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分析指出，在1848年之后，对工业化国家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在两种思潮之间的竞争中展开：一是致力于实质性民主的共产主义，一是信奉在法治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的自由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他们能赢得这场竞争，因为新兴工人阶级将在社会人口的数量上占据优势，最终会危及保守派和传统自由派。但是，两种意识形态竞争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关键的变化是，在服务业压倒制造业的所谓“后工业经济”中，工人阶级不仅在人口规模上停止增长，而且生活水准不断上升，他们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转变为另一种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工会来保护他们早年的辛苦所得。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政体的结盟要求一个中介环节：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成员的主导力量。福山的新洞见是，这个中介环节的生成具有偶然性，是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收益往往比例失调地倾向于有才能和教育良好的社会成员。在十九世纪，一个数学高手很难将自己的才能转换为资本。但在今天，他们可能成为金融操盘手或软件工程师，获取更高比例的国民财富。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前发达国家由中产阶级从事的工作，现在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为便宜的方式完成。这两种趋势都导致中产阶级的衰落。如果技术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发达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不能企及中产阶级的地位，那就会威胁自由民主的稳定性，也会废黜民主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而福山警告说，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那么出路何在?福山认为，当代左翼思想是贫乏的，没有对经济变化中的发达社会结构给出任何完整一致的理论分析，也没有阐明一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政治议程。社会民主的模式已经被耗尽了，福利国家在财政上不可持续的。中国的挑战是值得关注的，但他仍然坚持认为目前的中国模式难以持久维系，更无法让别国仿效。所谓“北京共识”实际上是西方学者的发明。
福山自己构想了“未来的意识形态”的轮廓。在政治上，新的意识形态需要重申民主政治对经济的优势，重申政府的正当性是公共利益的体现，支持更多的再分配，有效终止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支配。在经济上，要将全球化理解为一种必须在政治上细心控制的挑战和机遇，要衡量全球贸易与投资在什么程度上对繁荣中产阶级有所贡献。新的意识形态也必须批判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哲学基础(包括个人偏好至上以及用总体收入来度量国民福祉)。这种批判必须承认，即便劳动力市场是有效的，才能的自然分配也未必是公平的。他相信，这些理念已经零散出现了，但需要整合为一套融贯的理论，这将是一个左右两翼的思想综合。“替代性的叙事是存在的，等待着降生。”
欧盟危机与哈贝马斯的宪政方案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不只是经济问题，已经危及欧盟的治理机制甚至欧盟本身的存在。哈贝马斯被公认为当今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挺身而出，执意捍卫欧盟的政治与文化理想。
2011年6月，他联合十八位著名学者(包括鲍曼、贝克、赫尔德和莱维等)与政治家发表一封公开信，对欧盟政治的现状及其造成的长程危害深感忧虑，敦促各国政府官员担当政治领导的责任。“长期以来，欧洲领导人只是简单地应对眼前的事件，而不是直接面对危机的根源。这种就事论事的政治方式已经瓦解了欧洲的团结，在欧洲公民中造成了困惑和不信任。”公开信指出，仅仅重复“节俭”政策是无效的，欧洲领导人应当重返政治议程，提出南北欧地区人民都能接受的经济改革方案。只有新的政治才能恢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心。
11月，哈贝马斯在巴黎第五大学和歌德学院发表演讲。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哈贝马斯当时难以抑制激愤的情绪，抨击欧洲政客和技术官僚“毫无信念”，只是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势，不惜牺牲欧洲一体化的目标。而欧洲的公民变成了无力的旁观者。他大声呼吁“欧洲规划不能再以这种精英模式继续下去”。
他在新近发表的《论欧洲宪政》一书中指出，权力从人民手中滑落，技术官僚早就在筹划一场“悄然的政变”(a quiet coup d'état)。在欧盟的三个主要机构中，欧盟议会几乎没有影响，欧盟委员会搁置立场而无所作为，而真正在《里斯本条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欧盟理事会，但这是一个“从事政治却未被授权的政府性机构”。他担心，欧盟的扩张、一体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有可能发生逆转，战后一代知识分子追求与热爱的欧洲理想可能被葬送。
那么，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在《论欧洲宪政》提出，应该为作为整体的欧洲制定一部宪法，为所有欧洲人建立公民资格和投票权。如果欧洲人既是自己国家的公民，同时又是作为整体欧洲的公民，欧盟官员将会更有效地被欧洲公民问责，而不是只对各自国家的政府负责。他主张只有同舟共济，以更为紧密的一体化方案，才能克服当前危机中各自为政的分离趋势。无论他的宪政方案是否可行，他认为回到过去，回到那个相互竞争、彼此猜疑的民族国家的欧洲是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接受的。
苏联解体的道德根源
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许多学者专家重新思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由。美国俄罗斯研究学者阿戎(Leon Aron)与众不同，不是以惯常的角度(经济衰落，冷战的外部压力，不堪负重的军备竞赛与阿富汗战争，民族冲突，以及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等等)进行分析，而是从道德意识的层面入手，对苏联解体的根源做出解释。他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用了一个很长且耸人听闻的标题：“你以为你知道的关于苏联崩溃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苏联解体当然有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结构性原因，但阿戎指出，在1985至1989年间，这些结构性条件并没有发生任何突然的恶化，以至于当时很少有人预见几年之后苏联的解体。他认为，苏联社会真正的变化始于1980年代中期，来自人们内心的一种道德意识的觉醒：对虚假与败坏的精神生活状态的厌倦、憎恶甚至愤怒，使得现存的制度与生活方式“突然成为可耻的、不合法的和不可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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