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能够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和大家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交流，讨论一下“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的问题。去年是文明对话年，联合国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我们又碰到了“9·11”，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有很多人认为文明对话过于理想化，因为现在我们碰到的基本上都是文明冲突。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在美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日本的一个教授叫福山，他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他利用黑格尔的一个观点指出，在人类社群里各种文明冲突、文明讨论基本上结束，只有一种观点、一条路线是人类共许的，即从西欧开始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模式，而这个现代化模式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早期孔德所说的从神学阶段进入哲学阶段、再进入科学阶段，迷信的宗教被形而上的哲学、科学理性所取代。
众所周知，现代化可以有四个不同的侧面：第一是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要想现代化是很困难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是现代化不可否认的途径。另外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多元多样的，它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标志。第三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社会利益通过企业、媒体、学术、宗教或者社会运动等把社会动力调动起来，它也是现代化的标志。第四是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尊严也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如自由、民主、理性、人权、法制等。福山的观点提出不久，我的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基本理念。他认为21世纪在国际社群的冲突中，经济冲突、政治冲突还好办，最难的是文化、文明的冲突。他特别指出西方文化发展面临两种挑战：一种是来自伊斯兰的文化，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另一种是来自“儒教文化圈”，以中国为主的挑战。亨廷顿的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宰制一切的观点，应该说这条路很曲折，不象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很容易走上。亨廷顿的基本理念是：西方和西方之外有矛盾冲突，但是将来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无法与西方文明对抗，西方文明将来还是像福山所说的那样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也就是西化、现代化、全球化。这是一根而发，它来自西方，来自美国，既不是来自东亚，也不能来自伊斯兰的文明。
可是，我们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的学术界，也不仅在“文化中国”的学术界，也包括在美国、西欧的一些学者，包括在剑桥，在哈佛，现在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提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前的看法是现代化出现以后，传统就消灭了，现代化和传统是冲突的。现在我们认为，传统在现代化中不仅有消极的一面，还有积极的一面。关于“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我曾编辑出版过一本书，即《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所谓儒家传统，按照我的观点是多元多样的，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儒家传统。我的构想是，儒家传统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考虑。在历史长河中，儒学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主流(公元前6世纪孔子时代一直到汉代末期)。假如没有儒家文化的发展，中华文化认同也许就有不同的形式。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儒家文化在早期做出了一些贡献。很明显，比如说孟子。孟子曾提出人禽之辨、夷夏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突出人性、文明、义理和王道的儒家人文精神。这些问题的提出逐渐塑造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模式。当时，孔孟思想在政治上影响不大，后来在教育、文化上影响逐渐扩大，逐步深入民间、深入政治文化，为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应该说在不同的时代，儒家文化处于不同的地位。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儒家只是百花中的一花，就不算是主流。汉代即使独尊儒术，在早期也主要是黄老，后来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儒家文化比较受到重视。虽然儒家文化是主流文化，但也和其它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参照。中国文化波澜壮阔。由于异族文化的介入，加上玄学，也就是道家文化的发展，儒家文化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政治上、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最好的知识精英里，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不大，没有像佛教文化或者道教文化的影响那么大。我曾经面对台湾来的一些学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汉朝建立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谁?其实我心里想的应该是玄奘。像玄奘到西天取经回来之后，唐朝大帝国放假三天，唐朝的皇室出来迎接，然后在西安建立了翻译馆，有几千人来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这在儒家的传统里不管是韩愈、朱熹还是后来的王阳明，没有一个儒家的学者曾享受到过如此的风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儒家文化不是主流文化。
