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到底现代化有没有多元的倾向?现代化如果只是西化，没有多元的倾向，那儒家文明要成为塑造现代化的动力，这个可能性就不大。可是，西方学者提出“多元现代性”的观点。他们认为现代性、现代化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比如说东亚，像日本、韩国都是现代化的，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与西方不同。当然现代化也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说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基本理念。这样说来，到底儒家文化在将来广义的文化中国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大问题。它不是由少数人可以做决定的。特别是这种文化到底对中华民族的再生，或者对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有没有积极的作用?消极的问题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冲突”，这个命题经过三代人的工作，就是怎样把儒家文化的阴暗面消除，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一工作已经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以后还要继续下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发挥、发展这种文化资源。哪些文化资源能够成为把中华民族建成富强、康乐的社会提供的资源，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我参加文明对话小组的讨论，与西方学者，包括德国神学家孔汉斯进行讨论。他提出普适文化中有两个原则必须坚持：一是恕道原则；一是人道原则，也可以是仁道原则。恕道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这一思想，符合文明对话的原则。这个理由就是，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我不要强加于人。假如我认为只有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通过我才能得救，如果你不接受这个观点，你本身就没有办法得救，这个就是排他性的原则。这个排他性的原则在文明对话中起消极作用。如果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对话。因此，恕道原则怎样进行，是一个大问题。人道原则是把人当人看。理解另一异族文化，是自我理解的先决条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过“9·11”以后，没有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美国应该想着走王道，不要霸道。如果美国不跳出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考虑区域利益或更宽广的利益，而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原则，那就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到底儒家文明是不是纯粹属于东亚社会?东亚社会有几个特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汉字文明。东亚社会大部分都受汉字文化、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家都用筷子、食稻米。到底儒家伦理在东亚社会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对非东亚社会有没有影响，这是一个大问题。假如儒家文明只能用汉字来表述，只能在东亚社会起作用，而不能跳出东亚社会，那么这个文明将来发展的前景就很不乐观。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你不能说，波士顿的基督徒一定比汉城的基督徒更像基督徒；也不能说，泰国的佛教徒一定比三藩市的佛教徒更像佛教徒；也不能说，中东的伊斯兰教徒(回教徒)一定比中国的回教徒更像回教徒。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儒家伦理如果只停留在汉语社会，不能用非汉语来表述，比如说，用英文、德文、法文来表述，那么儒家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就不大。要理解儒家文明不能只从一种文明来了解，而是要从多元文化的角度来了解。中国儒学的发展和日本、朝鲜、越南等有很大不同。韩国儒学很重视情，日本则重忠不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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