地方知识深度联系，和我们今天的普遍知识构成相对的异文化对照，没有这种小说类型观，没有建立这种地方文化类型的特殊性视域，没有这种由地方知识类型而小说类型的观念，我们就无法真正解释这些小说。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真正的反鲁迅，莫言的《檀香刑》是一个标志：《檀香刑》是对鲁迅启蒙主义写作逻辑的悖逆，看客、刽子手、被杀者的身份意义及关系逻辑完全颠覆了鲁迅《阿Q正传》的描写。深入地阅读需要我们将自己设定为小说情境中的有机分子，同其中的人物一样感同身受地共享其文化的内部意义，我们相信，在小说的世界里，研究者可以通过移情的方式体验到被研究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世界，进而体验和理解其所在文化和特定的意义世界。《檀香刑》在语言和叙事态度上的尝试，具有先驱的意味，它开启了用地方性语言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深描的小说创作线路。
换而言之，莫言的小说，给理论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启蒙逻辑、用革命逻辑解释小说的方案已经行不通了。在莫言的小说中，小说家成了真正的“本地人”，小说成了一套符号体系，它不仅提供作为具体事件的符号，还提供事件和事件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的大小背景，它呈现文化形态静态图景，也呈现其形态及其联系，它自身就在避免孤立和静止，并且呈现或者隐含地呈现着某种自我理解和解释，因而构成着一个互相联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体系。在莫言这里，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现代小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存在要义并且诞生了自己的典范作品，这多少让人欣慰。小说家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天职，他们有义务去发现那些隐藏在民间深处，至今尚未被文人语汇污染的词语，这些语词比现时代的任何一种文人思想都要更靠近思想的本源，比当今任何一个文人语汇都接近真理的源头，将它们发掘出来，让它们在原始意义上发光放彩，而不要修饰它们，遮蔽它们，让它们赤裸裸地来到我们这个时代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就够了（关于民间问题的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阅王光东先生的系列研究成果）。
本文简单地勾勒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走向民间话语等。其实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根本症结是“农耕文明主导”，启蒙的假想敌是农耕文明，但是鲁迅等最后落入的恰恰是乡土写作用反乡土来眷恋乡土的怪圈，这个逻辑值得我们深刻玩味，而中国现代革命意识的核心价值却都是来自中国农耕文明，好在王安忆的创作对此有了反拨，她的作品逐渐开启了都市书写的大门，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问题的范围。在结束本文的时候，也许，我们还应该提起海子这个人。海子的死，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海子是一个同时具有世界眼光和地方知识视野的诗人、文学家。如果海子不死，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也许需要重写。
作者简介
葛红兵 1968年生，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创意写作与创意产业研究专家，文艺理论批评家，作家。文学代表作有《沙床》、《财道》、《上海地王》、《未来战士三部曲》等，编著有《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创意写作丛书》、《类型小说研究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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