从11世纪(唐末宋初)儒家文化复兴即宋明儒学开始复兴，儒学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儒家文化从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成为(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所说的)东亚文明的体现。儒家文化从中国传到朝鲜、越南、日本、东南亚有海外华人社会的各地。19世纪中叶，从鸦片战争开始，儒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冲击，特别是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冲击，逐渐从政治、社会、经济各个层面撤退，发生了李鸿章所讲的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化使得儒家文化逐渐在中国精英知识界影响变小，很多人成为批评儒学的健将。比如在“五四”时期，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成为批评儒学的健将。儒家传统事实上在中国受到各种批评而逐渐没落。建国以来，儒家文化发展也很曲折。现在，“儒学到底有没有第三期发展前景”的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儒家传统受那么大的冲击，已经非常残破，千疮百孔。很多象柏杨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儒家文化所带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文化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就成为大家考虑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由于受到西方启蒙运动代表的人文主义等的冲击，基本上被解构了。儒家文化被认为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它和经济上的农业社会与宗法社会、专制政体有着密切的不解之缘，这被认为是儒家阴暗面的问题。从正面的角度看，儒家文化经过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进行了自我调节。儒家作为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在受到冲击后，自己可以进行调节。100多年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西方现代化文明对儒家文化进行一个彻底的重构。这一任务非常艰巨。从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冯友兰、张君劢等，到1949年建国后海外的牟宗山、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一直在做这一工作。到现在为止，至少有三代人在设法对儒家传统受西方挑战、被解构以后，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做些调节、进行努力。这中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以前大家认为是儒家本质定义的“三纲”现在基本上被消解掉了。而西方文化代表新的价值，如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都不是从儒家文明发展起来的。从事儒学研究的人，也都接受这些价值，并且认为是普适价值。即使是研究儒学、认同儒学的学者，也应该把这些价值融化在儒家文化里，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发展儒学。更重要的挑战，还来自女性主义、文化多元等思潮。21世纪儒学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还是一桩疑案。有的学者提出儒学即使有发展的可能，还是不希望它发展，而是应彻底解构掉儒学。像蔡尚思先生说，“文革”的时候是假的批评儒学，现在我们要真的批评，要把儒学基本上批判掉。李慎之先生也从自由主义角度对儒家进行更严厉的批判。去年我参加联合国文明对话小组，对此有了新的理解。我的问题是：如果亨廷顿是正确的(亨廷顿的观点是说虽然将来西方文明面临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冲突，但将来还是一枝独秀，那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是不现代的，例如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是不现代的，儒教的权威主义也是不现代的)，那么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就没有办法与西方的现代文明结合。 现在西方出现了四个潮流，强迫我们重新来理解的不仅是儒家文明，还包括其它文明，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甚至日本神道以及各种原住民文化。最重要的思潮是“生态环保”。这一观念认为人类成为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人类没有办法顺着西方所发展的现代化模式一直往下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工具理性、个人中心，要控制环境，改造环境，同时要征服自然，把自然当作消费、当作资源，能够随时滥用，这一观念有很大问题。另外，西方女性主义的出现对儒学进行了很大的批判。女性主义出现之后，有一些基本价值：除了自由，也提倡公义(justice)；除了理性之外，非常提倡同情和慈悲；除了提倡人权外，还重视责任；除了提倡法制外，还提倡礼仪；除了个人以外，还比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注重下一代，注重未来世界如何能够持久、和谐、全面发展。除了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外，还有一个思潮是多元文化思潮。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各种不同的人种在一起，以前叫大熔炉。后来大家不赞成大熔炉，因为大熔炉就使得各种不同文化被主流文化融化掉，但各民族应该保持自己的特色。因此，他们又用沙拉(salad)来比喻这一文化现象。这种宰制性、强制性的同化可能是不太健康。最后就是全球化的出现。全球化出现后，地球村观念作为一种理想出现，就需要寻找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伦理。应该说，这些现代西方思潮的出现，为儒家传统有没有第三期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儒家传统有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主要看从事儒学研究，或者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它如何发展。其中，基本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将来怎么发展?儒学有没有前途，就是在中国大陆将来发展的过程中，儒学会不会起积极的作用?我曾写过《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提出文化立场与经济、政治不太相同，边缘地区有时候文化发展得很快，甚至外国人有时候对本国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研究美国民主最好的学者是托克维尔，他是法国人；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杰出的学者伯克，他是英国人；研究中国古代汉语，早期最杰出的是高本汉，他是瑞典人；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好的是剑桥大学的英国人李约瑟。文化跟其他领域不太同，文化要靠努力去争取，不是因为我在某种文化中蕴育出来的，我的任何行为就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在一群受到某一种文化影响的人中，他可以摧残自己的文化，他不一定是文化的承继者或发扬者，反而可能成为自己最精华文化的摧残者。文化发展需要主动自觉的努力，需要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出现。这种文明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和现代的文明对话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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