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普遍丧失了学术理想和真理信念的学界，公共学术的是非之争必然会沦丧为学者之间的利益之争。在学术私有化的语境下，任何针对个人的严厉批评都会被解读为利益驱动下的“人身攻击”。这就是当下中国学者害怕“批评个人”的症结所在。
在当今学界，学术泡沫化和学术不端行为盛行是与正常有效的学术批评的缺失并行的。准确讲，正因为严肃有效的学术批评的缺失，学术活动变成了无监督、无原则的廉质劳动，以丛林般的无序行为推进。
“不针对个人”使批评流于空俗
一方面是学者害怕批评，另一方面就是学者不敢批评。学术是非和学术批评的价值，就是这样被人情化掉了。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百余年的现代变革，但至今仍然是以“人情社会”的原则运行的。当什么东西联系上“个人利益”，“是非”就被“人情”取代了。我们看到，在当下学界，批评与否，如何批评，通常就是一种人情操作。
在人情化的语境下，“批评伤害”的程度，当然是以批评的严厉程度和针对性的强度相联系的。曾有媒体朋友告示我，批评文章不是不可以写，但是最好不要针对个人，“对事不对人”，只谈现象，不点人名；如果一定要涉及个人，最好用语含蓄一些，委婉一些，这样的批评才是媒体欢迎的“稳健的批评”。遵循了这样的“稳健”原则，批评文章当然只能写得绵里藏针，含沙射影和似是而非了。
时下流行报端的“批评文章”，大概就是被青睐的“稳健批评”。这些文章妙笔生花，圆滑婉转，千百字下来，却不见作者是非意见的真面目。公众感到当今批评文章日趋晦涩无聊，当然是“稳健批评”所不可避免的效用了。这样的批评的意义，宗旨不在“批评”，而在“批评的稳健”。这是一个反对批评时代的批评策略——不能从文化形式上取消批评，就从精神力量上瓦解批评。 对“批评个人”设防，批评的妙用当然就由否定变肯定，由批评变赞美了。在当下学界，真批评的文章很少人愿意写，写成也难得问世，而赞美的文章却大行其道。在学术私有化、批评人情化的语境下，赞美是“利好双方”的“善举”，有利而不需负责任，因此滥行无忌。当下的书评，之所以缺少公信力，于读者无可借鉴，原因就在于书评都嬗变成了兜售赞美的“书捧”。
对“批评个人”设防，实质是限制批评的自由。批评是一种文化行为，批评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人，不是抽象的存在，总是由具体的个人来表现的。文化(包括学术和社会活动)，也必然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承担的。因此，批评总是要针对具体的个人(或个人组成的团体)来进行。学术的特性决定了，学术批评针对个人，则是不可或缺的学术行为。当批评被限制“针对个人”的时候，批评只能言不及物，虚拟假说。这样的批评是被先天阉割的无力量的批评。而在学界设防“批评个人”，实质是对学术创新力量的扼杀。
时下中国媒体很流行从法国《费加罗报》舶来的一句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学界普遍对“无意义的赞美”乐此不疲。为什么？因为没有“求真悦学”之心，缺少“独立自由之意志”，所以无是非判断，无耻感地追求虚假的荣耀，谋取利益。今日学者多感慨于时风的虚假和溃败，然而，沉沦于时风并且为之推波助澜，实际上已经是我们不少学者当下生存的常态，“非道德化求胜”正在成为不少“新锐学者”唯一信奉的“人生道德”。
鲁迅说：“因为多年买空卖空的结果，文界就荒凉了，文章的形式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文人虽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为了出力的吹，壳子大了，里面反显得更加空洞。”(《准风月谈·由聋而哑》)鲁迅在近80年前的话语不正是我们的学界现状的写照吗？
真的批评，必针对个人，必见性情和血性
批评是为求真而辨明是非，批评亦是为理想而促成变革和推进发展。学术的发展离不开批评，健康和谐的社会也离不开批评。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中，观念的更替和秩序的重建，面临着价值混乱、甚至价值虚空，以及与此相应的精神沦落。因此，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批评的必要性都更加重大。
在人文－社会学的层面上，批评既是是非之争，又是基于理想观念的价值选择。追求真理的批评，必然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交锋，从而表现出批评者的性情和血性。不同的批评者，当然有不同的批评风格；针对不同的批评对象和主题，也会运用不同的批评手法。然而，在人类文化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家，在坚持真理和揭露虚假时，都会表现出当仁不让、刚直不阿的正气。鲁迅做批评一生，最痛恨的是“戴着假面”的学者，一定“将它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鲁迅说：“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蔑半句。但是，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求真”之所以对鲁迅如此重要，因为“求真”是批评的基石，也只有“求真”，批评才不是做戏和敷衍。
鲁迅不留情面的批评，当然是不见容于一个世俗的现代社会的，因此，现代中国历史见证了鲁迅被围剿和孤愤的人生。然而，一个世俗的社会如果不想沦丧于市侩、平庸和糜烂的精神境地，就必须有鲁迅式的批评者的精神担当和诚勇的战斗。我们知道，正因为鲁迅不留情面的直击他所在时代的一系列学者文人，从学术到观念，从为人到观念，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真性情、真血性的现代中国文人，而且为现代中国民族精神注入了强健的批评意识，从而让一个濒于衰朽的民族焕发了生机。然而，也正因此，鲁迅成为宏扬现代学者“独立自由之意志”的伟大典范。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进程中，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推动了人类理性的发展，也因此发生了不少伟大的思想先驱因为观念冲突而互相抨击直至反目成仇的例子。卢梭和伏尔泰，是两位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坚领袖，但是两人的思想观念却互相抵触。1755年，卢梭把他的得意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送给伏尔泰，得到伏氏的回复却是：“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而卢梭以抨击伏尔泰一首关于里斯本地震的诗作还击：“一个荣享各种福惠的人，却在个人幸福的顶峰打算借自己未遭受的一场重祸的悲惨可怕的影像使他的同类满怀绝望，就这人来说此种论调的荒谬尤其令人作呕。”(此段引文转引自［英］罗素《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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