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迟到的真理
我们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知道生活是高于意识形态的。我不知道，是真理迟到，还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迟到。然而，我们终于认识到这一点，那就不算迟，要比永远看不见光明的瞎子，永远听不到声音的聋子强多了。其实，在意识形态的混战中，我们是因为光明而成为了瞎子，因为声音而成为了聋子。光明太强烈了，所以损坏了我们的眼睛；声音太响亮了，所以震聋了我们的耳朵。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的纷争，反而把生活本身给遮蔽了。几乎每个人都活在意识形态里，两个阶级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把人们脑子的那根弦绷得死死的。人们时刻都在警惕着，警惕着资本主义的复辟，警惕着反动派的卷土重来。人们彼此告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正因为警惕，正因为彼此的告诫，许多显然荒谬的观点大行其道，譬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苗有何罪，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就罪该万死；草有何能，插上社会主义的翅膀，就飞皇腾达。大抵极端的年代，都是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才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但是，极端的年代恰恰忽略了这最为基本的一点，而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致于经济基础没有根本的发展变化，而意识形态却一路高歌，一路飞翔。意识形态的斗争，成了人们生活的主旋律，这是很不正常的。生活本来就是柴米油盐，它是围着厨房转的，但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则把人们引向了广场。这并不是说走向广场的革命不好，而只是说，这革命不能当饭吃。革命是剧烈的变动，所以它不可能成为生活的常态。无论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讲文革三、五年来一次，虽然叫得非常响亮，却很容易为生活本身所抗拒。文革对人们的生活，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是否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这实在很难说的。因为生活本身是带有戏剧性的，人活在世上，不过做两件事，一是演戏，一是看戏。人们演戏的机会不是很多，大部分时间是在看戏。文革是一部幕天席地上演的悲壮剧；这部悲壮剧确实激荡着历史的真精神，这是无可否认的。但对这历史的真精神，我们还是有所保留的。我们绝没有否定历史的真精神的意思，但是我们更应该面对文革的真实。单纯地从主观动机去评价历史，那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还要看客观效果。在文革中，过于激烈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只淹没了生活本身，而且浪费了人们最为宝贵的鲜血。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下，人们的生命都是有韧性的；文革那暴风骤雨般的环境，更锻炼了人们生命的韧性。其实，人们对文革抱有复杂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段大的历史，可以否定；但是，人们在那段历史的经历，却很难否定。因为那段历史已经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的血管里奔涌着文革的血液。我们否定文革，是从它的客观效果来否定的，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主观动机。在文革那个时代，正面性的东西太多了；这是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所难以忘怀的。所以许多人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便怀着浓厚的感情，对那个时代悠然神往。活在意识形态中，未必就幸福，但确实是高尚的。虽然如此，我们依然不喜欢活在意识形态的纷争中，我们要面对的是生活本身。搁置意识形态的纷争是对的；其实，意识形态就应该淡出生活本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意识形态，而只是不再“你死我活”的争来争去了。生活本身的魅力，是远远超越意识形态的。就像养养花啊，这与资产阶级情调又有什么相干呢？穿喇叭裤，难道是思想堕落的标志么？这在生活本身是笑谈的东西，在意识形态纷争的时代，却被奉为金科玉律。究竟好笑，还是不好笑呢？然而，无论怎样，我们都笑不出了。为了生活本身，我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生活是高于意识形态的，认识到这么朴素的真理，我们竟然走了那么漫长的历程，付出了那么沉痛的代价。文革，也是一种生活，但这种生活，却很难为我们欢喜。其实，我们并不比过去高明，只是历史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二）悬浮于天空的意识形态
我们讲意识形态是悬浮于天空的，那是因为它离经济基础比较遥远。意识形态领域是有自己独特规律的，和经济基础的规律不尽相同。单纯地用决定论去讲意识形态，显然是靠不住的，因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是有超越性的。许多时候，意识形态是可以跑在经济基础前面的。当然，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超越，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也即是说，从根本上讲，意识形态还不能够脱离经济基础。那么意识形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容易开快车，甚至飞起来呢？也只有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吧。因为经济基础薄弱，一穷二白，所以便想着快点改变落后的面貌；而这种情形下，最需要鼓舞的，就是人们的热情，于是意识形态便充当了吹鼓手的角色。一般来讲，意识形态的问题是很难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解决的；但若是解决了经济基础的问题，那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意识形态的争端，是可以搁置的，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会发现，所谓意识形态的争端，实在很好笑。因为意识形态是悬浮于天空的，所以意识形态的纷争也即是对天堂的争夺。哪种思想、学说、主义，不把天堂据为己有，又把别种思想、学说、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呢？对天堂的争夺，是最为根本的，也是最为激烈的。只有占据了天堂，才会为人们所向往；说实在的，这也是凝聚人心的问题。其实，意识形态对天堂的占据，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它来源于人们的信仰，有很多的霸道。譬如那个时代人们所熟悉的歌谣，“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咱就叫他见阎王。”对于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我们都是认同的，但是他们何以好呢？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理由，而只是翻来覆去地讲好好好。讲“好”，没有错，但讲“好”的方式却是非理性的，可以说是来源于信仰的狂热。在我们心目中，社会主义自然是神圣得不得了；社会主义的神圣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批判最为彻底的，当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很大道德义愤的成份，譬如他讲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的高尚，正是来源于资本主义的罪恶。因为资本主义是罪恶滔天的，所以社会主义就应该建立道德理想国。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资本主义也诬蔑社会主义为共产共妻。大抵二者是水火不容的吧。但在历史上，二者却也能够交相为用。列宁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便有资本主义的因素；而罗斯福新政，也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手段。如果单纯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似乎列宁对资本主义暗送秋波，而罗斯福则对社会主义回眸一笑。然而，若放到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这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可以这样讲，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是根深蒂固的。经历了文革的人们，心中始终绷着阶级斗争那根弦，生怕资本主义复辟了；正是因为思想上带了紧箍，所以行动起来，便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那自然要解放思想。其实，所谓的解放思想，也就是重回起点的意思。就像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从理论上来讲，这讨论是多余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列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然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过是思想解放的起点，它真正指向的是后来的结论，即计划与市场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志。经过了十余年的历程，人们才最终冲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也许，只有意识形态不去争夺天堂，天堂才会降临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是灵魂性的东西；然而，灵魂最大的特点，也就是若有若无。意识形态是一张无形的天网；既然它是高悬于天空的，那为什么定要阴云密布呢？来一个朗朗晴空，不更好么？意识形态最好的存在方式就是让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们要面对的是生活本身，至于意识形态，爱怎样就怎样了。有人讲了，你一面讲生活是高于意识形态的；一面又讲意识形态是悬浮于空中的，这不矛盾么？其实不矛盾，生活高于意识形态，是价值的判断；意识形态悬浮于空中，则是说它离经济基础比较遥远。
（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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