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文革中,生活在意识形态之外,绝对是一个奢求。因为文革就是要把每个人都卷入进来,让每个人都处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当然是有的,历次的农民起义都证明着阶级斗争的激烈;但是这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阶级斗争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存在,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所以文革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实在是人为的阶级斗争。有人说了,如果是人为地别造价斗争,那应该都斗不起来啊。这就不对了,风扇起来了,火点着了,那矛盾也就尖锐起来了。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首先是不应该的,其次是可以避免的。为什么不应该?因为社会不能总处在急风暴雨般的动乱状态,它要发展,是需要正常的秩序的。事实已经证明,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没能避免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呢?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史最大的主观因素——毛泽东,维护文革的坚定意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恶势力的推波助澜。人为的制造阶级斗争,这也许是文革的最大教训吧。也正是因为这个教训,后来才讲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文革中的人们,是生活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那个时候,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这意识形态的烙印,也正是我们与那个时代最大的隔阂。在意识形态中生活,这是很难为我们所理解的。如果生活的一切都意识形态化了,那除了狂热的激情,生活还有什么滋味呢?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不好,而只是说意识形态不应该笼罩一切。不过,这样的观点,在当时肯定会被认为是错误的。那个时候,就是要让意识形态去占领一切阵地,因为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这显然是用两军对阵来理解意识形态的斗争的。我们只是要问,这两种意识形态会斗争到什么时候呢?社会主义会说,斗争到共产主义胜利的那一天。而资本主义呢,则要等到自由世界降临的那一天。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得到和解呢?最好不要这样设想,但却未始没有可能。我们古代儒家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既然大家都是兄弟,那什么都可以坐下来谈,而不必整天舞枪弄棒的。鲁迅先生讲过:“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所真的恩仇都消泯了,那是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就不存在了呢?当然存在,只不过这种斗争被搁置了,或者说淡化了。也是即是说,主要的精力已经不放在意识形态中的斗争上,而是用最大的精力实现自身的发展。把所有的问题放在发展中去解决,无疑是最高明的,也是最务实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讲生活在意识形态之外,正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被搁置或淡化的结果。如果回到文革时代,我们还是要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仇怨是不共戴天的;可是,即便在那样喊的时代,中美关系的大门还是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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