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的开放是文化生命力的基本需要，开放是文化进步的绿色通道。对于人类来说，意识到文化和理性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意识到文化的开放性同样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在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开放的价值系统是其得以成长的重要路径，文化来自更高的启示，但并不因此而把自己视为无限。在文化的生命体内，它的开放的姿态是前倾的，保持了永远的谦逊和进步，因此与知识拉开了距离，文化始终在精神领域飞翔。文化不仅是静态的，更是动态的。不仅是一种行为结果，更是一种行为过程。赫尔德尔曾经关于文化民族性、语言和封闭性的边界已被世界的一体化所打破，在互联网时代，任何关于文化封闭岛屿的坚守已无意义。今天看来，某种文化价值的开放与封闭是检验其真伪的唯一尺度，这是文化来自更高领域参照之下、面向未来价值取向的基本特性。真正有积极价值的文化从来不会宣布自己封闭的标准和量化的指标，也不会画地为牢强调自身的神圣性与唯一性，它会袒露所有的问题意识并接受各种支持与挑战。西美尔认为，现代以来，统一的文化观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世界在经历“解构中心”的过程，一切文化价值都有重估的可能。这时候，只有文化的虚伪价值才用文化以外的力量来死守自己的价值系统，甚至拼死宣扬自己的先进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样的文化往往已经虚弱得不堪一击。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总体存在形态，任何先进文化都是来自一种魅力征服，其传播靠得不是武力和命令，它的魅力与亲和来自生命内部和谐的共振。文化的魅力弥漫在心灵之间，既不恃傲凌人，也不寄人篱下，内在丰沛充盈，又光洁动人。
人类在创造文化之后往往也会创造两种困境：其一，对于自己的文化创造过于迷恋，深陷其中而不愿变化和超越，最终形成一种文化的反制和奴役。本来，文化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灵的重要方式，也是战胜自然与自我的人间努力，但是，当某种文化进入自身的价值封闭以后，文化开始创造人类，生命开始受到文化幸福的压迫，工具理性开始压抑价值理性。这种困境中的文化已是走向衰败的标志，任何成熟的事物也正在接近凋谢，所以，凡是宣扬一种成熟的、完善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不是在理直气壮地说谎，便是在宣布自己正在走向死亡。深陷这种困境中的文化拒绝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以优秀论来继续加大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距离，它不相信文化间的差异恰恰是各自生命成长的需要。漠视个体与群体新的诉求下的文化心理状态，对于文化制度的形式结构所产生的问题充耳不闻，甚至固执己见。其二，一种文化诞生之后被文化之外的目的所利用，继而打造成某种绝对信仰，成为一种社会共同体成员必须保持忠信和服从的法则。如果说深陷自我迷恋中的文化正在走向衰败，那么这种困境中的文化已经是被杀死的文化，只不过用文化的裹尸布挥舞成自负的旗帜。这种困境中的文化不能解释成阿诺德的文化救世主义，其中的傲慢不是人文主义的，也不具有文化努力和文化尊重的真诚，只是把文化沦落成一种工具理性。顺延这种工具论的逻辑才有在权力意志的主导下，根据需要规划、建设其中的文化。显然，这种文化已经远离了文化的核心与价值，它的自负并不是来自自身的生命力而是来自文化之外的强力支撑。
既然文化来自更高的领域，真正的文化从来不强迫人，从来不限制人的自由，它的价值始终是敞开的。否则，它的价值封闭会吞噬人的自由和权利，还会吞噬整个世界。任何文化的工具化都是一种十分危险而又值得警惕的。韦伯曾经强调文化价值的多元性、自治性原则，世界上没有一种固定的永久价值可以适用所有领域，比如，适用于政治领域的价值在艺术和审美领域中就注定要碰壁和失败，由此，文化也必须同政治和经济清楚地区分开来。韦伯还认为，人类文化不是哪一种特定物质力量的自然而然的产物，在其背后交集着物质和观念的复杂动因。
