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的哲学体系是政治哲学体系，虽然早已提出了“命”、“道”、“无”等具有本体论哲学性质的最高命题或范畴，但由于未能形成自己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体系，所以始终难以摆脱经验主义实证论方法论的束缚，使哲学的发展跳不出政治哲学的体系，而发展到本体论哲学体系的领域。王弼虽然天才地建构起民族本体论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基础理论，但由于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全部哲学史发展，都未能趋向本体论哲学体系发展，所以他的天才理论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缺陷，不仅使我国的哲学思维模式凝固不化，始终停留在低层次阶段，而且使自己的思想体系庞杂纷乱，不仅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相混杂，而且宇宙生成论、构成论、本体论、经验论、实证论等等混杂一起，兼容并包，全而无主。这就是王弼所批评的，由于舍本攻末的认识论与方祛论的错误所造成的，五千年历史所铸成的凝固模式，已积重难返。宋明理学虽然借助了佛学的体用一原认识论与方法论，得以勉强贯通完善民族唯心主义的封建主义庞杂的思想体系，但其体系的基础并未改变。无论就其唯心主义哲学还是唯物主义哲学都只是一种倾向，而未能建构起自己的完整体系。所以他们的哲学往往唯心论与唯物论都有，要确定许多哲学家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往往十分困难。比如对《周易》、老子、孔子，就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一说是唯心主义，一说是唯物主义。即如董仲舒，大家一致认为是唯心主义思想家，但又无法否定他思想中包容的唯物主义积极的成分。如王充，大家一致认为是属于唯物主义思想家，但他的《论衡》终也未能摆脱“命定论”唯心主义的束缚。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像王弼所说，运用崇本息末、崇本统末、崇本举末的认识论与方法沦，来弄清民族思想体系及其哲学发展的基本特质，仍遵循着老的舍本攻末的思维模式，我们尽管能获得许多具体可喜的成果，却终难以把这个历史悠久而庞杂的思想体系理清。由是更显得研究王弼玄学的巨大意义，尽管它未能在历史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选自苏东天著《易老子与王弼注辨义》（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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