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纷纷援手支持，或亲临抗议现场发表演讲，或在公共媒体上撰写文章。他们分享的一个共同看法是：金融腐败不只关涉经济政策，在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标志着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甚至危机。普林斯顿大学威斯特(Cornel West)教授在演讲中呼吁：“不可能将解决华尔街的贪婪问题转换为提出一两个具体要求。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种民主的觉醒。”
两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占领运动中相当活跃。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中，1%拿走了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这甚至是富有者也终将会后悔的不平等。”他将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1%所有、1%治理、1%享用”用作文章的标题，犀利地揭示出当下的现实何等严重地背离了美国的民主理想。他在现场演讲中指出，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中“损失是社会化的，而收益是私有化的。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扭曲的经济。如果我们继续如此，我们不会实现经济增长，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反驳极端保守势力对占领运动的攻击。他以经济数据为证表明，抗议者的愤怒是正当的，针对的目标是正确的。金融寡头没有为他们贪婪与欺诈的后果承担责任，反而利用他们的特权将金融危机的代价转嫁给普通纳税人。奥巴马出台的监管方案已经过于温和，却仍然遭到华尔街巨头的抱怨。现在民主党有了第二次机会重新来过。许多人批评抗议者缺乏具体的政策目标，他同意这方面需要改善，但认为抗议者的基本诉求是明确的，填充细节的工作应该由政治家和政策专家来承担。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么现在可能就到这样的时刻——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吧?”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可能。
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又是非常适宜的：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告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
2011年：
觉醒的时刻与开放的未来
如果将阿拉伯之春与纽约之秋以及欧洲各国的抗议运动汇入一个整体图景，那么2011年可能会呈现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时代》周刊将“抗议者”作为年度人物，《金融时报》看到了“全球愤怒”(global indignation)的征兆，而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2011与1848年的欧洲革命相提并论……也许，这是一个政治觉醒的时刻。民众的不满从未如此迅即而有力地转换为政治表达与行动。很明显，民众越来越严苛地要求正当的统治与有效的治理，这对任何墨守陈规的政权都是一个噩耗，无论是独裁专制政府，还是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
但新的觉醒也伴随着新的迷茫。在1968年，西方左翼将民主的希望投射给想象中的苏联社会主义。1989年，东欧与苏联的异议运动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中寻求未来的希望。而到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与纽约之秋的理想彼岸已经模糊不清。觉醒的民众不再接受任何独裁专制，但同时没有现存的政治模式可以完全寄托希望。如果说霍布斯鲍姆所谓“短暂的二十世纪”在1991年结束了，那么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正在见证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所谓“漫长的二十世纪”走向终结。这或许是远比人们目前所预计的更为深刻与久远的历史转折点。托克维尔在1848年写道：“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而新的际遇正是重新思考未来的时刻。
莱辛格(Lawrence Lessig)在2011年出版了新著《失落的共和》，副标题是“金钱如何腐化了国会，以及一个停止它的方案”。五十岁的莱辛格并非等闲之辈，他在二十八岁前在欧美名校完成了四个学位。此后两年在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助理，然后在芝加哥、斯坦福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担任讲座教授，也是哈佛大学Safra基金会的伦理中心主任。他同时是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家。莱辛格认为，美国的金权政治问题越来越严重，无法靠政策层面的改革来解决，必须发起实质性的宪政改革。近年来他和一群学者和活动家提出“美国的第二次立宪”(Second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建议，要求“重开全国制宪会议”来修改宪法。由于美国宪法第五条的苛刻限制，实施修宪动议非常困难。9月24日，莱辛格在哈佛大学主持召开了“制宪会议”学术讨论会，来自各种政治派别的学者和活动家探讨这一动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莱辛格的计划或许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对美国政治进程的不满已经蔓延到全国范围，实质性宪政改革的要求开始受到人们(包括一些议员)的重视。 福山是一位具有历史哲学意识的政治科学家，他从来注重经验事实对理论的检测与修正。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历史的未来》，再次展现出他的思想抱负。这是对二十年前“历史终结论”的反思，也是对“未来意识形态”轮廓的新构想。的确，福山从未(如某些传言所说的)完全放弃“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构想，他仍然坚持“现代化逻辑”是强有力的，任何特定的文化传统迟早都难以避免。但他现在强调，民主化的诉求并不能直接生成健康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这必须依赖某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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