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哲学史上看，哲学的智慧是从注视天空开始的。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具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曾预言过日食。历史上传说他有一次夜晚仰望和注视星空时，不慎跌到一个坑里，遭到世人的嘲笑。阿那克西曼德第一个发明了日晷，并以此作仪器测定了太阳的轨道和昼夜平分点。阿那克西米尼最先认识到月亮光来自太阳，并对日食和月蚀给以一种自然的解释。原子论的先驱阿那克萨戈拉在回答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时说，他活着是为了沉思太阳、月亮、天空以及支配着整个宇宙的秩序。
早期希腊哲学的显著特点是宇宙意识的萌发，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宗教神话，走上了理性思维的道路，热衷于从宇宙中寻找人类存在的最高意义。当时的哲学与科学融合在一起，天文学、数学以及自然知识中的所有部门都包含在哲学的范围内，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出现。到苏格拉底，他似乎对天上的星辰和云彩不感兴趣，而要求人们直接去认识自己。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成为探究生活和道德、善与恶所必需的东西。实际上，苏格拉底之前的智者哲学已把注意力转向人，转向人的精神和道德本质。普罗泰戈拉提出不朽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1)苏格拉底把哲学的主要任务视为“照顾自己的心灵”，即“认识自己”。黑格尔指出：“无限的主观性，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苏格拉底的学说中生长出来了。”(22)苏格拉底哲学标志着自我意识的确立。
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多种观点的胚胎、萌芽。”(23)从米利都学派萌发的宇宙意识到智者学派萌发的自我意识，都体现了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宇宙意识是从宇宙的视角思考人生，以沉思宇宙法则为人生目的;自我意识是从人生的视角思考宇宙，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无论是以宇宙意识为主的哲学学派，还是以自我意识为主的哲学学派，实质上都联结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是对如何把人类安置在宇宙之中的理性思考。哲学作为宇宙人生辩证运动的理论形态，其发展正是一个宇宙意识与自我意识不断得以强化的过程。从古希腊哲学的原子论与理念论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从近代哲学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到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都是在不同的内涵和层次上对宇宙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深化。
从中国哲学史上看，东方哲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人的最高生命境界。如果说希腊哲学意在爱智，那么中国哲学志在“闻道”。所谓道，有天道与人道之分。“天人之际”是其探究的主题。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家老子《道德经》的核心范畴是“道”。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哲学的道论既是一种宇宙本体的形上思考，也是对人生现实问题的深切忧虑和关怀，是对人生自由的理想境界的渴望和追求。庄子所主张“道”也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本体之道或宇宙之道;一是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与老子从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的哲学系统不同的是，庄子更注重第二方面。他把客观的宇宙之道内化为主体的精神境界，前者仅仅是作为后者的一个极终支点而具有意义。庄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寻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这种人生境界之道，是从主体生命所开发出来的一种心灵状态。这种心态要求从内心深处做到与“天地精神往来”，从而使人超凡脱俗，飘逸物外，寻求永恒之逍遥与解脱，体道成真，直至其最高境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儒道互补的结构。如果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人的终极关怀具有自然主义的色彩，那么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人的终极关怀既植根于现实的人生，又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孔子既以崇敬的心情赞美“天”之伟大，“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又确认人在天地万物中的至上地位。他既以“闻道”为人生的一大要事，有一种“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又以“仁”为人安身立命之道，注重理想人格的培养。作为人之本质规定和人道根本的“仁”，是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因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并把“圣人”的理想人格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圣人”之仁是纯粹之仁，“不是离了仁而为圣，圣只是行仁到那极处。”(24)孔子“不怨天，不尤人”的精神境界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使命感，标志着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从《孟子》的记载来看，孟子的“天”具有宇宙生化之大本的内涵，又在此广阔的视野下着力弘扬一种“大丈夫”的“浩然之气”：“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的这种“居仁、立礼、由义”的人生境界十分崇高，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宋代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5)的远大志愿;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显然都与先秦儒家以仁释人的价值取向和人格完善的思想有着内在的关联。
中西哲学的发展说明，本体论或形上学蕴涵着人的终极关怀或安身立命之道的问题。我国古代《易·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泛指有形之物，“道”是无形的本体范畴。安身立命不能不与终极关怀连在一起，而终极关怀只能在“道”的层面，不能在“器”的层面。康德把形上学理解为这样一门科学，它的对象不是经验的内容，而是纯粹理性本身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朽。总之，对于世界最真、最本质的是什么，人生最高意义是什么，构成本体论或形上学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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