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很快就从符号飞跃到语言符号，详细说明更明确的意义，那么我们需要更贴切地定义形象，把它视为一个图像来阐释，而不是宗教的或象征的圣像。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指定，使一连串阐述都随之不同，我们对图像赋予的想法意义决定了我们对绘画的阐释，图像每天形成的意义就像被画像的人一样不停的变化，这种意义往往部分地取决于画家对他或她的反应。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推测蒙娜丽莎会是怎样的人；她的身份对达芬奇有着什么特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幅肖像放到更广阔的文化术语中，把它作为女性化的图标符号，这个符号的意义需要同那个时期女性图像的原型紧密联系起来才能进行详细分析。现在大多中规中矩的艺术史学家就用这样方法对作品进行解码的。
在任何一个合理的阐释中，从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不断追求符号意义的内在逻辑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绘画特色的挑选以及这些绘画的意义，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符号引起的想法不断累积，每个符号都被重新定义。因此，现代人对作品的阐释解码就像记录着画家对模特的反应，他们赋予了嘴唇的形状很多意义，让人觉得微笑如此神秘迷人。这种阐释常常失去控制，而不得不创造更多的符号来揭示这个形象的神秘性，这个特殊造型的脸让画面蒙上神秘的面纱，让那遥远的景色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内涵。正如理论上所说，这个符号化过程是没有限制的，我们就倾向于认为有价值的阐释要么抑滞符号的不断意指，要么激发符号产生更丰富的意义。事实上，被广泛热捧的伟大杰作产生如此繁多的意义，让我们感到厌恶，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会采取极端的对策，插入一个相反的符号，比如胡子，以消解微笑的意义。当去除了艺术作品多余的装饰以后，这些杰作就只能作为伟大而陈腐的典范放在博物馆里，成为博物馆中文化地位的象征，那所谓的微笑则变得苍白而毫无意义，还不如卢浮宫《蒙娜丽萨》前面的防弹玻璃护屏。
把艺术作为一种符号或者一组符号来看待，这的想法不只是在这几年才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种趋势确实带有语言学的偏见，但其实在很早以前，语言研究的那套模式对视觉图像的影响就已经很深了。首先我们主要的交流中介是言语和文字，我们对符号系统的理解是以对语言的理解为基础的。进一步说，我们对视觉图像做任何阐释都不能避免用言语来叙述。当我们阐释一个艺术作品时，我们在自己的脑海中把它作为文字符号而建构出这个作品和它的意义，然后再详细阐述和思考符号的意思(或者,如同迈克·巴克森德尔所说，“一个人做出一张图片的描述与其说是图片的再现，不如说是人对图像进行思考过程的再现”)。
现在都喜欢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艺术，这也是起源于对传统视觉艺术象征理论的反对。我们常常认为视觉图像几乎没有文化在中间运转，它的运作方式比文本更加简单。长久以来，有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的常识，我们觉得视觉图像显得更加自然，它是对现实的复制而与语言不同，它没有经过习惯性地编码来再现。具有广泛影响的西方现代文化也加强了这个趋势，在西方现代文化里，视觉再现看起来比语言再现更原始更本能。例如弗洛伊德对视觉和文字作的基本区别，他认为视觉上客体的呈现是在无意识中运行的，而发展了的文字的呈现则需要通过意识来思考，于是图像看起来比言语或文本便处于一种更纯真和原初的状态——更容易超越文化形成的特性而成为一个自然符号。所以，如果充分了解了符号中文化规则的复杂性，就能像文字运行方式一样指向视觉图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当我们想描述一件作品进行时，今日文化分析的模式就让我们走向语言的类比，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使用语言，我们是否能设想出艺术成为符号或组合符号，如同言语或文本一样？对类比的限制不只是因为图像缺少语言的所谓双重交流——符号材料的第一个交流(分节)是一个没有任何语义学意义的子单元(比如语言中的音素)，他们通过一定规则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符号(例如一个单词)——就是第二个分节，第二分节每一个单元都具有意义。对语言学的同构有一个严格的限制，那就是视觉图像一般来说都是连续性的，不会像一个文本中的单词或短语一样完全分成不同的单元，并且，字典能详细阐述符号与意义之间编码的关系，而视觉再现的编码过程却没有建立一个与之相当的被公认的系统。只有一个例外，比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这种类型的文字语言的形态是通过对约定俗成的象形图案的明确编码而形成的。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是语言的结构决定了系统的逻辑过程，而不是由习惯性的视觉形式来决定。
西欧传统艺术理论采用再现的自然语言论述成像过程，但是对这个语言产生过程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的。自然主义精确性的要求对一幅画是否栩栩如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文字有字典和语法来对其用法和意义进行明文规定，而绘画形式和它们的组合体并没出现过这种规则对其进行定义。人们习惯于说制作图像的字典就是自然字典，但这样的字典如果不能通过上帝的思想反应出来就只能算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
传统的宗教绘画和世俗绘画的视觉讽喻非常繁多，这些讽喻经过编码再现了抽象的品质，比如善与恶、虔诚、圣徒、希腊众神等神话中的名人，以及英雄，但是所涉及到的编码并没有明确地建构一个自律性、具区别性的视觉语言。把艺术表现中特定的母题与意义相联系是基于文化知识，由散文诗歌等文字形式来完成联系。我们把一个女性形象的图像锚定成希望的象征，不需要靠任何专有视觉来解释这个基本原理。并不是认为锚定的那个明确形象以某种方式在观者的脑海中浮现希望的想法，而是锚定物本身就被看做是希望的象征。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文化层面的，甚至可以只用语言解释给外行听，但并不是视觉讽喻或象征只有以文字形式出现才能更精确更完善地阐述；就人类的心智而言，人们总觉得视觉再现往往比任何对等的文字阐述更加生动、更直接地表达了意义。以圣母为例，她的图像展现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年轻女性形象，这个被定型的形象身穿蓝色长袍，坐在光滑的宝座上，美丽而端庄，怀抱一个小小的婴儿，令观者想到圣母玛利亚真实形象的人格和神性。一方面，文字能对相关形象的特征做出精确的描述；另一方面，视觉图像却具有某种能力把圣母玛利亚的神秘感具体化，没有文字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图像确实有这个能力让观者相信永恒的、非物质性的神性显现其中，正是因为图像具有这样的能力才让那些反偶像崇拜者对图像变得更加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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