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能不能发展，与世界多元文化将来形成怎么样的对比，与文明对话有密切关系。我自己的希望是这样，从文化中国来看，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很大资源中的一种资源。文化中国的资源非常丰富，儒家只是其中的资源之一。但是，不管文化中国的观念多宽，也没有办法整个把儒家传统包容在里面，儒家传统不但是中国的，也是属于日本、越南、韩国的，属于海外东亚的华人社会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何开发儒家传统资源作为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现在成为知识界关注的问题。这个重担由谁来承担，谁来做?现在，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也就是对于人文比较有敏感的一些人。这不是精英主义的提法，而是大众的提法。这些人不仅在学术界(因为在学术界里面，很多是专家，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没有兴趣)，还可能在政府、企业、媒体，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运动中，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儒家传统的“士”，就是能够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关心的知识分子。这种人不是希腊哲学家，也不是希伯莱的先知，也不是僧侣阶级，也不是印度所谓的长老，也不是佛教里面的和尚或者尼姑，这种人和儒家传统中孔孟以来所谓的知识分子风骨很接近。在儒家传统中，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及对文化的关注，是读书人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的“士大夫”、日本的“武士”以及朝鲜的“两班”(包括文官与武官)，它们不仅致力于自身的修养，而且担负着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重任。大学教育多多少少应该培养这种人。大学应加强通识教育。大学为了什么?不只是为社会服务，大学也是为了文化的传承，为了人格的培养，为了人才的培养，也要成为批判中心。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批判精神，不仅要政治批判、文化批判，还要社会批判。我们讨论所谓批判精神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社会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要社会资本；除了科技伦理以外，还要文化伦理；不仅要有智商，还要有情商。培养这种类型的人要靠人文学研究。人文学、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文关切有内在的联系，这个跟葛兰西所讲的有机知识分子一样。从历史上来看，孟子就认为社会有四种人，四种不同的职业，他们都非常重要。我觉得儒家是重农而不轻商，真正重农轻商的是法家。法家不仅轻商，而且认为商是不合法的。法家认为两种人非常重要，一个是农夫，一个是军人，叫“耕战”。要种田，要打战，其他的职业都不重要，读书人最糟。儒家讲“四民”，四民中间的三民，其社会作用，大家都是不言而喻的。农人是生产，工人搞制造，商人通有无，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这些人。没有这些人的话，这个社会就缺乏活力。但是，另外有一种人，既不生产，又不制造，又不通有无，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说大话的人，这些读书人，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存在?《孟子》整个书里就讲了，这些人存在是必要的。因为世界、社会的意义就靠这些人来创造。民间和政府之间的沟通要靠这些人来进行。以前总是把知识分子当作一个政权里面的依附集团，比喻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对孟子最大的曲解。孟子的资源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来自他的文化传统，来自他的良知，来自他的主体性，来自天理。有了这些就可以对政治进行非常强烈的批判。这些人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的意义能不能够建构，社会上的动力、活力能不能够发展，社会的良知能不能够显现的问题。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今天所讲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完全合拍的。我们的社会需要公共知识分子。
从文明对话、文化多元的角度，将来儒家传统有没有新的发展契机，这是我们大家所十分关注的课题。如果说20世纪的下半期或者21世纪，中华民族的再生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中华民族再生毫无疑问是一个经济现象、政治现象，后面有没有更深刻的文化信息?我们对中国威胁论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应?还是说中华民族的兴起，有另外更深刻的意义?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如果她受到很多屈辱，现在重新再兴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再就是中华民族的兴起对于比我们更不发达的一些地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否对于他们将来的发展通过“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的方式能够创造一些新的条件?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切的问题。因为以前不管中国内部发生多大的动乱，对四邻，对亚太，没有多大的影响。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成功的路来，这是不仅关切中国人本身的问题，还关系到世界的和平。正是这样，我觉得现在重新来考虑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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