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个体的批评为何如此艰难？
1
■多次面对出版家们如此矛盾的看待批评，我不禁产生一种荒谬的文化感。
■学术本是天下的公器，学者当以超我的自由之心进取。但当下中国学术却普遍职业化和私有化，沦丧为学者个人谋生致富的资本和手段。
■利益最大化原则不仅让学者普遍追求高产、超产，求量不求质，甚至于弄虚作假，窃取功名。面对学者这样的“生存状态”，针对于个人的学术批评，不仅是说破皇帝的新衣，甚至还可能是釜底抽薪。“真金不怕火炼”，然而，在一个学者普遍放弃了追求高品质创作的学术理想的学界，设防“批评个人”当然成为一个流行心态。
批评个人就是伤害个人？
2009年以来，因为我对春晚等大众文化现象的批评，得到了一点社会关注，用俗话说，就是“有点名气”。这点名气的特别表现，便是先后有多家出版社主动上门求议结集出版我的文化批评文章。上门的出版社来自京城内外，南北东西，出面的人物从编辑到总编，男女不等。
奇哉怪也的是，虽然上门求稿者来路各一，却都在履行了“希望合作”的热情和渴望的程序之后，最终对我如约提供的书稿予以否决，而且否决的理由均如是：您这书，我们非常“欣赏”，但书中文章批评矛头大多针对个人直言，我社不能承受“大作”这样集中批评一系列个人的压力。
很明白，企业化运行的出版社是不会为一本书得罪多人的。我写的批评文章，所批评的对象，就人物而言，除了文艺界的数位著名人士，还有多位影响不凡的学者，他们都是各出版社抢手的作者。据悉，出版社真正担忧的是，如果贸然出版我这部书，势必会丧失这些作者或潜作者。
出版社对“批评学者”设防，当然是认定了“批评学者”就是对被批评的学者个人的“伤害”。在这样的认定下，批评的价值就可疑了，批评的是非也无意义了。主动上门的各家出版社，不仅如出一辙地对我的书稿“前求后拒”，而且无一家对我批评的是非提出质疑，相反，出版家们均不约而同地表示对书稿中的诸多篇章的赞赏。多次面对出版家们如此矛盾的看待批评，我不禁产生一种荒谬的文化感。
学者为什么害怕批评？
学者是天生的批评家，他的天职就是批评。在现代思想启蒙时代，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与卢梭的批判立场，为现代文化开拓的精神路线就是一条质疑与建构双重变奏的批评路线。在这条路线上，作为现代哲学的灵魂人物，康德将他的哲学定义为“批判哲学”，是从形而上的高度主张学术的批评理念。无疑，没有现代性的批评精神及其实践，就没有现代学术和文化的建构与发展。
从康德的启蒙思想可知，学者批评的权利来自于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人的理性的本质和权利。人皆有理性，人皆有思想自由，因此人皆有批评的权利。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换言之就是，我批评故我在。所以，当我们说学者是一个天生的批评家，我们同时也肯定了学者是天生要接受批评的。
在批评的问题上，学者与普通公众的差异，不在于是否享有批评的权利，而在于是否自觉和有效地运用批评的权利。就此意义而言，学者之间的相互批评，本是学者基本的生存方式，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常态和应有之义。然而，在当今中国，我们学者相互间却不得不面对“批评个人”的森严防线。
为什么批评者害怕批评？为什么批评学者就是伤害学者个人？我们首先会从上世纪的中国历史运动中寻找答案，而且我们会把原因归结为上世纪的“文革批判”。“文革批判”所实施的对被批判者个人的“人身攻击”，是要“从肉体到灵魂”打倒、甚至摧毁被批判者。这样的批判，只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准确讲，“文革批判”的出现，正是因为当代中国社会长期压抑和取消了正常的学术－文化批评的一个极端恶果。在文革结束30年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还以防止“文革批判”的心态来设防批评，只能表明我们对批评的认知还没有走出“文革批判”的阴影，还不能正确认知批评的学术—文化价值。 当今中国学者害怕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心态，症结在于王国维为现代学术所奠定的“求真悦学”的学术情怀瓦解了，在于陈寅恪所称赞于王国维的“独立自由之意志”不再是学者追求的思想境界了。学术本是天下的公器，学者当以超我的自由之心进取。但当下中国学术却普遍职业化和私有化，沦丧为学者个人谋生致富的资本和手段。
因为没有“求真”之心的自律勉励，更因为“独立自由之意志”被置换为谋利求富的无限欲求，学者从学术真理的自由追求者换身为学术生产的机械奴隶。在此前提下，利益最大化原则不仅让学者普遍追求高产、超产，求量不求质，甚至于弄虚作假，窃取功名。面对学者这样的“生存状态”，针对于个人的学术批评，不仅是说破皇帝的新衣，甚至还可能是釜底抽薪。“真金不怕火炼”，然而，在一个学者普遍放弃了追求高品质创作的学术理想的学界，设防“批评个人”当然成为一个流行心态。
被学术利益集团绑架的学术批评
学术私有化，也就是学术利益化，学术共同体裂变为利益公共同体。正是利益的分裂，使中国学界丧失了“基本共识”。我们在上世纪的中国恐怕很难预料，进入21世纪之后，连小学生都可以辨别的抄袭行为在当今中国的名牌大学中却屡屡出现是非不分的怪现象。为什么连抄袭这样的基本学术是非在我们的学界都没有共识呢？当然是利益的判断取代了是非判断。而且，学术功利化不仅存在于学者个人层面，甚至也不限于各种学术利益集团，学界一再呼吁要取消“逼良为娼”的学术量化管理体制，为什么它仍然盛行在各阶层学术管理中？因为在功利化的学界，只有“量化”能显示“业绩”(政绩)，也只有“量化”，才可能“公平”各种利益。在此学术生态下，针对个人的学术批评，不仅“伤害个人”，而且势必“危及”个人所属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我们就可见到，在一系列揭批重大学术造假和抄袭行为的事件中，各种学术利益集团，总是枉顾学术是非和基本的学术原则，做其成员学术不端行为的庇护伞和挡箭牌。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