哈里森经过对文化的悉心考察后把开放的文化与封闭的文化归纳为动态和静态两种价值观。在时间观念取向上，动态文化面向未来，静态文化更强调过去和现在，而未来的取向意味着开放、进取的世界观。在动态文化中，幸福的含义既包括工作、创造与成就，同时也包括尊严、威望与精神世界的满足，但是静态文化中往往不强调世俗层面的工作成就。动态文化重视过程、机会和权利，静态文化则强调结果和平均主义。动态文化将教育看作是发展的关键，而静态文化大部分社会成员不重视教育的作用。动态文化强调个人能力与个性张扬，而静态文化更注重家庭和裙带关系。动态文化中社会认同与信任超越家庭关系而进入整个社会，静态文化的信任只限于家庭和裙带关系，较少进行社会慈善活动。动态文化的社会伦理道德代码比较严格，静态文化中的公平与正义则常常与熟人和黑金有关。动态文化的权威是分散的、平等的，鼓励个性和不同意见，以弥补权威信息和知识的不充分，静态文化的权威是集中的、从上至下的，要求统一思想。动态文化鼓励异端，而静态文化强调步调一致。哈里森在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分析中并没强调文化的优劣，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知道动态文化缘自它的开放性，静态文化来自它的封闭性。开放性的文化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封闭性的文化会逐渐走向衰亡。这并不是文化的强势和优等对于文化的弱势和劣等进行整合、兼并的问题，而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进行文化选择而出现的结果。
二
文化宽容是自由的保证。赫尔普士说，宽容是对文化的唯一考验。文化的萌芽来自人类自由的冲动，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得益于宽容，没有宽容的文化是僵死的专制的文化，僵死的文化不适合人类的生命需要。胡适说：“如从历史上看，一切文化都向前进，而自由正是前进的原动力，有学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有不断的新科学新文化出来。”如果承认开放的文化、动态的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对于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的宽容就体现着这种文化的气度和生命力，拒绝和排斥任何有异于自己的文化恰恰是一种文化的不宽容。之所以对有别于自己价值观的文化保持宽容的姿态和心胸，是因为人类理性的局限与生命的生物性特征很难确定什么是世俗的唯一真理。波普尔曾经强调，虽然在科学中我们总是尽力寻找真理，然而我们却认识到，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掌握了真理。从以往许多令人失望的事件中我们已经明白，我们不必期待终极真理。在文化的开放和动态价值中，任何新的文化创造也都是为了被否定、被取代、被超越而诞生的，就像今天的存在是为了被明天取代，世俗真理的确定恰恰是为了让新的真理审判为谬误。这是文化和生命得以成长的基本机理，如果不对生命的成长和进步横加抑制的话，应该对所有到来的挑战和否定表示洗耳恭听，或者报以真诚的宽容，这也是激活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动力。在开放的前提下，文化宽容不仅是动态文化的基本特征，还是内心强大和自信的证明，它甚至有力量为否定自己的因素进行辩护。开放的文化和文化的开放性知道，文化如斯宾诺说的那样不是靠武力进行传播的，而是靠爱的能力和宽容征服的。 生命虽然存在着共同特性，但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每一个生命的所有生命需要都会有别于其他生命，这是生命的真实状态。在文化选择上尊重每一个生命的自由选择就是尊重生命的真实性，如果承认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个体生命无权要求他人服从自己的文化或进行与自己一样的文化选择。既然任何生命都无法抵御时间的吞噬，生命就具有天赋的平等性，其中的要素即是生命自由与文化自由，宽容则是对这种自由的基本保证。人类的基本事实是，所有生命的生存状态又是不平等的，平等仅是一种愿望和理想，不平等才是真实状态。正是不平等的生存状态给文化的宽容提出了生命的基本要求，不平等之中也蕴含了生命的天赋自由。人类的不平等状态给平均主义、极权主义提供了生存的借口，往往想用文化的统一性来结束生命之间的不平等，结果不仅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还消灭了人的基本自由。从文化的宽容出发，生命之间的不平等并不需要任何强制式的文化启蒙和文化供给，如果让生命失去了对文化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也就丧失了基本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全部涵盖生命的需要，任何文化对于世界的描述和修补也都是局限性和短暂性的，文化描述的选择性和局限性无法对应世界事实表象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的可能性。任何形式的文化也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无法避免自身选择的局限性。在生命的无限丰富性面前，任何文化强制都会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是在对生命进行权利和自由的剥夺，从而达到权力意志的统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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