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曾经强调，既然自由是人的最高权利，那么，如果仅仅为了取悦于一个疯狂或残忍的主人竟然完全抛弃造物主赐于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听从主人的命令做尽造物主禁止我们做的罪恶，这完全是自甘堕落，将自己贬低到动物的水平，或者是对造物主的一种侮辱。或许，伟大的造物主宁愿看到他的作品被彻底毁掉也不愿遭受侮辱。因为奴隶是不配谈论自由的。人类经验使我们知道，这种对于自由和权利的剥夺往往是从文化的不宽容开始的，文化的统一和供给已经潜藏了毁坏造物主的杰作的政治抱负和野心，但文化的不宽容并未能引起生命自由的警惕和重视。文化的宽容基本体现在对人的消极自由的尊重和保护方面，消极自由也应成为文化选择与文化交流和碰撞之间的主要态度，没有对消极自由的保护就不存在文化的宽容问题。人类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的无限可能性造成文化的永久性差异，国与国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文化选择也会永远面临不同，这恰恰是世界的真实。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如果尊重这种真实，让每一个体充分享有文化自由和选择自由，在一个开放的价值体系内部，这种文化自由会达到一种平衡。文化宽容是基本的文化姿态，生命和世界将因此而生机丰沛。在纯粹的文化领域，我们强调秩序下的自由，但是文化宽容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宽容有时候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宽容就不存在自由，每个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同时也为所有人做出选择，文化宽容是文明社会和生命自由的基础。只要把人当作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而不是手段，我们就理解为什么必须消除封闭文化与静态文化中的文化不宽容主张、进一步开放文化的价值体系。
三
开放与宽容的文化使社会和生命走向广阔的自由。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又是人类的梦想，因为文化的形成使人类失去了部分自由。文化的发展和复杂本是为了扩大人的自由，但是文化多被外力所利用，文化的真义已经多被扭曲。叔本华曾经激动地说，每一页书都证明，这些所谓的文化并不试图释放读者，而是在蛊惑中引你入笼。二十世纪的人类灾难也恰恰说明，文化的乌托邦主义试图实现一种文化的理想模式，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蓝图，要求社会共同体成员在一种文化价值下宣誓效忠，或是以文化的优势自居来消灭其他文化。这种对于文化多元价值的排斥和文化的封闭不排除其中的唯美主义理想，但是人类的许多灾难恰恰发生在这种激情动人的理想画卷。波普尔说，人类生活不能用作满足艺术家进行自我表现主观愿望的工具。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主张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都应该被赋予由他本人塑造他的生活的文化权利，这样做的界限只在不过分干预他人的自由。文化乌托邦在唯美主义与激情主义的作用下必然要求人们放弃文化自由和文化理性，从而服从于对这种乌托邦画卷孤注一掷的构建，最终使人类走入人间地狱。文化乌托邦的构建是以消灭人的文化理性为前提的，人的文化理性包括了每个人的文化自由和独立判断，这些又正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基础。文化理性又来自每个人的文化自由和文化宽容，开放与宽容的文化是其存在的前提，这些又成为制约文化乌托邦的敌人。尽管每个人的文化理性是有局限的，但恰恰是局限本身又要求文化的强制和统一。一个人的局限或部分人的局限不能服从于另一个人或另一部分人的局限，这应该是秩序的基本伦理。由于人性之中的恶，文化的强制和统一又极易与此合作构成对人的精神和行为的双重压迫。人的理性虽然是从人的自然生命有机相关性中分离出来的，但其明显带有文化的痕迹，不同的文化选择有着不同的理性。如果不限制人的动物性冲动，世界将因此失去了其本秩序。同样的是，如果不限制人的理性作用，理性也会成为恶的重要源头。如何保证人的文化自由，自然离不开宽容，而如何保证文化宽容，就无法离开对人的理性的制约。
对于人性之恶的有效限制应该是开放和宽容的文化价值体系，开放和宽容的文化把尊重人的自由放在了首位，同时又包涵了文化权利的平等姿态。虽然平等是一种人间幻象，但并不能因为其永远无法达到就放弃追求。比如长生不老永远是人类不可实现的梦想，同样的是不能因为其无法实现就放弃了对生命的医疗和保健。对于平等的文化追求会进一步限制人性之恶的膨胀，尤其限制公权力对于个体生命的压抑和摧残。在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中最大的并不是自然灾害，而恰恰是出自人类自身的专制权力。开放和宽容的文化使每一个生命都有文化表达和文化选择的机会，这种开放性和宽容性又进一步消解了某种权威文化的形成，以免让其构成集权主义的基础。在开放的文化语境中，每一个生命都成为文化的创造主体，他们不仅是文化的接受者，还是创造者，因此打破了文化创造的神圣性，使文化的发生重新回到社会。文化本不是个别精英所独揽的创造物，文化是每一个生命在存在过程中对世界信息的吐纳，文化的产生并不挑肥拣瘦。文化的开放和宽容会使社会进一步丰厚起来，而丰厚的社会又是生命的日常需要之所在。由于崇高是建立在文化乌托邦理想画卷之上的虚无，凡越是标榜崇高的文化越是压制人性的基本需要，崇高的文化还会以崇高之外的力量来限制文化的多元性。开放和宽容的文化会祛魅这种崇高，动态中的文化更多地去与现实的、具体的恶进行斗争。人的理性能力会在文化选择中甄别文化中的优劣因素。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现代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的社会性在不断冲蚀人的生物性特征，现代人又无时不生活在文化的枷锁之中。只有在开放和宽容的文化环境中，人才会在文化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开放和宽容还会对世俗权力的形成产生阻力。因为开放中的文化权威是分散的、平行的、多元的，在对世俗权力的集中和从上至下方面形成一定的张力，从而给生存在文化环境中的个体生命撑开一片空间。开放和宽容的文化的个性化特征能够使文化统一的步伐减慢，以尽可能地延长文化的多元化生存，从而给生命提供多种可能的文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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