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奠基在对以“思维内部”解决“思存统一性”的颠破。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本身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构造，其实就是用历史的思维原则去解决历史思维与历史存在之间的对立。而在马克思这里是人们通过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消解思维与存在对立并在实践中通达的。当我们说思维来自于存在，存在本身又要靠思维来确证，这是一个认识的循环，如果任意截取出其中的存在靠思维确证来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显然是真正的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显而易见，历史在马克思看来是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基本前提、历史思维萌生的基本来源。“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建构起了其对象”的说法只是黑格尔在概念中传达一种思维与存在和解的思辨逻辑的表达。但是，“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p75)马克思从思辨的观念主体走向社会历史领域，“概念自我生成的创造性和推动原则变成了实践地改变现实的革命诉求，以应对国民经济学作为现代使命社会之科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在这一思想转移中，历史被理解为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实践过程。” [12]故而，以“资本”建制的社会形态中人受资本控制和奴役的异化生存境遇是马克思直接面对的那个“历史”。也只有从这个“历史”存在本身才能够合理地引出“历史”解释原则。如果单纯地以哲学思辨，在解释原则的思辨逻辑中实现革命，都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13](p117)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目的不再仅仅作为一种解释原则去对“世界”的“解释”，而是更在于如何能够清除阶级社会条件下人的异化，最终获得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的问题。
三、作为“面向中国问题本身”的辩证智慧：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范式转型
任何一种对于马克思的理解都是处于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其诠释的有效性一定是“历史的”。当目前的哲学界努力将传统教科书批判作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起点”的同时，是否可以说它既推动了哲学的理解，也必须分担传统教科书的历史局限。一旦有了这种自觉的研究意识之后，至少明确地认识到没有时间的思想观念创新必定将理解结果视为绝对真理。这样一来，作为“流动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被“石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联也有可能在理论自我喧嚣中慢慢淡出实践本身。的确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鸿沟”，理论如何真正代言异质性的社会事实早已成为了“顽固”的“哲学事件”，它已经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哲学耻辱”。[14]理论作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抽象”必然会丧失掉社会事实本身的“丰富内涵”，用这种丢失掉诸多社会事实内涵的“理论”再去指导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必然出现“实践的错位”。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能够洗清这一“哲学耻辱”将是其显示历史高度的重要使命。而这就更加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应该从“哲学语境”中的讨论，转型到更加有效地推进如何能够真正代言社会现实这一基本的理论地基上。
首先，在苦于“资本之发展”与“资本之不发展”的二难困境中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定位中国前景。座架在全球化与现代性之中的中国，由于自身的历史处境已经毫无选择的踏上了资本发展之路。但是，中国的发展依然处在较为低的层次，因而，如何探求资本的发展成为了首要的方法论原则。同时，由于资本的引入，必然会切实地进入资本逻辑时空中。一方面资本有着“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15](p925-926)正是资本不断“增值”的逻辑实现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逻辑具有自身的“自悖性”，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6](p47)同时，资本逻辑导致的社会价值的扭曲、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等。就是说，在发展社会主义资本的时候，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资本，至少中国现实的两极分化，社会对于公平、公正以及对于改革成果的共同享有问题日趋关注，这些要求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对待资本。特别是在社会面对的现实问题时，展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应有的高度。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就是要摒弃将资本在当今中国存在的合理性推及至中国人永远受资本支配的恒定性，甚至推及至整个人类永远受资本支配的恒定性，而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资本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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